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是十分明确的。有些国家的税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设立的，但根据财政管理上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划出一部分税种给地方，其管理和使用权限也相应下放给地方，从而形成另外一种类型的地方税。此外，有的国家还设立共享税，这类税收收入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成。我国长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预算体制，中央税、地方税的概念早已有之，但由于绝大部分税收收入和立法权集中于中央，地方税有其名而无其实。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明确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其中中央税有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关税等，共享税有增值税、资源税、对证券交易征收的印花税等，地方税则是除此以外的其他所有税种。这一改革无疑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我国税制的历史性进步。当然，当时的税种划分的某些做法是出于收入划分的需要。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对税种的划分及某些税种分享比例做必要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3.简述税收的效率类原则。
答：效率类税收原则包括：
（1）促进经济发展原则。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又称为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是指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在保证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应有利于经济发展，力图对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税收为提供公共物品筹集财政收入，而提供公共物品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这本身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在筹集财政收入过程中，筹集多少，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以及各企业、各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却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促进经济发展原则要求税收政策应趋利避害，首先着眼于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可能有丰裕的税源。
促进经济发展原则涉及“税收中性”问题。简单地说，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征税过程中不应或尽量减少对纳税人带来应纳税款之外的超额负担。下面将专门讨论税收中性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2）征税费用最小化和确实简化原则。征税费用最小化和确实简化原则是税制本身的问题，所以又称为税收的制度原则。
税收费用的最小化是指在征税既定税收收入的前提下，尽可能将征纳双方的征纳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税务部门的征管费用包括税务征管机关的办公费、设备购置费、专用发票印刷费以及征管人员的工资和津贴等，统称为税收成本。税收成本可视为负税收，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例是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重要标志。纳税人的纳税费用包括自行申报、登记、税务咨询以及发生税务纠纷花费的费用等。
确实简化原则中的“确实”是指税制对纳税人、课征对象、税目、税率以及征管方式和纳税手续等税制要素，都要在税法和征管法上做出明确而清晰的规定。确实原则实际上也就是依法治税、有法可依的原则，纳税人依法纳税，防止偷漏；税务部门依法征税，防止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简化”是指税收的规章制度要简便易行。其实，税收费用最小化和确实简化原则，既是税收的制度原则，也是税收的效率原则。这个原则不仅纳税人可以减少纳税费用，税务部门也可以减少征税成本，也就是提高税收效率。
4.简述税收的公平类原则。
答：公平类税收原则包括：
（1）受益原则。受益原则是指各社会成员应按各自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中享用的利益来纳税，或者说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应按各社会成员享用的份额来承担。显然，这一原则是来自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换”法则，即各社会成员以纳税形式来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这一原则得以实施，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就可以同它的边际效益挂钩，而各社会成员如能如实纳税，那么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免费搭车”现象就可以避免。
问题在于，公共物品是一种集合性消费，具有排他的内在属性，每个人的享用程度难以个量化，因而受益原则就难以普遍应用。有些情形可以直接应用受益原则，如对桥梁和公路征收燃油税，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征收社会保障税等；有些情形由于享用程度不可分解，受益原则不适用，如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等等。
（2）能力原则。能力原则是指征收以各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为标准，而不考虑各自对公共物品的享用程度，或者说，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按各人的实际支付能力分摊，收入高的人多分摊，收入低的人少分摊。显然，这一原则具有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能力原则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支付能力的标准，也就是按什么标准来度量每个人的支付能力。关于度量标准，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客观说主张按个人的所得、财产和消费支出为标准，主观说主张以在享用公共物品时个人感受到的牺牲程度为标准。纵观世界各国税制，实际上都是以客观标准作为度量支付能力的标准，主观说难以度量，会演变为人为的标准，难以付诸实施。
5.简述税收中性和超额负担。
答：税收效率涉及税收中性问题。所谓税收中性是指政府课税不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或者说，不影响私人部门原有的资源配置状况；如果政府课税改变了消费者以获取最大效用为目的的消费行为，或改变了生产者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市场行为，就会改变私人部门原来（税前）的资源配置状况，这种改变就被视为税收的非中性。税收中性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只要国家征税就必然会对商品购买、劳动投入以及储蓄和投资等诸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完全税收中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税收中性原则的实践意义，在于尽量减少税收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这个前提下，掌握好税收超额负担的量和度，有效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使税收机制与市场机制两者取得最优的结合。
应当指出，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并不意味着取消或忽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一般是将增值税视为一种中性税收，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也体现了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和税收超额负担相关，或者说，税收中性就是针对税收超额负担而提出的。税收超额负担是指政府通过征税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的转移过程中，给纳税人造成了相当于纳税税款以外的负担。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了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对纳税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一般来说，所得课税只产生收入效应，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较小，商品课税也因税种和税率的设置不同而有所不同，如避免重复课税的税种和税率档次较少，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也较轻。
税收超额负担是哈伯格运用马歇尔的基数效用理论作为基础理论提出的，所以称为马歇尔－哈伯格超额负担理论。这种理论使用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概念，并以消费者剩余的大小作为衡量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时获得净福利的多少，参见图8—1。
图8—1税收的超额负担
图8—1说明的是一种商品的市场，D是商品的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征税前的均衡点是E，产量为OG，价格为OB。假定政府对这种商品课征FI的从量税，供给曲线S将向左上方移动至S+T，税后均衡点为F，产量减少至OH，价格上升至OA。这种税的税收收入是CI（销售量）乘以IF（税率），即ACIF的面积。消费者因课税而损失的消费者剩余ABEF的面积，生产者因课税而损失的生产者剩余BCIE的面积。这两种损失合计为ACIEF的面积，显然大于政府的课税收入（ACIF的面积）。二者的差额FIE就是课税的超额负担。这说明，纳税人的负担不仅是向政府纳税ACIF，而且因政府课税带来价格上升导致产量（消费量）的减少，即带来纳税额之外的超额负担。这里的税收超额负担理论，以消费者剩余为根据说明了超额负担扭曲了课税商品与其他关联商品的消费选择。对此，我们提出减少超额负担的三种方法：对需求弹性为零的商品征税；对所有商品等量（从价）征税；对所得征税。
６.试分析税负转嫁与归宿的一般规律。
答：税负转嫁与归宿的一般规律包括：
（1）商品课税较易转嫁，所得课税一般不易转嫁。从前边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税负转嫁的最主要方式是变动商品的价格，因而以商品为课税对象，与商品价格关系密切的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比较容易转嫁是明显的；而与商品及商品价格关系不密切或距离较远的所得课税往往难以转嫁。如对个人财产和劳动所得课征的税收一般只能降低个人的消费水平，无法转嫁出去。对各类企业课征的法人所得税尽管存在转嫁的渠道，如提高本公司商品的售价，降低或延迟增长雇员的工资或增加劳动强度，以及降低股息和红利等等。但这些渠道并不畅通，或者会受到企业雇员和股东的强烈反对，或者受制于社会供求关系变化情况，所以都难以实现。
（2）供给弹性较大、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课税较易转嫁，供给弹性较小、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课税不易转嫁。社会中大量的商品生产和销售都处于竞争状态中，商品价格的确定最终取决于供求关系，而税负转嫁自然与供求弹性有关。一般来说，供给弹性较大的商品，生产者可灵活调整生产数量，最终得以在所期望的价格水平上销售出去，因而所纳税款完全可以作为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嫁出去；而供给弹性较小的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数量的可行性较小，从而难以控制价格水平，税负转嫁困难。同理，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其价格最终决定于卖方，也可以顺利地实现税负转嫁；但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买方可以通过调整购买数量影响价格，税负转嫁比较困难。如果把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考虑，则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税负容易转嫁；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时，税负转嫁困难。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供给弹性等于需求弹性，则往往由供给和需求两方共同负担税款，税负转嫁只能部分实现。
在商品价格和供求关系变动的影响下，税负转嫁与归宿的一般规律可用图8—2和图8—3来表示。图中的符号S代表税前供给曲线，S′代表税后供给曲线，D代表需求曲线，P代表价格，Q代表供给或需求量。图8—2是说明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情况下税负转嫁和归宿的情况。由于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税后的购买者支付价格由P1上升到P2，供给者所得价格由P1下降到P3，P2-P3为全部税收，且P2-P3＝(P2-P1)+(P1-P3)。这时税收由购买者和供给者共同负担，即消费者负担P2-P1，供给者负担P1-P3，说明由于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税收的大部分向前转移给消费者负担，小部分由供给者本身负担。图8—3则说明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条件下税负转嫁和归宿的情况。由于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税后的均衡价格由P1上升到P2，P2-P1为购买者承担的税收，供给者所得价格由P1下降到P3，P1-P3为供给者承担的税收，说明由于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税收的小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负担，而大部分由供给者本身负担。
图8—2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税负转嫁 图8—3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的税负转嫁
（3）课税范围宽广的商品较易转嫁，课税范围狭窄的难以转嫁。税负转嫁必然引致商品价格的升高，若另外的商品可以替代加价的商品，消费者往往会转而代之，从而使税负转嫁失效。但若一种税收课税范围很广，甚至波及同类商品的全部，消费者无法找到价格不变的代用品时，只好承受税负转嫁的损失。
（4）对垄断性商品课征的税容易转嫁，对竞争性商品课征的税较难转嫁。因为垄断性商品在较大的市场范围内占有独占性，生产者和经营者基本上掌握价格的控制权，提价转嫁税收的能力强。竞争性商品要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调整价格，提价转嫁税负的能力较弱。 （5）从价课税的税负容易转嫁，从量课税的税负不容易转嫁。从量课税是按课税对象的数量、重量、容积、面积、体积征税，税额不受价格变动的影响，购买者对提价转嫁比较敏感，纳税人担心转嫁税负得之者少失之者多。从价课税条件下，价格随税负转嫁而上升，购买者不易察觉，相对说来比较容易转嫁。
7.试述研究税负转嫁的现实意义。
答：税负转嫁是和商品经济相伴随的一种经济现象，是通过价格升降而实现的税负转移。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而价值规律的内涵就是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而上下波动。因此，不论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只要是商品经济形式，而且价值规律在发挥作用，就存在税负转嫁，市场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税负转嫁现象。当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税负转嫁的实现条件是不同的。
我国过去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计划价格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税负转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不仅存在税负转嫁的动机，而且也具备了充分
的税负转嫁的条件。这是因为：（1）企业是市场经济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有了自身的独立经济利益，在物质利益驱动下，利用税负转嫁机制减轻税负以获取更大的自身利益的动机强化了。（2）税负转嫁是以价格的自由浮动为其他条件的，而我国价格的市场化为税负转嫁提供了充分条件。（3）我国税制以商品课税为主体，也为税负转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只要存在税负转嫁现象，它就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可能发挥不同的效应。因此，对税负转嫁问题不能回避和忽视，应当正视并认真对待，自觉地加以掌握和运用，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或防止它的消极作用。税负转嫁在我国是由于经济体制转换带来的新问题，也是我国税收理论和实践正在探索的一个新课题。
（1）我国税制是以商品课税为主体的，而税负转嫁又主要发生在商品课税领域，因而深入地研究税负转嫁的机理，有着特殊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税负转嫁是税负的再分配，也就是物质利益的再分配，消费者会因税负转嫁而增加负担，商品的生产和经营者会因税负转嫁而改变在竞争中的地位。例如，对价格放开的生活必需品课以重税，由于需求弹性小，物价虽上涨消费者也不能不购买，纳税人很容易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增加消费者负担；对供不应求商品加税，既可以限制消费，又不会妨碍生产的增长；对供过于求的商品加税，由于价格难以上涨，税负不易转嫁，可以限制生产，但不利于鼓励消费等等。
（2）税负转嫁和制定税收政策及设计税收制度有密切关系。假如原定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是合理的，既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又符合公平原则，但税负转嫁可能改变预定税负分配格局，抵消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或造成税负的不公平。因此在制定税收政策和设计税收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商品的供求状况和价格趋势，并合理选择税种、税率以及课征范围。
（3）税负转嫁会强化纳税人逃税的动机，即当税负转嫁不易实现时，纳税人极有可能转向逃税来取代税负转嫁，破坏税收的严肃性，腐蚀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因此，税务机关在防止任意转嫁税负的同时，还必须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强税收征管工作。
（4）自然垄断行业的税负转嫁居于优势，应加强对这些行业的价格管理。垄断分为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两大类。国家通过支持和鼓励竞争可以消除或限制人为垄断，但对自然垄断则不能完全靠市场竞争来消除。由于自然垄断具有规模越大、效益越高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国家不进行适当干预，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天然气、煤气、供水、通讯和运输等行业)就会通过减产提价来获得超额利润。对于自然垄断行业，不少市场经济国家也都曾实行国有和公营，或对私有企业实施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垄断行业既要引入一定的市场调节，又不能像一般竞争行业那样主要靠市场调节。因此，对这些行业在遵循供求规律的前提下，政府有必要在价格方面实施一定程度的干预和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该类企业为减轻税收负担而进行不正当的税负转嫁。
（5）提高所得课税比重，缩小税负转嫁的范围和空间。我国税负中商品税的比重偏大，而所得税的比重偏低。从税制改革的方向来看，提高所得税的比重，既有利于强化税收的调节作用，也有利于缩小税负转嫁的范围和空间，缓解税负转嫁的负面效应。
（6）实行价外税有利于增强商品课税税负归宿的透明度。价内税与价外税的征纳税额是一样的，只是价格形式的不同。价内税的税收是作为价格的组成部分，表现为含税价格；价外税的税收是作为价格的附加，价格与税收分离，表现为不含税价格。从现实生活来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候，价内税的税款是和价格同时支付，而价外税的税款是单独支付，所以价内税是价税合一，淡化了税负最终归宿的透明度，混淆了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区别，同时也会使价格信号失真，模糊了价格与税收的不同功能。实行价外税是将税款和价格分开，使纳税人与实际税负人分离，有利于增强税负最终归宿的透明度，有利于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税收和价格两个经济杠杆调节经济的作用。总结我国五十多年商品课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