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梦见者矣!”紧接，他又神思飞扬地写道：“连日出步街衢，浊尘腾飞之中，顿见点点新绿，绚缀枯寂若死之北京，因忆碣石山中，梨花春雨，正好结少年伴侣，披蓁攀石，拨雾荡云，以舒积郁，以涤俗烦，以接自然，以领美趣。惜以人事草草，身羁京华，如斯美景竟不可即，徒叹无福，为之奈何?”不想，一个月后，他就有了这样的机会。 是年5月6日，李大钊“回里看细君病”(《白坚武日记》语)。在回乡看望生病的妻子途中，他转道昌黎时逗留了一天，“请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入褐石山”⑺。这一天，他先游览了碣石山里的游春胜地隐仙庵，后到五峰山韩文公祠看望了阔别将近四载的守祠人刘克顺，并登望海峰观海，只因春日风沙弥漫，天气不甚清明，没有看到“地尽忽惊天水合，怒涛千尺腾蛟龙”之景。关于这一天的游历，他全写在当晚宿在大德增客栈时写的《旅行日记》(载当月9至11日《甲寅》日刊)中了。隐仙庵在昌黎县城西北3公里处，建于清光绪年间，其地山峰环拱，秀丽天成，为当地春天踏青时游人麇集之地。刘克顺为韩文公祠雇的守祠人，几次游览，都是他接待的李大钊，后来与李大钊结成了“忘年交”。大德增客栈在昌黎车站南，为乐亭人开设，李大钊路经昌黎一般都在这家旅店落脚。
1917年11月，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将五峰山韩文公祠择为自己的避暑之地。据当年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的张申府回忆，当时“每年北大放暑假，守常同志照例要家乡到五峰山休假”，他为此“曾两次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⑻。张申府本人于1920年12月赴法国任教，他与李大钊共事一共3年，即1918至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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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20年暑假李大钊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仅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回了一次家乡，为的是把家眷接到北京去住。由此可确认，1918年、1919年这两年暑假，张申府两次代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而李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避暑去了。
李大钊1918年夏天到五峰山避暑，没有留下游记类文字记载。确认李大钊这年夏天到五峰山避暑的依据，除张申府的回忆外，是李大钊当年夏天自己写的4首白话诗。这4首白话诗是从《白坚武日记》中发现的。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结上的同窗密友，后来两人交往一直比较密切。白坚武在这一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这3首白话诗统称《山中即景》。前两首发表在当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从这几首诗的内容看，肯定是写的五峰山景色，并写于五峰山上。此外，白坚武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抄录有李大钊写的另一首题为《悲犬》的诗：“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这无疑写的是守祠人刘克顺养的看家狗，对他前后两次进山由生到熟的不同态度。从《悲犬》诗中可以推知，那年放暑假李大钊由北京乘火车返回家乡，在昌黎下车时，先进了一趟山，与刘克顺定下了山居日期及有关事宜，即诗中说的“初入山”；回到大黑坨住了几天后，他由家乡来到五峰山开始了避暑生活，即诗中说的“既入山”。这年8月，李大钊肯定正在韩文公祠山居，他给白坚武的信与诗稿也肯定寄自五峰山。
这年暑假，对李大钊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夏天。当时，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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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质有了初步认识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⑼，他到五峰山避暑，绝不会仅仅为了休假，极可能是为寻找一个静幽的环境，潜心研究有关十月革命资料，探索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找出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他在五峰山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就在这年夏天，他开始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一个新的纪元和新的世界。《山中即景》诗就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他试笔写的这一组白话诗，不仅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美的深切感受，也表现了一种轻松快慰的美感，好像刚刚脱却一个闷郁窒息的世界，突然踏进一个清新壮美的天地一般。没有强烈崭新的感受，是难以吟诵出这么豪迈奔放的诗句的。
1919年夏天，李大钊再次到五峰山避暑。这次他是带着年已10岁的长子葆华一同上山的，一进山就投入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中去了。他先集中全力写出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了胡适在其《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的种种荒谬的说法，公开声明自己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表现了一个革命先驱者的大无畏气概，及自己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态度。紧接，他抓紧时间撰写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下山时基本脱稿。这年春天，李大钊除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外，还准备把由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搜集、研究大量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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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拟写出这篇长文在专号上发表。但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领导运动而不得不辍笔，只有寄希望于到五峰山避暑之时了。据李葆华同志回忆，这年夏天，“父亲进山以后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那时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⑽。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在昌黎城内基督教会工作的美国人进山游逛，见李大钊案头有不少书，便翻阅起来，发现有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便提出要借去看看，李大钊很痛快地就答应了⑾。李大钊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上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如果说，上一年暑假李大钊在五峰山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那么可以说这一年暑假他进行了播种和护种工作，关于李大钊在五峰山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当韩文公祠来了游客后，李大钊便到韩文公祠庙后的峭壁平台上，在一块天然石篷下读书写字。现在，人们把那块石篷亲切地称为“大钊读书石”。
李大钊第二次到五峰山避暑，写下了《五峰游记》，发表在当年8月30日出版的《新生活》第2、3期上。在发表这篇完全用白话文写的游记时，他启用了后来一直很喜爱的笔名“孤松”。“孤松”这一笔名，取意于五峰绝顶一棵独立不群的劲松。五四时代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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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孤松”即指被称为“北李”的李大钊这一笔名。除《五峰游记》之外，李大钊还写出了《岭上的羊》、《山峰》、 《山中落雨》等白话诗，以及《致若愚、慕韩》信等。这些诗和信都写得很有意趣，表现了他轻松愉快的山居生活，及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陶冶自己性情的情景。
这次五峰避暑，给他感触最深的是由五峰下山返回大黑坨的路上。当时昌黎一带正闹瘟疫，许多人被霍乱夺去了生命。在回乡的路上，李大钊看到到处是新坟，感到几乎被死的现象包围，不由思索起“死”的本质，认识到死和生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可恐怖的。回到北京后，他获知军阀政府的官僚们对这次瘟疫流行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救应措施，反而煞有介事地向国际卫生组织封锁消息，非常气喷，提笔写了一则题为《秘密??杀人》的随感录，悲叹：“中国政府什么事都秘密??这秘密二字下，不知又添了多少冤魂！”进而发出责问：“瘟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不久，他对自然与人生的认识也有了升华，在一则题为《牺牲》的随感录中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无疑是五峰山展现出来的“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在他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整个身心都被自然界中的祟高美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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