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宗教的兴盛
第一节佛教
蒙古统治者最先接受的佛教，似为中原汉地的禅宗。1214 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13 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①。1219 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②。1242 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③。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迅速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常称为喇嘛教）亦开始渗入蒙古宫廷。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
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立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16 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1334），又废广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寺院24000 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21万余人。 元代设有帝师一职，领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西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为“王师”。出身于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迦，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僧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蒙古宫廷取媚固宠；同时在中原、江南等地也化度了少数信奉者。
总的来说，在内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还是从宋、金流传下来的各派。
宋代寺院已经分为禅、教（指天台、法相或称唯识、贾首或称华严等宗①）、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当时南进的蒙古军右军统帅是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海云所见，当为窝阔台。 ② 《至元辩伪录》卷三。
③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普觉英辩传》云：“教自隋唐以后，传者各宗其说，遂派而为
三：由止观之门，观假而悟空，观空而趋中，以和于实相，为天台宗；会缘入实，即俗而明真者，为贤首宗；穷万有之律三大派。元人把各派特点扼要归纳为：“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②
入元以后，禅僧德辉于1265 年重编《百丈清规》（此清规最初由初创禅院的唐代后期僧人百丈怀海制定）；律僧省司等编成《律苑事规》（成于1325 年）；教僧自庆编成《增修教苑清规》（成于1347 年）。三类寺院的内部规定，都进一步制度化，“固各守其业”（《元史·释老传》）。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据《佛祖统纪》，这次廷辩的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①。但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社会，此后最为流行的仍然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
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著名的万松行秀（1166—1246）在金元之际成为出入于儒释之间的北方文士领袖，他著述甚富，《从容庵录》6 卷为其举扬曹洞宗风的重要代表作。万松弟子福裕（1203—1275），后来在西京主持少林寺。福裕一系，乃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临济宗的传播最广。北方的临济宗以海云印简（1202—1257）一系最为有名，因而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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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元廷封为“临济正宗”②。南方的临济宗，宋元之际亦大盛。雪岩祖钦（？—1287）、高峰原妙（1238—1295）、中峰明本（1263—1323）师徒相继，阐扬宗风。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有元一代禅僧的代表人物。元朝统一云南以前，在大理白人及汉人中流行的佛教，“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③。在云南，密教僧人称阿叱力（或阿阇梨，梵语Acarya 的音译），或称轨度僧，有妻子。至元中叶，禅僧雄辩（善阐李氏）、大休相继归滇或入滇，当为云南传入禅宗之始。其后，有云南僧人玄鉴东来，问法于中峰明本，“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介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像归国南诏”。“至中庆城，四众迎像入城，..由是兴立禅宗，奉师为南诏第一祖”①。据陈垣先生考证，玄鉴初访中峰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玄鉴原是教僧，访明本后改教为禅，遂成为云南禅宗第一祖。此后，阿叱力教虽在云南继续长期存在，但禅宗势力也开始在云南发展起来。
元代的教、律各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僧人。如天台宗的玉冈蒙润（1275—1342），华严宗的真觉文才（1241—1302），法相宗的普觉英辩（1247—1314）、云岩志德（1235—1322），律宗的光教法闻（1260—1317）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1260—1232）传戒法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锱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②。
数。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归乎中道者，为慈恩宗。”慈恩宗亦即法相宗。 ② 刘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羽庭集》，卷二。
① 《佛祖统纪》卷四八，《大藏经》卷四九。这段记载可与宋本《中峰道行碑》所谓“时尊教抑禅”之说相映证。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云峰高妙传》，经过廷辩，教僧仙林“辞屈，上大说，众嚎乃息。禅宗按堵如初”。恐怕是曲笔。
② 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集》卷九。
③ 《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记》，《新篡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十二。① 宋本：《中峰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俱见于《中峰广录》附录。按宋本所撰碑，又孱入郑元祐：《侨吴集》卷十二，某些文句略有小异，可参见。
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1043—1121）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作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发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普宁寺。延祐七年（1320），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其创始人为南宋初年的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他所创立的白莲教并不要求门徒出家，可以娶妻生子，在家出家，所以在下层社会中得到迅速的传播。至十三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处处有习之者”①，并在宋亡之前已经传到了北方。
元代白莲教的发展比较曲折。元朝统一后，一部分白莲教徒在杜万一的领导下，于宋亡后次年曾举兵起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仍然取得合法地位。庐山东林寺在元成宗时一再受到政府的封赏，从而推动了该教在全国的空前规模的发展。但元政府内部对白莲教一直存在两种意见。因一些地方白莲教徒的骚乱活动，武宗在继位之初（1308）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元史·武宗纪》）。后因镇江妙果白莲寺和尚普度赴大都，通过国师感木鲁（即哈迷立）人必兰纳识里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活动，并为此上书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下旨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这时其信徒不但有下层百姓，还有社会上层人士。寓居大都的高丽国王也皈依白莲教，并在其国内创建寿光寺白莲堂。但英宗即位后，又于至治二年（1322）下令限制白莲教的活动。在民间，白莲教徒的数目一直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②。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的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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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由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0 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译为汉文，被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之后，由大德29 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可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传下来的大藏经板（系以北宋版大藏经为底本雕造）加以校补雕，刊印36 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发起刊刻的藏经称为普宁寺本，6010 卷。自宋季开始雕造的碛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6300 余卷。据新近发表的资料，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①。
②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惠汶传》。 ① 《佛祖统记》卷五五《事魔邪党》引良渚语。
② 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 辑，1983 年。 ① 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展》，《文物》1984 年第12 期。
第二节道教
宋室南迁后，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为太真）、全真等诸派及浑元教等。其中正一为宋以前旧教派，而全真等则为宋室南渡后北方新创教派。 全真道由道士王喆于金朝中期所创，追随他为发展全真道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其七大弟子。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以及佛教、儒学等远为优越的地位，以至能在三四十年内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②。蒙哥在位时期发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两次遭到失败。其结果不但使道教的地位降至释教之下，而且也稍稍改变了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状况。全国统一以后，活动于南宋故土的旧道教符箓各派继续流行于江南各地；在北方传播的仍然是全真、真大等教，而以全真道的势力最大。
道教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蒙哥时曾勒令道教归还被他们霸占的佛寺二百余所。到至元十七年，“僧人复为征理”。据释教声言，全真教徒殴击僧徒，诬僧人纵火，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这场官司仍以道教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剿刖、流窜者达十余人。释教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流行于世的道教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辩论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教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论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①。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超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不过，《道德经》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的诏令，并未完全执行。由于正一道人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恳请，道经中之“不当焚者”或“醮、祈、禁、祝”等仪注皆得保存②。忽必烈末年，又撤销对醮祠的禁令，“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当时由于桑哥等权臣沮遏，这道诏旨只在京师公布，“而外未白也”。
② 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
① 《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之碑》，《至元辩伪录》卷五。
② 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成宗即位以后，又将它重新颁行天下①。道教这才从焚经厄运中喘过一口气来。自蒙哥时候起，全真、真大、太一等教门宗教领袖的掌教地位均由朝廷任命或加以承认。入元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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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由此发展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单，得行文书，视官府。”②各宗掌教的人选，由本宗上层推定后经皇帝批准赐印，有时也直接由皇帝委派本宗中深孚众望者担任。在南方，世代居住在龙虎山的第三十五代正一天师张可大，南宋季年已受敕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箓。忽必烈攻鄂时，他曾对来访的蒙古秘使预言“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③。忽必烈灭南宋后，对可大之子，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倍加宠渥，命其主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也都经过元廷的认可，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事④。成宗时，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又受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遂正式并于正一道门之下。正一天师就是正一掌教。惟元廷仍许其住在龙虎山，不像北方三派掌教“必得在禁近”。 元政府除了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还设置专门机构，对“教法”
以外的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与道教之间关系的各种有关事务加以干预和管理。在中央，以道教隶集贤院；地方上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元代道官主要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虽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地方上的道官衙门和宫观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春真人邱处机。邱处机是全真道创始人王喆七弟子之一。他曾奉成吉思汗召请，远赴中亚。他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1251 年）、李志常（1193—1256）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经营大家的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全真道进行了几项大规模的活动。其中包括为邱处机举行显耀的葬礼；大兴土木、广建宫观，乃至筑道院于和林；在终南祖庭会葬祖师王喆，并扩建重阳万寿宫；刊行道藏；在广度门徒的同时，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是真大道第九传掌教张清志。在八传掌教岳德文死后，张清志归丧大都天宝宫，“丧毕潜遁”。数年后为徒众推举，曾任掌教。因不堪谒请逢迎而隐去。后因找不到合格的继任者，朝廷遣使寻访，给驿致之。张清志度不可辞，只得入京，但他舍所赐驿乘，徒步赴京。到达大都以后深居寡出。贵人达官来见，常告病不出，但对于社会贤良却宁愿徒步去见①。随着元廷对道流的利用和笼络，其上层率多趋炎附势，肆行威福，早已忘记了刻苦自励、淡泊寡营的标榜②。张清志的行止，与他的同道相比，应该说还是高出一筹的。
① 姚燧：《长春宫碑》，《牧庵集》卷十一。 ② 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
③ 《张可大传》，《汉天师世家》卷三（载《续道藏》）；宋濂：《张天师世家传序》， 《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六。
④ 下述史料明显地反映了张天师须经朝廷认可的事实：“延祐三年丙辰张国梁（张与材）仙逝，以印、剑授之（按指其子嗣成），命袭教。开府张宗师（按指张留孙）闻于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见《张嗣成传》，《汉天师世家》卷三。
由相传为张道陵后裔世代相袭的正一道天师的居处龙虎山，宋代已成为官定的正一道祖山。元代正一道另外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即张留孙（1249—1322 年）、吴全节（1266—1346 年）师徒。张留孙，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学道。正一天师张宗演奉忽必烈之命北觐时，选留孙等从行。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派别不同，正一诸派都持符箓念咒作法，大概更容易得到蒙古贵族的信从。元廷选正一道士留住大都，诸人以“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最后留下了奏对称旨的张留孙。张留孙以法术为皇室驱邪禳灾，渐受眷隆。至元二十五年，元廷以其预议掌管道教的集贤院事，实际上把他推上了南北道教诸派钦定盟长的席位。此后他主盟道坛三十余年，受玄教大宗师印，视二品，领集贤院事，位大学士之上，进入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之列①。张留孙死后，至元年间由他推荐入京师的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吴全节深通儒术，在“学问典故”方面一直是张留孙的顾问。张留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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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节与朝中许多较有地位的儒臣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除主盟道教外，他们亦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议国政，“国家之政令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②。这个阶段，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似乎超过了全真等教派。吴全节死后继任玄教大宗师的是其弟子夏文泳（1277—1349）。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发的汉人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阿力麻里的道教徒曾设立三坛。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39）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①，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有各民族的人。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宝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时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已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即王喆）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②。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扩大传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前后设经局27 处，以管州（治今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搜求遗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入藏。是役起于1239 年，告竣于1244 年，陆续印造了一百数十部。元刊道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约比《大金玄都宝藏》多一千四百卷。可惜道藏刊成后不久，便遭到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焚经之祸。经板和相当一部分经书被毁。明正统道藏《缺经目录》所著录者，绝大多数系因元代焚经而致亡阙。元代南方一些较大的道观，也保存了部分道藏。其来源大都是从两宋幸存下来的《政和万寿道藏》刊本。
① 吴澄：《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②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宋流之贵盛》等节。
① 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② 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① 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录》，但与原碑文有一定出入。见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 辑，1992 年，页119—140。② 王磐：《张志敬道行碑》，《陕西金石志》卷二五。
第三节伊斯兰教
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泉州的“圣友之寺”、扬州的礼拜寺（明代重建，今存）及其创建者补好丁（今译普哈丁）之墓（地在今扬州东关对河），都是两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见证。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称为移习览①。但该词尚未见于元代汉文史籍。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②，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 关于回回的名称，元初王恽曾记录“宋克温说”云：“..回鹘，今外五（按即畏兀儿）；回纥，今回回；..今人以名不佳，改之”③。其实回纥、回鹘在唐代原本是一个概念，只不过使用先后有别。到了宋辽金时代，“回纥”及其另译“回回”被用来专指中亚人。而回鹘则继续指西迁的那一部分回鹘人，即后来的畏兀儿人。
“回纥”（回回）从指回鹘人转为指中亚人，主要是因为宋朝疆土局限于内地，宋人对西域的了解远逊于唐代。而西迁后的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所以宋人把途经回鹘入汉地贸易、操与回鹘人类似语言的西域人都视为回鹘人，统称之为“回纥”，即回回。这应是用回回指中亚人的原因。元代中国的版图包括中亚，元人对回鹘人与中亚其他民族的区别甚为清楚，所以“回回”、回纥成为专指西域人的名词，而回鹘、畏兀儿则指唐代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的后裔。
在元代，回回主要指伊斯兰教徒，其所遵行的伊斯兰教法律称为回回法；但回回所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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