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从而激发出心灵中的崇高美，并使这种美感达到一个理想境界。由此可以说，五峰山的景色对陶冶李大钊的思想、性格和情操，起到很大作用，促使他在革命斗争中，步入了一种人类社会历史最高尚、最道德的精神生活，成为了新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三
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在由北京护送陈独秀乘骡车去天津(由那里返沪)之后，曾在回乡途中到五峰山冬游，时值春节前夕。关于此行无文字记载，是在约3月上旬他给周作人的信中透出的：“??前次你给我写信，问仲甫的通信处，我那时亦跑在昌黎山中去了，所以未曾答你。”⑿乐亭人均把碣石山称为“昌黎山”，李大钊云自己“跑在昌黎山中去了”，定是在寒冬腊月进五峰山一行，品尝冬季五峰山中的乐趣去了。至此，李大钊在一年的四个季节都到过五峰山，足见其“性乐山”到何等程度。
嗣后，李大钊还曾带领家人上过一次五峰山。1918年暑假结束时，李大钊将妻子、儿女带到北京居住；1919年放假时，全家人由滦州下火车取道滦河返回家乡，到开学时夫人赵纫兰及儿女没有随行到京。1920年8月下旬，他乘暑假尚未结束，由北京回原籍把家眷又接到北京，并从此把家定居在京华。不是这次搬家途经昌黎时，就是1922年放暑假，他送家人返回故乡之时，曾带领妻子、儿女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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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峰山，看望了守祠人刘克顺老两口。据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说，她跟父母一起去五峰山时，刘克顺的老伴拿出不少核桃，让他们几个孩子砸着吃。她说，这大约是1922年暑假的事情。
李大钊最后一次登临五峰山，是在1924年5月下旬，这次来是作政治避难，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缉捕的。
这一年2月底，李大钊由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北京，担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北方党组织的活跃，引起了军阀吴佩孚把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惶恐，在5月20日前后，突然下令要逮捕李大钊等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通知有关同志后，化装成生意人模样，由葆华陪伴，搭京奉夜车连夜离开北京，于次日凌晨到达昌黎，并旋即径直进山住在了韩文公祠。就在他们父子俩离京的那天晚上(一说第二天晚上)警察总监王怀庆派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在北京的住宅(铜幌子胡同甲3号)进行了搜捕。警察搜捕的第二天，李大钊在京家属乘火车回到了乐亭老家。紧接，警察又由北京追到乐亭大黑坨搜捕。军警们去大黑坨必由昌黎下火车，回程又由昌黎上火车，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李大钊就隐匿在昌黎城北12华里的一座深山古祠里。五峰山，在军阀政府通缉李大钊的关键时刻，为掩蔽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立了大功。
关于李大钊离京到五峰山避难的具体时间，至今说法不一。李星华的回忆文章说是在1924年4月间，《李大钊传》编写组据李大钊当年5月9日、13日还在北大参加一些校务活动，认为离京时间应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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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半月。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讲，他在被捕的前一天(5月20日)曾见到李大钊，李大钊令其从速收拾文件，躲避军阀政府即将进行的大逮捕。张国焘的回忆可信的话，李大钊离京的时间当在5月20日或20日以后，极可能就在20日当晚。道理很简单，李大钊既然已知军阀即将进行大逮捕的消息，并通知了刚由上海开会归来的张国焘，他本人作为拟被逮捕的“首犯”，岂能不从速躲避？张国焘就是因为没有听从李大钊的指示，于5月21日早晨在寓所被捕的。大逮捕极可能开始于5月20日晚上，即李大钊离京之时。从于树德后来到五峰山给李大钊送到苏联开会的紧急通知，先到大黑坨找赵纫兰看，李大钊离京时很仓促，只来得及把避难地点告诉了自己的夫人，而党组织的其他同志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去向。李星华说在4月间，一种可能是把5月误记为4月，另一种可能是记的是农历，那一年的农历四月十七日为公历5月20日。
李大钊这次在五峰山上住有半个多月时间，每天在祠堂的客厅里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6月上旬，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送通知的于树德系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下两届同学，这一年1月，他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同被大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回京后又一起担任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于树德在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后，先到乐亭大黑坨寻问李大钊的下落，后在李大钊的外甥赵希增(曾在昌黎新中罐头公司当工人)引导下，赶到五峰山韩文公祠。据《回亿我的父亲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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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介绍，于树德在送到通知的当晚即下山返京。于树德在给李大钊送来紧急通知的同时，还给他带来了夫人赵纫兰写的一封家书。在信中，赵纫兰与他商量，她打算给白坚武写一封信，想请白坚武设法把通缉令撤销。当时白坚武在吴佩孚手下任总参议，假如他肯出面周旋，通缉令是有可能撤销的。但是，李大钊不同意夫人这样做。在告别五峰山的夜晚，李大钊在韩文公祠草修了一封家书，在信中对赵纫兰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胞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在信中，他还回顾了他去南方期间，反动当局对家里进行的一系列迫害，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住他的。他把统治者形象地比作一只纸老虎，说纸老虎寿命是不会长的，它是禁不住冲天的革命烈火燃烧的，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更没有什么可怕。他还提到自己在五峰山上为患急病而夭折的幼女钟华写的一首长诗，对夫人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替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在信的最后，他充满胜利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这是一封非常珍贵的革命家书，其历史价值不亚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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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可惜这封家书连同作者的其他珍贵文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李大钊告别五峰山时，和由北京来避难时一样的打扮。他没有让李葆华和赵希增同行，是一个人独自走的。几天后，他会同其他代表一起由北京出发，转道哈尔滨，从满洲里偷越国境去了苏联。到这年12月上旬，他才回国，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京发动政变，撤消了对他的通缉令。从1924年12月至1927年4月，他一直坚持战斗在北京城，直至牺牲也没回过家乡，没再到五峰山避难。
值得指出的是，李大钊由五峰山启程去苏联开会，是得到了他的同乡好友杨扶青⒀掩护和资助的。杨扶青是乐亭县杨岗子村人，由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毕业后到日本东京水产所留学多年，1919年由日本学满回国后在昌黎县城集股开办了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他与李大钊是在日本留学期问熟识并结为同乡好友的。他虽热衷“实业救国”，但很同情和文持李大钊所从事的革命斗争。据有关人回忆，李大钊路经昌黎时，不止一次到过新中罐头公司，杨扶青曾经掩护过李大钊，并以经费帮助过党。1978年2月22日杨扶青逝世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追悼他时，对他这一段历史阐述得也较清楚，悼词中说：“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情并支持革命，掩护革命领导同志，并对我党革命活动以物质资助。”据乐亭人王芳田生前回忆，李大钊在去苏联途中，转道哈尔滨时曾对他说过，李大钊从北京出发来哈尔滨时，曾转道昌黎，住在杨扶青开办的新中罐头公司；当他问李大钊出国的经费足不足时，李大钊说已有准备，临来前从昌黎新中罐头公司已汇哈尔滨500元银币。与杨扶青的悼词对照，王芳田的回忆基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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