命一无所知，以至死到临头，被害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死得那样不明不白。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却见风使舵，悬上白旗，表示反正，一变而成为“革命者”，统治这个地方的依然是所谓镇宁使、道尹、知县，依旧的军阀统治，民众的麻木，给作者的感受是深刻的，其革命背景下的各色人物给人们的思考是深刻的。沈从文在《桃源与沅州》《沅水上游几个县分》中分别写到的沅、晃两州的农民武装示威，却是当时湘西农民运动的一个侧面。唐佰庚英勇牺牲了，并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陈尸示众三天。这些反革命，反进步的无耻之徒又说明了什么呢？
其次，沈从文有不少作品对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农民等下层人民“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的现象有所描绘，客观上揭露了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阶级矛盾和对立。他在讴歌农村素朴人性美的同时，却没有忘却在城市里，厂矿中，还有很多挣扎于饥饿线上的工人和农民。那里到处是肮脏，贫困，疾病，愚昧??一句话，不是人过的日子，不是人待的环境。沈从文笔下这些工人和贫民，似乎没有思想，没有欢乐，也没有悲哀，显得那么麻木。他们不是“人”，“只能算是一群做工的动物”。“他们都明白他们一生只劳作同饥饿。”[10]连起码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就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且看《辰溪的煤》，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是十分艰苦险恶的。“若到一个取煤的斜井边去就可见到无数同样黑脸黑脚人物，全身光裸，腰前围一片破布，头上戴一盏小灯，向那个俨若地狱的黑井爬进爬出。矿坑随时可以坍陷或被水灌入，坍了，淹了，这些到地狱讨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矿工不仅劳动艰苦，生活也十分低劣，“每天只能靠一点点收入，一家人挤塞在一个破烂逼窄又湿又脏的小房子里住，无望无助的混下去。孩子一到十岁左右，就得来参加这种生活竞争”。对此，作者愤懑地说：“这种人总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他希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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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精力不完全浪费到这种简陋可怜生活上，使多数人活得稍像活人一点”。呼吁人们在调查和同情以外有一个办法。这“办法”在作者心目中虽然是模糊的，但却是一种正义的呼喊，是对旧社会的一种抗争，是作者希望转变丑恶劳工现实的正义呐喊。[11]《夜的空间》揭示了童工令人辛酸的生活。《腐烂》比较客观的展示出大城市贫民窟居民连人性的外观也丧失殆尽的悲惨情景。
最后，沈从文竭力鞭挞绅士阶级的道德沦丧。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都市里，人欲横流，实即兽性的膨胀。什么丑行也干得出。自私,虚伪，投机取巧，争权夺利等。沈从文笔下的绅士阶层表面上往往以有道德的面貌出现，以显示自己高贵的绅士身份。这种道貌岸然的虚伪在城市上流社会是屡见不鲜的。官僚政客以及某些教授、文人，在沈从文眼里，就是此类典型，他们口头讲的，心里想的和实际干的不附。因此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裸露出他们的本相。历史常常重演。《阿Q正传》中曾有过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跑到静修庵打尼姑，砸龙牌的“革命行动”。在辛亥革命时期表演过的故技，到了五四时期又被一些旧式人物用来沽名钓誉。在湘西芷江，有个警察所长。他督率警士对明朝万历年间塑造的一座大佛像进2行讨伐。这个大佛头耳朵可容八个人盘旋而上，佛顶可以摆四桌酒席，佛像保存五百卷手抄本经卷和五彩壁画的版子，装有六十担茶叶和一些泥做小佛。这座巨佛竟被这位想捞油水的警察所长毁掉了。这种愚昧的行动，对于打倒真正的佛像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相反还多了一个活佛像，这就是外国牧师的入境。[12]作者所写的这一现象背后的人物是令人深思的。小说《有学问的人》写一个大学教授，傍晚称妻子不在家时，同妻子一个离婚独居的女友调情，但又有碍于绅士的体面，踌躇不前，结果妻子归来，丑剧结束。
既然沈从文创作的出发点是人性，那么，只要他“分析现实”，“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就一定深深感受到他所肯定、顾恋的素朴人性美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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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中是怎样被压扁扭曲。这就是本文作者对沈从文“解剖与描绘”的论述。
三、美与善、丑与恶：沈从文笔下的中间人物
当然，沈从文也写了一些中间人物，在这些中间人物的身上，作者一颗爱与希望的心也是真挚的。湘西下层阶级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中间人物形象，作者想通过这一社会群体形象的塑造体现人性被扭曲压扁后的复苏和觉醒。所以作者说：“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13]
在现实黑暗势力重压下，沈从文笔下的农民、士兵、工人等下层人民的灵魂被扭曲变了形，但沈从文并没有忘记，而是十分注意挖掘他们身上尚未泯灭的人性。这些人物身上有丑恶面，有美善面。作者可怜这些下层人，他们既精神麻木，又保存着对爱的憧憬；他们虽然粗犷而且野性，但又缠绵而富于人情味。沈从文写了他们的雄强、犷悍、龌龊、粗暴、淫乱的性格，也写了他们酗酒、赌博、打架、吵斗、偷窃、劫掠的行为。同时沈从文也发现他们也有同我们一样鲜红热烈的心，有同我们一样的人性。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自有他们善良可爱处。作家将火红一样的颜料涂在他们身上，这颜料蕴含着理性的批判，强烈的自卑和自卑下寻找的优越以及深沉的文学理想。即使《新与旧》里那个糊涂操着刽子手生涯的老战兵，当他“失业”的时候，也还表现为人采药、钓鱼、给踢球的小学生打气等等富有人性味的天真醇厚的一面。至于那些小镇湘西妓女与水手的爱，他们既夹在金钱、物欲控制支配的罅隙，仍然执着追求真诚的爱。《柏子》中水手柏子一方面灵魂被压扁扭曲，一个月辛苦挣来的钱，都用于烟、酒、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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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以为这样能得到休息和快乐。忘了周围的世界，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他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而是自得其乐，自感满足。但是令一方面，柏子与妓女短暂的欢居中，也产生了爱，精神上有所寄托。沈从文的生命历程中各种各样的死亡直接涉及。这些生命的毁灭强烈的刺激了他，使他不得已对命运的思考，导致了他的悲观。命运不可理喻的说明了神秘性质，构成宿命的悲观。而当这些以一个乡下人特有的诚实和固执的时候联系起来，有利益更好的理解沈从文的生命宿命观。
世界上的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黑暗就有光明；有丑恶，就有美善。所以追求光明与驱逐黑暗，提倡美善与革除丑恶对于社会人类同样重要。那么，沈从文无论塑造了众多美善的人物形象，还是塑造众多丑恶的人物形象，还是中间人物都是在竭力地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沈从文的人格要求是以独立不倚的\理性人格\为鹄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沈从文的文化人格是理性的，他的审美创造蕴含了不屈不挠的理性主义光辉。健全与偏执、宽容与尖刻、谦逊与孤傲、乐观与悲愤等人性的两种侧面经过相互激荡的作用，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他的文本之中，这是他独标高格之所在，所以，我们对于沈从文人物形象的美善丑恶塑造应这样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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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沈从文．辰溪的煤．沈从文文集（第6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
[12]沈从文．沅水上游几个县分．沈从文文集（第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
[13]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N]．大文公报，193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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