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聂思脱里教徒等。犹太人有时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速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罗里回回”等。到后来，甚至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被称为“回回”。但在大多数场合下，回回人还是指伊斯兰教徒。元代徙居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体。
①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这三个西辽属部部民当为伊斯兰教徒，所以史文作“移习览三人”。览字属谈韵，以-m 收声，用移习览译写Islam 其音正合。
② 阿拉伯语Muslim（今译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alman 的音译，亦作菩萨蛮，见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③ 王恽：《玉堂嘉话》卷三，见《秋涧集》卷九五。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任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也包括前代即已寓居中士的波斯、大食人后裔。回回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①。中统四年户口登记时，中都（即后来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当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层即工匠、平民等被括入官府或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纺织、建筑、兵械、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例如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置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②。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①，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②。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③；“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④。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原则⑤，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 意为法官）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以后，“罢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属”（《元史·仁宗纪一》），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⑥。根据上引史料，回回哈的司在“外头”有“设立来的衙门”，也就是说，它曾在各地设有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是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的。皇庆以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⑦。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候，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纪一》）。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间流行。此外，出嫁或者被卖给回回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当亦有一部分信奉了伊斯兰教。
① 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②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卷一二二《哈散纳传》。波义耳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76 误Simali为Sinali，所以他说“地名无考”。
①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② 《明史》卷三二三《西域传》。
③ 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④ 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3。 ⑤ 《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 ⑥ 《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⑦ 《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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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①。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 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②。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发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0 年（1310—1311）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③。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术语“迭里威失”（darvish）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遗址发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 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①。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 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如答失蛮（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darvish，指苏菲派托钵僧，与之相应的阿拉伯语为faqir，未见于元代汉籍）、纳麻思（波斯语namaz 译言礼拜，相应的阿拉伯语为salat，亦未见于汉文史籍）等②。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最古的清真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大食人苏莱曼公元九世纪中叶到广州时，已看到那里有清真寺。南宋岳珂10 岁居广州时（十二世纪末），怀圣寺已立于珠江边。元至正十年（1350）所立之《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③。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较多的地方，据那里的“圣友之寺”大门甬道北面石墙上的阿拉伯文题记记载，此寺建于回历400 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1010）；据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载，清净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
① 见《秘书监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324。
③ 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页773，东京，1964 年。① 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诏令碑铭及文书》第21 件，《通报》，1908 年，页307—309；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 年。
② 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页1251—1260，东京，1964 年。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①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上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在元代都得到维修。元末吴鉴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现今发现的泉州清真古寺遗迹除了上述“圣友之寺”和“清净寺”以外，还有涂门外津头埔的所谓“宋也门寺”、南门的所谓“元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的“元纳希德重修寺”和所谓“元无名大寺”等②。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十四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③，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 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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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学院④。这些都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元代从陆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⑤。与从陆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发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①。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 al-Isl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 Amin ？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wall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②均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陆路入华的回回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泉州的“圣友之寺”在建筑上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③ 《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页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 年第8 期。
② 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3 集。③ 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 年，页179，注2。④ 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 辑1992年。 ⑤ 见《泉州宗教石刻》，页21。 ① 参见《泉州宗教石刻》，页1—26。
② 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4。
第四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聂思脱里教
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 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③。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④。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 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①，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②。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 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 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③。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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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①。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 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②，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 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③ 《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④ 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① 见《石墨镌华》卷六。
② erke’un 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w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w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③ 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① 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 年第1 期。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③。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 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④。史料还提到1281 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⑤。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 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①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②。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③。
② 《景教研究》页894。
③ 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 注。
④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⑤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①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w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认为此处之k 系t 之讹。
② 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 辑。
③ 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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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①。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②。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③。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 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④。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①。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②。
① 《出使蒙古记》，页224—227。 ② 同上书，页232—233。
③ 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 辑。 ④ 《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①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②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天主教与东正教 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已有接触。蒙古西征远达东欧，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法国国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的政府。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蒙古西征中所掳回的战俘、军队、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亚、东欧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他们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不过，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聂思脱里教派。
1294 年，孟特·戈维诺等人受教廷派遣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努力活动，使罗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000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随蒙古军东来定居于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在孟特·戈维诺影响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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