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富豪发迹史
破东南亚大亨的神话
这些东南亚超级大亨们，在成功学的包装下，被大众视为“超人”、“股神”，但在作者笔下，他们本质上都是官商结合的“寻租者”。尽管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个由穷至富、白手起家的神话形象，但除了个别随苏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出身穷人的，要么本来家庭出身就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
阅读《亚洲教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公开推荐本书却颇为艰难。因为这是一本“左”、“右”都不讨好的财经纪实书。所以，本书的英文版推出多年之后，才有姗姗来迟的中文版，其原因就容易理解了。 这本《亚洲教父》的副题是《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非常准确。鬼佬作者详尽地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的致富之道（书中作者提到了这些发迹过程之中大亨们不太光彩的细节）。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均有详细的介绍。
作者通过数据分析，揭示整个香港和东南亚的经济实际上只由四十到五十个家族所主导。这些家族的经营事业涉足银行业、地产业、船运业、糖业、博弈业到伐木业。巅峰时期，全世界最富有的二十五个家族中，来自东南亚的家族就占了八个。
本书带大家一览亚洲商业大亨们的世界。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诚；赌场大亨、也是十七名子女的父亲何鸿燊；马来西亚云顶高原游乐区创始人林梧桐；印尼的几位银行家，以及由工厂蓝领变成菲律宾烟草业大亨的陈永栽。
这些超级大亨们，尽管在成功学的包装下，被大众视为“超人”、“股神”，但在作者笔下，他们本质上都是官商结合的“寻租者”。他们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与垄断相关的行业，而没有一个人建立过一家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尽管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个由穷至富、白手起家的东南亚神话的形象，但正如作者耗费几万字掘地三尺搜集资料后指出，除了个别随苏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出身穷人的。要么本来家庭出身就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与公权力结合寻租。 当然，如作者在书里面反复强调的，指责这些手眼通天、权势逼人的富豪是没有意义的。在特定的年代和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市场经济建立之初，寻租本身也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有其价值。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南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东南亚富豪几乎没有一家想到去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公司。实际上，在我看来，东南亚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企业的影响力甚至不如内地的民营企业同行——当然，像汇丰银行这样严格控制不被富豪控股的极少数公司除外。
所以，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经济学者担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巨型的寻租者所赖以生存的屏障，就会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寻租者的利益所在，以及寻租者已具备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使得打破这种屏障极度困难。令人沮丧的是，目前很多亚洲的国家好像也正在遭遇同样的问题。
有人看到本书会沮丧，是因为看到标榜为典型自由市场的香港和法制国家的新加坡实际上远非媒体和舆论上讨论的那么理想。作者研究得出结论，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或地区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新加坡、香港这两个城市，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他们的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显示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作者的观察准确，剖析犀利，把握住了看上去炫目又神秘的东南亚富豪家族本质。当然，这类花大力气的专著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揭丑”，而是为了激发读者思考，怎么样才是东南亚各国持久与平衡的发
展之道，富豪如何才能与当地协调发展而不是阻碍。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法显然是苍白的，恐怕更多的读者担心的不仅仅是东南亚了。
例如，香港知名维权股东代表戴维·韦伯(David Webb)就尖刻地表示，在购买家族企业股票时，好的投资者已非常熟练于消化大亨们天生的贪婪因素。“即便投资者知道大亨们将取得不公平的好处，但投资者已具备相当的能力来消化这种风险。”这种心态，相信很多在A股市场与虎谋皮的中小投资者一定会感同身受，引为知己。（摘自《新京报》总第2840期）
书摘 “找不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
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以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父辈们最初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
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社会名流艾德里安·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捷克、泰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拥有豪华酒店宾馆，认识大部分当代大亨。他就教父之路评论说：“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华侨作家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泰国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总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政府的出版物里，他信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学校缺乏资金，设备极差。 事实上，他信是著名的清迈王朝的后裔，1932年前他信家从事课税征收，尔后转入了丝绸经营、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他在警察局的职位不断获得升迁，并获得了国家经营特许权，这些只有圈内人才能做到。
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15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1950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长江实业。”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富舅舅的女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根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他额外的经济支持。 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在1920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
董浩云是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他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成了有钱人。
在现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跻身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对于那些不能依靠父业来为自己事业作铺垫的未来教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妻子的家庭产业。
在东南亚的社会里，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这种关系使人得到了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
们怎么与白手起家联在了一起。身为香港东亚银行主席的亿万富翁李国宝，坚持认为许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他列举了影视巨头邵逸夫、恒基地产的李兆基以及霍英东。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县一个富有的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家庭，而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里，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精英学校，这使得他也与众不同。 没有马科斯或苏哈托这样的人重组社会关系，亚洲教父就不会是社会变动的产物。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是大亨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他们的自豪感，也对维持官方政治结构和该地区的非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实际上，尽管有很多有才能的创业者，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成功机会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