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了朝野的言论，坚持东流，六和塔工程才得以实施。神宗时期修二股河，正逢王安石上台，急于在黄河问题上有所建树，力主东流。同时保守派司马光的提出的渐进说是相当中肯的，但由于党争的偏见以及王安石本人性格的执拗，使他听不进司马光的正确意见。到了元祐年间则党争更为激烈，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所谓的“元祐更化”和“哲宗绍述”。由于政坛的动荡，官员们互相攻讦，表现在治河方面就是第三次东流、北流的兴起，使得最高决策曾迟迟定不下治河政策。先是王觌、安焘、王岩叟等人提出北流之害，主张回河东流，这得到了中枢掌权的文彦博、吕大防的支持，回河的工程一度提上议案。但经过范百禄等人的实地考察、苏辙的多次上疏使得东流派暂停修河。不久，东流派就借修软堰之名暗修硬堰，回河东流。苏辙立即上奏请求免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此外，他还隐射了吴安持、李伟为小人，一旦罢免，不但是治河其他政务也就没人用谎言欺骗朝廷了。到了绍圣元年，朝廷动工闭断北流，中书舍人张商英更是颇有异议，抨击政敌认为吴安持九年来治河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成果，只是“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罢了。正是政坛上的反复、党争的偏见无时无刻不影响着黄河的治河政策。
（三）、军事因素
北宋治理黄河时对于军事因素的考虑向来是放在首位的。北宋都城开封虽拥有汴河漕运东南物资的便利，但在军事方面则无险可守。自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给辽朝后，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及燕山屏障，除了在河北地区驻守重兵外，开封并没有十分可靠的军事依托，因此对辽朝军事威胁的防御是诸多治河方案的出发点，也是北宋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黄河，作为北宋军事天险的提议首先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由著作郎李垂在《导河形胜书》中提出的 “御边之计，莫大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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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治河之策大多把黄河和防御辽朝联系起来。仁宗时，贾昌朝的回河京东故道的建议正是看
到了黄河北流不仅危害了河北五州的经济，而且破坏了祖宗以来的军事防御。神宗时，北流派王亚认为北流束堤冲沙后河道渐深，入海口更是有六七百步，足以限制辽国骑兵，而反对者们认为“闭塞北流?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天所以限契丹”。③不得不承认，在北宋朝廷的治河过程中，每每对最高统治者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无疑就是黄河的军事作用。
而哲宗时期的北流东流之争的主要军事立脚点在于“塘泺”这一军事防御。据宋史·河渠志（五）记载“塘泺，缘边诸水多聚，因以限辽”。④塘泺大概东起天津塘沽东至河北保定，这条巨大的水上防线，在冷兵器时代，对于限制辽国的骑兵应该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到哲宗时期，经过黄河的长时间北流淤积后，这条水上长城还有多少作用呢？持东流者如安焘、王岩叟认为黄河不东流，那么不仅失去黄河天险，塘泺也会失去作用。持北流者的王存、范百禄则认为塘泺早已失去防御辽朝的作用，有名无实。但是北宋最高统治者处于对辽国骑兵的恐惧，认为“契丹出没不常，不可全恃信约以为万世之安⑤”，坚持把治河政策与塘泺的清淤联系起来。
五、结语
“黄河自昔为中国患”，进入北宋后，黄河河患愈演愈烈。在这个国力强大的封建王朝，黄河本应在治理下造福于民，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不得不让人叹息。在整个北宋时期，治河问题是皇帝、宰相也是与普通民夫、百姓所息息相关的，在付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情况下，还是难以驾驭黄河，何也？宋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说道“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 ①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黄河下》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2308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河渠一·黄河上》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2261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河渠一·黄河上》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2275页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五志第四十八·河渠五·塘泺诸水》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2358页 ⑤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五志第四十八·河渠五·塘泺诸水》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2362页
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①。任伯雨的这段话十分中肯的提出了自仁宗以来治河走上的歧途：以人力，屈河势。治河本就是一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自然规律为准的科学化治理过程，但对于古人来说，人治高于法治，这是古人的局限性，我们也就不能苛责更多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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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黄河下》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2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