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殷墟发掘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确立 ----1928--1937殷墟发掘地位之评价
摘 要：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1928年—1937年历时10年共15次的科学发掘，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场由国家科研机构组织、由中国人独立主持、采用近代考古方法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遗址发掘，也成为近代中国考古学形成和确立的标志。
关键词：近代考古学；殷墟发掘；技术方法；发祥地
关于1928--1937殷墟发掘地位和意义的研究，可谓成果颇多。专著李济先生的《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安阳》，胡厚宣先生的《殷墟发掘》，郑振香先生的《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等，论文有刘一曼的《殷墟考古78周年》，王宇信的《论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在我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殷玮璋《殷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等。成果虽多，但我认为有些地方尚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因此，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浅显见解，以求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考古学的诞生
近代考古学起源于西方，而西方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它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从而开始兴起对希腊罗马时代雕刻和铭刻的搜集。不久又进而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后来这种兴趣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寻访和搜集。
到19世纪中叶，丹麦学者C.J.汤姆森(1788～1865)提出“三期论”学说,认为史前时代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三期论”的提出使考古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此后不久J.J.A.沃尔索(1821～1885)又进而把“三期论”用于野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明。1843年，J.J.A.沃尔索(1821～1885)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使“三期论”从此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由于史前时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对史前史的研究必须完全依靠考古学，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1](P253-255)
丹尼尔也有同样的论述，他认为：史前考古学是考古学的标志，他在此说的史前考古学，可理解为考古学一词的同义语。1866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这使得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中国汉文中“考古学”这一名词，是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如Archaeology(英文)、Archaeologie（德文）、Археология（俄文）、Archeologia(意大利文)、Arqueologia(西班牙文)等,都是源于希腊文，意为古代或古代的事物和科学。
作为一门近代科学，考古学已有它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词源》上给考古学下的定义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定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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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注：参见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收入《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金石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清末民初，随着近代考古学知识的传入，金石学研究已经逐步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已不复存在。
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产生近代考古学。在论及考古学传入中国时，李济先生把社会变革、世界观的改变以及与考古学有关的学科环境的出现，视为中国接纳考古学的原因。“1911年辛亥革命不仅在亚洲东方的政治界和社会结构中引起了根本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上，革命使这些人逐渐改变了世界观，田野方法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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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习手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也产生了影响。”这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国发达的传统金石学的结合，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
二、殷墟的发现与科学发掘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源于殷墟发掘，而殷墟的发现，得益于甲骨文的发现。1899年，清代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从中药铺购得的“龙骨”上发现有契刻文字，经过考订，得知这是商代卜辞。后经刘鹗研究，认定卜辞乃“殷人的刀笔文字”。罗振玉则对甲骨文的出土地点进行了探访，访知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小屯，即对安阳小屯进行研究，考证其地乃是“武已之墟”。经过进一步的考证后，罗振玉又明确指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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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丁去于帝已。”其后，王国维在卜辞的研究中，发现“卜辞所记帝王讫于武已、文丁”，因此认为“盘庚以后，帝已以前，皆宅殷墟”[4](P46-47)经过这些学者的考订，基本上确定了安阳小屯一带应是殷墟所在地，开始了殷墟的发掘与研究。
1928年6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设于广州，1929年迁往北平，傅斯年为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当时史语所内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史学及文籍考订，第二组从事语言学及民间艺文，第三组从事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并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一、二、三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成立始，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日战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整理、研究了大量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而其中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史语所筹备当中，傅斯年就派董作宾往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董作宾在安阳之行及对小屯的实地踏访后，向史语所提出了《殷墟甲骨调查报告发掘计划书》，得出了一个可靠的结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董作宾这次安阳之行后的报告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的发掘这个著名的废墟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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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后认为：“甲骨既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士人私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中央研究院接到董作宾的调查报告后，颇有同感和共识，认为：“如不由政府收其余地，别采文字以外之知识，恐以后损失更大矣”。于是决定史语所负责，对安阳殷墟展开正式发掘。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再次来到安阳，主持了殷墟历史上的第一次发掘。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1896-1979）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著名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李济，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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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后即被派往美国留学。在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1919年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即任南开大学教授、文科主任。后应聘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特约讲师。1926年在清华大学和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下，率队对山西省夏县的西阴村进行发掘。1928年，受傅斯年聘请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主任。李济到任后，便与董作宾合作，以“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发掘团”的名义，立即主持领导了安阳殷墟发掘。“安阳殷墟的发掘是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地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地点。从此，因安阳殷墟等一批遗址的发掘，使中国考古学成为我国科学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6]
另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对安阳殷墟发掘过程中，促成了第一部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到：“第三次发掘，发生了三个星期的冲突。虽然这场冲突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文物保护法》，立法院在1930年6月终于通过了这个保护法。”可见，这是政府用立法形式保护文物的开端，对文物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傅斯年的主持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1928年秋季至1937年春季，对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其“将生物考古、金石甲骨、地质地理运用于历史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后人赞誉为‘不仅将考古学建成人文学科的领域之一，开辟了中国传统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而且给传统的文物研究灌注了新的生命’”[7]。
1928年——1937年殷墟发掘简表 次数 一 二 日期 1928年10月13日—30日 1929年3月7日—5月10日 1929年10月17日—21日， 11月15日—12月12日 1931年3月21日—5月11日 主持 董作宾 李济 参加者 张锡晋、郭宝钧、王湘、 李春昱、赵芝庭 斐文中、王湘、王庆昌、 董光忠、董作宾 王湘、张蔚然、董光忠、 董作宾 发掘地 小屯 小屯 三 李济 小屯 四 李济 刘耀、马进贤、关伯益、周英学、刘屿霞、郭宝钧、董作宾、小屯、后冈、 石璋如、许敬参、马元材、王四盘磨 湘、李光宇、梁思永 、 五 1931年11月7日—12月19日 李伯英、王湘、马元材、张善、 董作宾 刘耀、石璋如、梁思永、刘屿 霞、郭宝钧 石璋如、周学英、李光宇、刘 屿霞、吴金鼎、王湘、董作宾 小屯、后冈 六 1932年4月1日—5月31日 1932年10月19日—12月10日 李济 小屯、高苔字、王裕口 霍家村、小庄 小屯 七 董作宾 马元材、李光宇、石璋如 第 3 页
八 1933年10月20日—12月25日 1934年3月7日—5月31日 1934年10月3日—1月1日 1935年3月15日—6月15日 1935年9月5日—12月16日 1936年3月12日—6月24日 1936年9月20日—12月31日 1937年3月16日—6月19日 郭宝钧 刘耀、石璋如、马元材、李景 四盘磨、小屯、聃、李光宇 后冈 冯进贤、祁延霈、尹焕章、刘小屯、候家庄、耀、石璋如、李景聃 后冈、南霸台 刘耀、祁延霈、尹焕章、胡厚宣 侯家庄西北冈 九 董作宾 十 石璋如 十一 石璋如 刘耀、祁延霈、李光宇、王湘、侯家庄西北冈 尹焕章、胡厚宣、夏鼐 十二 石璋如、刘耀、祁延霈、李光石璋如 宇、王湘、尹焕章、胡厚宣、侯家庄西北冈 夏鼐 石璋如 高去寻、祁延霈、尹焕章、李郭宝钧 景聃、王湘 小屯 十三 十四 王思睿、李永淦、魏鸿纯、石梁思永 璋如、石伟、王建勋、高去寻、小屯、大司空村 尹焕章、王湘 张光毅、李永淦、魏鸿纯、石石璋如 伟、王建勋、潘壳、高去寻、尹焕章、王湘 小屯 十五 注：此表是作者根据石璋如《殷墟甲骨文发掘简表》和杨锡璋《殷墟发掘大事年表1928-1987》整理制成
殷墟的发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发掘，但是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殷墟无疑被确认为这个学科传统的源头。中国境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21年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 Anderson, 1874-1960）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有李济第一次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调查等。在殷墟发掘之前，中国境内确有考古活动，但在学术史意义的追溯上，殷墟发掘始终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石。首先是因为殷墟发掘是由政府资助，由国家学术权威机构组织的首例考古活动。殷墟发掘目的及工作倾向都是控制在建立“新史学”的宏旨之下。其次，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石器时代”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新概念，而殷墟所代表的殷商文明却耳熟能详。长期以来，中国传统起自三皇五帝的历史编年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结构，那么，自周口店和西阴村出现的石器和陶片在旧有的编年体系下如何解释一时无法得出定论，不免有“难稽”的感觉。而在殷墟，情形则有显着差异。殷墟一词最初出现于传统文献，在传统的史学编年中很容易定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家和古史学家都宁愿使用传统史学色彩较重的“殷墟”一词指在安阳发现的商代遗存。[8]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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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考古方法的不断传入和实际运用
现代考古学的出现，不是古物学的自然延伸，而是地质学、生物学的某些理论、方法渗透到古物学中的结果。从这两个学科借用过来的，并经考古学家不断修订使其愈益适用于研究考古遗存的层位学和类型学，至今仍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董作宾主持的第一次殷墟发掘，把工作重点设在小屯村，计划分三期三区进行。他们采取的是“普遍撒网，重点钓鱼”的办法。先后实施了“轮廓法”、“集中法”和“打探法”等对殷墟进行发掘。这次共挖掘了40个坑，揭开280余平方米，获得陶、石、骨、蚌、龟、贝、玉、铜等器物总计近3000件。1929年，由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他在《安阳》中叙述到：“1929年春季由我首次负责在安阳的田野工作，第二次在小屯发掘。决定具体工作采取以下步骤：1、雇佣一个有才干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测绘，以使准确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的地形图；2、继续在遗址内许多地点以挖探沟的方法进行试掘，主要目的是清楚了解地表下地层情况，以便找到包含未触动过的甲骨的堆积情况；3、系统的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情况和层次等；4、每个参加发掘的主要人员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可日记。”由此即可以看出，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开始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了。
“回顾二三十年代考古学，使我们欣喜地看见，从在中国考古学起步始，就以研究历史为目的，自安阳发掘起，便以重建古史作为学科的最终追求。同时通过发掘、整理及研究的实践，开始确立了层位学和类型学的基础。而且，在田野工作中已掌握了适合遗存堆积特性的发掘技术。”[9]在殷墟发掘中，李济和他的同事们，综合各处的发掘情况，已经注意到小屯的地层堆积：第一层：殷商文化层；第二层：隋唐文化层；第三层：现代文化层。有了地层顺序，也就有了考古文化的发展史。地层既解决地质史，也解决历史。考古工作者离不开地层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不同与历史学的关键所在。李济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紧紧抓住地层学这一关键问题，开始对殷墟文化进行纵横剖析。李济认为，研究殷墟的器物，最好是在甲骨文中找出它的名称或用途，可惜甲骨文和考古发现中可以比较的资料有限，除去甲骨文以外，用铜器作为旁证考定陶器也是一项积极的措施，因为铜器的原型是陶器，在发展过程中才有分化现象，如果铜器中又找不到旁证，就最好考察陶器的用途，然后定名。这就是所说的“标型学”，即类型学。
殷玮璋在《殷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一文中也指出：“几代考古家在田野调查、考古发掘、整理修复，或者在文物收藏与保护方面，都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方法。例如根据土色土质区分文化层；依据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对出土物进行分析、排比，进而进行分析或分期；在遗迹现象的处理、标本提取、器物修补与复原整理等方面，在不断积累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方法。”
梁思永(1904～1954)对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第一次依据地层学揭示了仰韶、龙山和殷墟相对应关系，为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文化自成系列，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发展规律。这个地层现象证明仰韶和龙山不仅是不同文化而且属于不同的时期。与殷墟不同，绝大多数史前遗址并不包含可以确定具体年代的器物，因此，对史前文化的断年始终是困惑早期研究者的问题。仰韶与龙山的关系在后冈三叠层被揭示之前是不为人知的。中国考古学史上出现的多元模式由于前提的错误又让位于一元模式。李济认为，后冈是头一个显露出文化先后关系的多层遗址，它把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衔接起来了。夏鼐也指出，第一次依据地层学 上的证据，确证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小屯殷墟文化的关 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问题。
“考古的工作应分为五个步骤，一调查，二发掘，三整理，四发表报告，五陈列。??于其无人才无经费乱加发掘，发掘出来无整理，整理出来五报告，报告中五材料，何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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