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从事调查??通盘计划，某处应先发掘，发掘后在何处整理，整理后如何出版报告，古物在何处陈列，按年分段编成考古计划书，依计划去工作，其成绩定有可观。”[10](P321-323)依此，在殷墟近80年的考古中，无不贯之。在1929年，李济在开封就与董作宾达成协议，李济接替董作宾出任考古组组长，董作宾主要负责研究甲骨文资料，李济则研究其它遗物。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1929年，《安阳发掘报告》的创刊，意义不仅于此，这一专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共有《安阳发掘报告》1～4册问世。殷玮璋对殷墟的科学考古方法做了如下评述：“在安阳殷墟，从钻探发掘、修复整理、分析排比、绘图制作到报告编写的全过程，都能在站（队）内由相关业务人员完成，很好的推动了考古工作。”[11]
四、近代考古学家的摇篮
殷墟发掘开始于1928年，持续了近十年的考古发掘最终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所中断。殷墟发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最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具有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的主持下，长达十五季的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家最初的培养基地。中国第一批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夏鼐、郭宝钧、尹达（别名刘耀）、石璋如和高去寻等都是在这里奠立他们事业的基础。从而打破了在此之前由外国学者主持中国境内各遗址发掘的状况，是中国现代田野考古从诞生到发展最后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殷墟发掘的实践使董作宾掌握了大量的甲骨文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殷墟十五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918片，董作宾整理研究，选择其中的13047片成《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分期的十项标准，依据十项标准把甲骨文划为五个时期。后来董作宾经十余年的时间，完成甲骨学史上又一里程碑著作《殷历谱》，提出自己对古史年代的看法，对今天古史年代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郭宝钧多次参加和主持小屯村一带的殷墟发掘，写出了《B区发掘记之一》、《B区发掘记之二》等发掘报告，肯定了殷墟宫殿建筑的遗迹，修正了前人殷墟“漂没”说等错误认识。在紧张的殷墟发掘之余，他曾先后参加了山东城子崖、河北磁县、河南浚县与辉县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参与或主持编写了《城子崖》、《浚县辛村》、《山彪镇与琉璃阁》等考古报告。在城子崖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龙山文化”这一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了1950年春季的殷墟发掘，这是殷墟发掘中断多年后的重新开始，这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武官大墓。著有《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关于新郑莲鹤方壶的研究》、《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陶器与文化》、《殷周车制研究》、《殷周的青铜武器》等。
石璋如在1934年从河南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即留在史语所为助理研究员。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和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实习锻炼，他逐渐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从1931年初次参加殷墟发掘，此后“历次发掘他都无不参与。第十五次发掘，更是他亲自主持，可以说他的大半生时间都是和殷墟发掘相始终的。由于多次亲自参加发掘，石先生已经成了一部殷墟发掘的‘活档案’”。[12]著有《殷墟建筑遗存》、《殷墟墓葬》、《考古年表》、《中国的远古文化》等。
尹达和石璋如一样，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即多次参加殷墟的发掘工作。逐渐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1950年，尹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后协助郭沫若筹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54年创
第 6 页
办并主编《历史研究》，并参与编辑《考古学报》，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60年代写成的长达五万多字《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强调要尊重考古学自身规律，使考古研究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
五、安阳殷墟考古的地位和影响
2000年，殷墟的发现与发掘以最高票数荣登“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榜首。在持续时间长度和发掘成果上看，没有任何其它的遗址能与安阳相比较，从对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上讲，至今仍没有单个的遗址在重要性上超出安阳。“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 (Troy) 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 (Crete Knossos) 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13]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14](P76-77)在谈到殷墟考古在世界考古发展史上的地位时，格林·丹尼尔在其《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曾说：“??主张新石器时代及有铜时代的中国是近东在遥远的东方所建立的边缘驻地的观点已经过时。现在无法否定农业与有铜制造独立发展的事实”。关于安阳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殷墟发掘70周年纪念会贺信》做了最好的说明：“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并且证实，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因疑古思潮而陷入迷茫的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
第 7 页
参考文献
[1]夏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2]李济.安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5]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6]殷玮璋.考古学集刊15[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7]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J].中国学术，2003. [8]徐圣.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J].汉学研究，2000，(1)
[9]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J].传统与现代化，1999，(1). [10]卫聚贤.中国考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1]殷玮璋.殷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J].考古学集刊,1998,(2).
[12]郭胜强.石璋如对殷墟考古的贡献[N].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特刊，2006. [13]沈颂金.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J].山东社会科学,2000,(3). [14]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M].北京：三联书店，1999.
On the Yin Ruin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
Abstract：1928,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began to explore scientific Yin Ruins in Anyang,from the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ists opened the curtain, 1928 -1937 Almanac, 10years, a total of 15 scientific excavations,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This is 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presided over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dependently, using modern method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 large-scale excavations, archaeologists have also become a modern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gns.
Key words: modern archaeology； Yin Ruins mining；technology；birthplace
第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