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中国著名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以辛辣的笔触，揭露和抨击了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以及士大夫阶层种种虚伪势利的歪风。书中不少著名的故事如“范进中举”等，既令人拍案大笑，也使人为士大夫的腐化而深感惋惜。鲁迅先生认为，自从《儒林外史》面世后，中国“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部小说成为中国的“讽刺小说之祖”。
一、吴敬梓的时代、生平和思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 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 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
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相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但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
二、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这个制度的目的，一是为了选拔官吏，二是为了牢笼天下的人才。科举发展到明清时，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而思想必须严格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它的影响是使读书人只知八股，只会八股，把八股当作觅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规定的应考文体。文章对格式、体裁、用语、字数有严格规定，结构可分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八部分，因此名为“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多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的语句命题，考生议论的标准则以宋儒朱熹注的四书为依据。
士人等第的级别：科举制度规定了考试的级别。最低级的考试是“童生试”。应考的人，无论老幼，均称“童生”；考中的人就取得“秀才”资格。秀才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考试。这种考试叫“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举人有资格参加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的“会试”，考中的叫“进士”。最后，皇帝对进士亲发策问，叫“殿试”。进士按殿试的成绩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种等级。部分进士会被选拔入翰林院，翰林院被视为政府“储才”之地。读书人除了循科举考试任官外，在国子监(即国立最高学府)念书的人也有做官的资格。在国子监修业的人被称为“监生”。监生也分为很多种类，其中秀才若被选拔入读国子监，就称作“贡生”，意思是将人才贡献给皇上。另外，监生和贡生也可投考乡试，转由科举出仕。
【明代开始科举分四级。第一次是童试，里面分县试、府试和院试，院试合格后叫秀才。第二次乡试，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三次会试，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第四次殿试，一、二、三甲统称进士。还有就是那个状元，榜样，探花。就是一甲中的前三名】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
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隐括全文”、“敷陈大义”的第一回借王冕的形象体现出小说的思想倾向
在第一回中，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否定功名富贵，这是全书总的思想倾向。此外，第一回中还可以看到：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儒家的孝悌信条；对学问的理解仍是经史、天文、地理等儒家传统提倡的范围。 小说全面深刻地揭露、批判了科举考试制度
（1）结合科举考试制度所造成的恶浊的社会风气，小说揭露了科举考试制度对封建士子身心的摧残和毒害。以周进、范进的故事最具典型意义。
周进年过六十，还是一个童生。衣杉褴褛，迂腐怯懦，几十次的失败已经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一个新进的秀才也可以当众羞辱他。一个地方的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有一次，他到贡院时，想到自己屡试不第，不觉悲从中来，一头撞向号板，不省人事。环境的扭曲造成了灵魂的扭曲，即使是没有达到发疯的程度，那心理的病态也是不争的事实。自从“头撞号板”事件后，一些善心人集资供周进再考科举，结果周进竟能侥幸中举，更当上了科举的考官。后来，他在可怜而又窝囊的范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作者在描写他的迂腐之外，又着力刻画他推己及人、提携寒素的苦心。由此可见，作者无意把他写成一个坏人。腐儒的窝囊正是由八股造成。 范进是一个老实的穷书生，从二十岁开始应考，考了二十多次，还是名落孙山。由于长期落第，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上常常要靠岳丈胡屠户接济，结果，动不动就被凶眉恶眼的胡屠户谩骂。胡屠户埋怨说：“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有一次，范进要去向胡屠户讨参加乡试的盘缠，遭到胡屠户的臭骂，说他是“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挖苦他“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范进平时让胡屠户骂惯了，一句话不敢回。几十次的失败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自尊和自信。年龄愈来愈大，及第的希望愈来愈渺茫。可怕的
是，他除了八股以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谁都看不起他。直到五十四岁，遇到了暮年得第的主考官周进，总算是周进推己及人，怀着提携寒素的好心，才使范进好歹中了个秀才。范进乡试出榜那天，母亲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只好抱着一只生蛋的母鸡到集市上卖。当宣布他中举的报子来到他家时，范进正在集市上“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卖。”邻居找到他，告诉他中了，向他道喜。作者特意突出范进的态度：“范进道是哄他，只装听不见，低着头往前走。 ”邻居夺了他的鸡，要拉他回家，打发报子，他还是不信。几十年的失败已经使他彻底地麻木，他已经习惯了接受失败，接受嘲笑和鄙视。待到看到长长的报帖挂在他的茅屋，他还是不敢相信，“看过一遍，又念一遍”，终于信了。可是，他实在承受不了这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几十年的歧视，几十年的压抑，就这样结束了。人人都在向他微笑，人人都在向他讨好，他受不了，他疯了！幸亏胡屠户打了他一记耳光，范进才清醒过来。范进除了八股之外，其余一无所知。他中举之后，张静斋拉着他去打秋风，谈话之中，将北宋赵匡胤、钱俶、赵普的事情和明代朱元璋、张士诚、刘基的事情乱搅在一起，范进听得糊涂，还装明白说：“（刘基）想是第三名。”后来他当上了堂堂的学道大人，但竟然连宋代有个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真是惊人的无知。范进不但不学无术，而且也没有什么品行。虽然他为人似乎老实，其实也只是一名假道学、伪君子。他当了学道，为了报答周进的提携之恩，就徇私录取周进的学生荀玫。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和张静斋到汤知县家中吃饭，装模作样地要遵守丧制，不用银镶的杯箸和象牙筷子，可是，他却会特意地拣了一个大虾圆子放到嘴里。
范进中举故事的深刻含义在于：范进发疯回应着他几十年的悲酸，揭示了科举考试制度对封建士子身心的摧残和毒害；范进中举后，周围对他的态度的巨大变化，揭示了一批像范进这样可怜的知识分子热衷科举考试，几十年而不气馁的社会原因；从范进的中举可以看出科举考试的考官是昏庸无能的，反映了科举考试本身的腐朽和不合理。
（2）小说揭示了由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所造成的功名富贵热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只要从胡屠户对范进前倨后恭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
（3）小说还揭示出科举考试制度不仅造成社会上广泛的功名富贵热，还派生出各种各样的丑恶社会现象，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
如测字抽签、风水迷信、说媒讨妾、招摇撞骗等现象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科举考试和功名富贵有关。
（4）《儒林外史》对科举考试的揭露，还触及到了八股取士的内容。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士人只求八股写得漂亮，符合考官的意思，对于经史及一切经世致用的学识不再有丝毫兴趣。堂堂的学政大人范进，居然不知苏轼是何人；甲榜出身的汤知县，居然把张静斋的胡扯当作本朝的确切典故。老秀才倪霜峰落到卖儿卖女的地步，如他所说：“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真正应了“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句话。
（5）小说还生动地揭露了科举考试制度的虚伪和腐败：首先是主持考试的学政等官吏的昏庸、腐朽、不学无术；其次是科场的腐败丑陋。
勾魂摄魄的人物刻画
在科举制度的毒害之下，儒林一片狼藉。吴敬梓以他辛辣的笔触，把明清时期儒林的怪现象，一一活现纸上。周进的窝囊、范进的穷酸、张静斋的圆滑、严贡生的刁钻、严监生的吝啬、王惠的贪酷、权勿用的假、杨执中的呆、马二先生的迂、牛浦的无赖等，无不中了功名富贵的毒。 《儒林外史》讽刺的人物对象包括： （1）热衷科举考试的士子。
像范进、周进这样的书生，为了功名富贵，在科举的道路上苦苦攀登，至死不悔。他们固然
是侥幸地在暮年中了举，真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但其实周进、范进之流的得志，也是国家和百姓的晦气，因为他们既没有真才实学，脑子里空空如也，也没有任何政治经济的才能。 小说中还有一批思想僵化的腐儒，如马二先生、王玉辉等。
马二先生把八股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迂腐。他以编辑八股文选谋生，“一个批语要做半夜”，进度很慢，催促他还要发怒。他告诉匡超人，只有读书做官，才能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八股甚至令他失去对自然美景的兴趣，他游西湖时，竟对西湖的水光山色毫不理会，只是注意那些买小吃的。此外，传统礼教的束缚，使他在西湖时“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可他又会注意到船上的女客一个个地在换衣服。
王玉辉是一个穷秀才，他的迂腐在三女儿殉节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三女出嫁才一年，女婿却不幸病故。三女绝食，要为丈夫殉节，公公婆婆“惊得泪下如雨”，劝她“快不要如此！”可她决意不听。王玉辉的老伴哭得死去活来，而王玉辉为礼教所毒害，他不但不劝阻，反而说女儿死得好，说是什么“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三女最后绝食而死。王玉辉虽然说女儿死得好，但是，当县里的人为了表彰三女的殉节，在“明伦堂”摆下宴席时，王玉辉反而“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他出外想散散心，一路上“悲悼女儿，凄凄惶惶。”看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女子， “他又想起女儿，那热泪直滚出来。 ”活现出良心与礼教的激烈冲突。 （2）科举考试制度孕育出来的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假名士。
在《儒林外史》中，名士的内心深处，没有功名而羡慕他人之功名，未能富贵而羡慕他人之富贵，但是，他们自有一种精神胜利法，就是胡乱吹嘘，以求虚名。一是吹嘘和自己交往的尽是官场的大人物，二是吹嘘自己的诗名。但他们大多才能平平，并无真才实学。匡超人读了一夜《诗法入门》，做的诗已经和做诗二十多年的景兰江旗鼓相当，则景兰江的诗歌水平也就可想而知。 （3）从上到下昏庸腐败、欺压良民、草菅人命的官吏。
王惠是小说中直接刻画的一个贪官。他进士出身，被任为南昌知府。他一到任，就打听当地有什么出产，诉讼官司中有什么生财之道。前任知府的儿子蘧景玉见他势利，便嘲笑他将会把前任衙门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变成“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言下之意是笑他不懂风雅，只会贪污敛财，敲诈百姓。王惠上任之后，“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4）地主恶霸、乡绅富商的丑恶嘴脸和种种罪行。
地方的乡绅有钱有势，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地方官一般都不敢得罪他们。他们往往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譬如像严贡生，就是典型的劣绅。严贡生为了赖掉船资，硬说船夫吃掉了他花费了几百两银子合成的药，其实那只是普通的点心云片糕。他还用一张根本没有付过钱的借据，去讹诈农民黄梦统，黑着良心向人“要这几个月的利钱”。
正面形象与作者的理想
《儒林外史》并不是一味地暴露和讽刺儒林的黑暗面，他还有理想的光辉，还有正面的人物。小说中肯定的正面人物可以分两类：
一类是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王冕、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和杜少卿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鄙弃功名富贵，不热衷科举考试，不愿意出来做官；自由独立、狂放不羁，不为封建礼教所束缚；承袭了传统的思想道德，坚持所谓真正的正统儒家思想，特别是德治仁政的思想。
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
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泰伯三次将君主之位让给小弟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泰伯的至德就是“三以天下让”，因此而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小说将泰伯祠祭祀写成全书的高潮，具有推崇儒学礼教和宣扬泰伯甘于舍弃名利的用意。
第二类是市井小民，他们淳朴、善良、高尚，是作者理想的寄托，带有清高名士的风雅气质。 小说的结尾，铺排出市井的四大奇人：一位是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位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一位是开茶馆的盖宽，最后一位是做裁缝的荆元。作者显然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作者藉此说明，地位和财富绝不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尽得功名富贵的儒林中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儒家君子；相反，即使是市井平民，也有崇高的儒家品格，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
小说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人物描写上。做法有：
（1）不孤立地写人物、写人物的行动和思想，而是着眼于人物关系，着眼于人物周围的环境条件，因而不仅能写出人物有什么样的思想行为，还能揭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作者的讽刺是为抨击整个社会而发的，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的结合。
如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
（2）将爱憎感情隐含在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中，不是凭借抽象的说明，而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来表现。
譬如写梅玖的势利，在周进发迹以前，梅玖以新秀才的身份，借一首一字到七字的顺口溜，拼命地挖苦周进：“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后来周进飞黄腾达，梅玖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他考试的等第不理想，被考官责难，便抬出周进来吓人，说周进“便是生员的业师。”当年周进发迹前的对联，红纸贴久了，都已发白，梅玖指点别人说：“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这些看似无动于衷的描写把梅玖的势利刻画得淋漓尽致。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