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木节主要回顾关于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分析，为下一章建立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打下基础。为了叙事方便，以下将从国外和国外两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一、国外对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研究
跨文化适应研究是一个“舶来品”即一个源于西方的多学科研究领域，二战结束后西方学者开始将国际学生作为该领域的研究对象。近五十年来成果丰富，本文主要从以三个角度进行概述，但并不否认这三个角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一) 国际学生的个体心理
对国际学生个体心理内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化冲击”概念、U型及W型曲线假设及压力应对与社会认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前期主要采用理论概述的方式，后逐步发展到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1、“文化冲击”概念为代表的相关研究
从个体心理来探究国际学生的成果较为零散，早期文献的主题都是关于旅居国外生活困难的描述，且更为关注跨文化生活的负面情感经历。理论描述的方式在早期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中占主体地位，其中最熟为人知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奥贝格(oberg)于1960年提出的“文化冲击”概念，指的是“进入新文化后人们由于失去熟悉的社会交流信号或符号，对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产生的深度焦虑症。这种焦虑感可以在生理上反映为持续不断地身体上的疲劳感、长期的精神压力、对失去熟悉的食物和伙伴的不适、对东道国的反感、对自己价值观受到亵渎的不满、对自己的角色身份产生混乱而感到的不舒服、对自己应付环境的无能感等等”。其他学者纷纷对“文化冲击”现象发表各自的见解。如伯恩斯(Bymes)(1965)将文化冲击视作是“角色冲击”(role shock)，即体现在与同国人、相同地位的同伴及较高地位的东道国人不能建立良好关系的状态。加瑟(Gutherie)(1966)使用“文化疲劳”(culture fatigue)来描述在异域文化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由于要进行持续调整而造成的疲劳感。阿德勒(Adler)(1975)将文化冲击定义为“由于失去自己的文化资源和面对陌生的文化环境，而对新的文化的各种经历不能正确理解所导致的一系列情绪反应，例如无助感、无能感、恐惧感”。
除了采用理论概述的方式外，一些研究者逐步采用实证方式探讨文化冲击的现象，并对文化冲击现象做出补充。辛格(Singh)(1963)采用访谈的方式对留学英国的三百多名印度学生进行了研究，发现近一半的学生经历了他们从未预期到的困难，这些困难有：孤独感、思乡、缺乏训练、食物问题、对回国后的担心。除此最重要的是语言问题尤其是日头表达，同时英国大学的标准高及师生难于建立良好关系也是突出的问题。
以“文化冲击”概念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力图寻求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理论基础，这个术语的提出后“就如飞行时差综合症一样，成为一个流行语”，为后人研究跨文化适应打下了重要的伏笔，许多研究者在其基础上描述了他们对冲击的各种理解。但这种早期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仅停留于个体主观感受的描述，且过于关注旅居生活的负面经历，没有对如何应对文化冲击作出解释。第二，将不适应的原因简单解释为熟悉信号的缺失过于宽泛\因为社会的熟悉信号存在于任何领域，如自然气候、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要熟悉东道国所有领域的信号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人们不可能从理论上对文化冲击的无限的决定性因素进行研究。第三，对文化冲击采用主观感受的描述方式缺乏现实依据，难于令人信服，而且这种描述并不能完全概述个体旅居生活的整体状况。
2、从时间变化的角度研究国际学生的个体心理变化
对国际学生个体心理进行讨论的第二个维度是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学生情感变化的历程，具有代表性的是利兹格德(Lysgaard)提出的U型曲线假设、葛勒豪(Gullahorn)等提出的W型曲线假设以及沃德(Ward)等对国际学生心理变化的纵向研究。利兹格德(Lysgaard)于
1955年对访美的两百名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富布莱特学者进行研究得出跨文化的心理变化呈U型曲线，即在美国停留少于6个月或多于18个月的人比停留6一18个月的人的心理状况要好。在利兹格德(Lysgaard)U型曲线假设的启发下，奥贝格(Oberg)提出了“文化冲击”的概念并具体描述了人们在冲击中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蜜月阶段，强调初始的极度愉悦、陶醉和热情的情感反应；二是危机阶段，以不适、受挫、焦虑及愤怒为特征；三是恢复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解决了危机并进行东道国文化的学习；四是适应阶段，人们在新环境中感到愉悦并拥有在新环境中生活的能力。1963年葛勒豪(Gullahorn)等进一步发展了U型曲线假设提出w型曲线假设，他们认为国际学生由于已习惯和适应东道国社会生活回到木国后会再次经历U型曲线的文化冲击，整个情感历程呈W型曲线。
U型及W型曲线假设符合人们的直觉感受，在提出后的三十多年中占据了跨文化适应研究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它们为后来研究者进行纵向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们自身存在的问题而遭到人们的质疑。如邱吉(Church)认为U型曲线假设“理论基础薄弱，不具包容性且有过度概述之嫌疑”。克莱因伯格(Klineberg)与赫尔(Hull)认为U型曲线假设“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很难对其进行世界广泛范围内的研究”。由于世界各国高校的学习放假时间、学生回国时间各有差异，利兹格德(Lysgaard)提出的以6个月以下、6-18个月及18个月以上的适应期限并不完全适用。此外，U型曲线假设的验证是通过跨组访谈的方式进行的，并未对同组样本进行时间维度上的考察，缺少信服力。
为了克服U型、W型曲线假设的上述缺陷，研究者们纷纷采用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的方式来考察国际学生时间维度上的心理变化。如沃德(ward)等采用纵向研究的方式对U型曲线假设进行了系列的实证检验，首次研究的群体是旅居新西兰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学生，通过对他们到后一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三个时间点进行测量，得出这些学生的心理变化呈现U型曲线，但与利兹格德(Lysgaard)提出的U型正好相反，即呈一个反U型，也就是说心理反应最强烈的时间是学生们刚入境一个月与停留十二个月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检验其他文化群体的适用性，沃德(ward)等对留学于新西兰的35名日本学生分别于四个时间点进行了测量，即他们到达新西兰24小时内、到后4个月、到后6个月以及到后12个月。结果同样表明不能证实U型曲线假设，相反的是在刚到的24小时内学生们的抑郁水平最高，在其它时间点的测量抑郁变化并不显著。除了这种对U型曲线假设进行检验的研究外，其他研究者通过检测行前变量来预测国际学生的心理变化。肯尼迪(Kennedy)于1999年对旅居海外的新加坡学生在其行前、到达国外的第一个月和第六个月的时候实施了调查，结果得出行前压力、过低期望比较语言能力而言更能强烈地预测学生们到达东道国后的心理适应问题。纵向研究的方式均对国际学生行前和到后的心理变化进行探讨，多数研究者的结论都显示：到达东道国社会的最初阶段抑郁水平是最高的。但至于随着时间变化的心理状态呈现何种变化曲线，至今仍有争议。
U型曲线假设受到纵向研究者的否定，主要还是缘于它缺乏实质性的理论基础与合适的研究手段，虽然纵向研究拓展了从时间变化的角度研究国际学生的心理状态，但并没有完全克服前期曲线理论的缺陷。首先，它仅仅是一种研究手段，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使得纵向研究者们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庞杂多样。其次，纵向研究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困难。如选择自愿合作的样本，对其行前和到达东道国后至少一年的时间内进行研究并非易事。有些学者如韦斯曼(Weissman)和弗穆罕姆(Furnham)认为在纵向研究中近一半样本丢失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可见，样本的选择是纵向研究最大的实际问题。此外，纵向研究中时间点的选择由于各国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的差异难于统一。考试前后和假期可能是国际学生心理变化较大的时间点，应是未来纵向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面。
3、从压力应对的视角研究国际学生的心理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学不断介入至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中。受到拉撒路
(Lazarus)与福克曼(Folkman)的“压力、评价及应对”(Stress，Appraisal and Coping)等理论的影响，西方研究者们纷纷采用该理论视角来分析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较前期以“文化冲击”为代表的相关研究而言，“压力应对”的视角更为具有建设性，因为它将国际学生的心理变化视作是由生活变化带来的压力，对压力进行评价，并且强调人们选择和采用相应策略来应对压力。在“压力应对”理论视角的指导下，人们着重考察了压力的表现指标、压力的预测因素和评价及应对压力。
压力的表现指标即压力体现的内容。研究者们更为关注的是国际学生压力体验的负面后果，具体体现在抑郁、无助感、焦虑、多疑、易怒、失落和思乡感、孤独等情绪指标以及某些生理指标如长期睡眠紊乱、丧失食欲、无力、对疾病的更为敏感、长期对身体健康的抱怨等。同时研究者们采纳了多种对上述指标的测量工具，如尊(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The Zu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简称SDS)，沃德(Ward)等的系列研究均以此量表来测量抑郁水平得出国际学生跨文化心理变化的结果。
压力的预测因素指的是造成压力的原因。第一，在压力应对框架中生活变化(life changes)被认为是造成压力的主要因素，它是/由生活变化影响的特征(如强度、文化背景)和个体特征(如人格、社会支持)共同调节的”。斯普拉德利(Spradley)与菲利普斯(phillips)(1972)共同设计的“文化再适应评测量表”(The Cultur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是一个由33个生活事件如饮食习惯、衣饰、生活节奏、语言、人际交往等组成的测量工具，目的在于体现生活事件给旅居者造成心理压力的状况。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生活变化对移民、难民和旅居者具有理论性的意义，但很少有人去直接测量这些生活变化。第二，在对国际学生心理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人格(personality)是人们讨论较多的话题。人格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心理学术语，其中外向性(extraversion)常被研究者看作是预测国际学生心理状况的因素，但对外向型与国际学生心理关系的研究结论众说纷纭。如舍尔(Searle)与沃德(Ward)对留学于新西兰的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国际学生的研究表明外向性与心理幸福感呈正相关。沃德(ward)与张(chang)在对居住在新加坡的139名美国人进行的人格与旅居者适应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匹配性(culture fit)”假设，他们认为不是人格预测跨文化适应，而是个体的人格与东道国文化规范之间的“文化匹配性”预测跨文化适应，并得出“外向性与与旅居新加坡的美国人的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并不相关”的结论。第三，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也被认为是影响国际学生心理的重要因素，它指的是国际学生的社会关系网在跨文化旅居生活巾所提供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支持。阿德尔曼(Adelman)提出了“类似他人”(comparable others)的概念，即那些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这些人能够为新来者提供应对新环境中所需的信息和资源，帮助他们通过抱怨来缓解问题带来的压力，使压力得到释放而非升级。这些“类似他人”既可是本国人也可是其他外国人，其功能在于为了旅居者提供信息和情感性支持。社会支持对于缓解国际学生压力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减少心理紊乱(Furukawa，1997)、缓解思乡(Hanigan，1997)、增加心理幸福感和满意度(Tanaka etal.，1997)等。对于社会支持的内容及国际学生所需社会支持的状况，拉姆齐(Ramsay)等对留学于澳大利亚的一年级国际学生与本地学生的社会支持类型与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将社会支持明确划分为四种类型：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实际支持(practical support)、信息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和社会陪伴支持(social companionship support)，并通过与本地学生的比较发现,国际学生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信息支持。
关于评价和应对压力\对压力进行评价和采用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应对压力是一个个体差异较大的问题\在评价由生活变化带来的压力的相关研究中，“期望”(expectation)是形成压力环境评价的基础，研究者们从两个角度对“期望”进行了分析：一是期望的准确性，即期望与实际经历的匹配程度。“期望与实际经历匹配程度越高说明旅居者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对潜在的生活压力变化，准确的期望会使人们正面地评价压力环境，帮助人们建立信心和
缓解焦虑”。二是期望的程度，即过高期望和过低期望。马丁(Martin)等(1995)对美国学生赴国外前和回国后的研究表明学生们期望低于实际经历时，他们对跨文化旅居生活的满意度更高。从国际学生应对压力的方式和策略来看，使用幽默策略能有效地应对压力，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应对压力的策略与心理压力呈显著相关。如沙托韦(Chataway)和贝瑞(Berry)(1989)对在加拿大的中国学生的压力应对策略、满意度、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采用对问题产生正面想法应对策略的人对生活满意度比较高。
4、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研究国际学生的心理变化
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学生心理状况体现在个体对两种文化的态度以及群体间的相互认识中。前者以贝瑞(Berry)提出的四种涵化(acculturation)策略为基础来研究国际学生的心理，后者则从刻板印象、学生感知到的歧视与偏见来探讨他们的心理状态。
贝瑞(Berry)指出跨文化接触的个体及群体会采用策略进行涵化，与策略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对原文化保留还是新文化接触与参与\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便产生了四种涵化策略：同化(assimilation)、隔离(separation)、整合(integ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将伯利(Berry)的这个理论模型与个体的跨文化心理进行有机结合的是沃德(ward)及其同事的相关研究，1994年他们采用自编的文化涵化指数(The Acculturation Index)并与尊(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相结合对新西兰的旅居者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对原文化认同感较强的跨文化接触者的抑郁水平低，即心理状态好，且采用整合策略的旅居者的抑郁水平比采用同化策略的偏低。1999年沃德(M伯rd)和拉纳-德乌帕(Rana-Deuba)对四种类型的涵化策略配对t检验的结果表明：采用整合策略的抑郁水平比采用其它类型策略的低。也就是说较其它策略而言采用整合策略的旅居者的心理状态最好。
陈向明教授的博士论文《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也是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研究在美中国学生适应状况的代表性著作。她力图“从理论上探讨文化对个体的自我概念和人我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跨文化人际交往对个体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以留美的9名中国学生与当地人的跨文化人际交往为主题，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通过质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学生进行观察和访谈，得出中国人的自我定义、自我形象、自尊、自我实现、群体界定和群体本位观对自我和人我关系中具有文化建构的作用，提出中国人在美国要获得成功的跨文化人际交往应进行个体文化身份的重构，而重构的应对策略是要进行自我适应、自我超越和自我重新定位。
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一个群体对自身和对外群体的特定认识。邦德(Bond)对在香港学习的美国交流生和当地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结构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自主刻板印象(auto-stereotypes，即内群体认识)、异质刻板印象(hetero-stereotypes，外群体认识)以及反射型刻板印象(reflected stereotypes，外群体是怎样看待内群体的)。他认为上述两个群体的刻板印象有四个维度：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情绪控制(emotional control)、善心(beneficence)。邦德(Bond)认为双方的自主与异质刻板印象虽大多重叠，但也能准确地反映群体间的差异。其结论是在差异存在的前提下这两个群体能和谐相处，原因在于交流双方处于一种自愿与平等的接触状态，且双方都拥有强烈的跨文化交流动机。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国际学生与东道国成员的跨文化交流都处于平等、自愿、合作的状态，而且并非都能形成正确的刻板印象，不正确的刻板印象即是偏见，偏见(prejudice)体现在行为上便构成歧视(discrimination)。塔耶夫(Tajfel)与道森(Dawson)(1965)对73名留学于英国的外国学生所写作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学生们较为频繁地提出种族歧视与偏见的概念。在一项对留学于美国的24名来自巧个国家的国际学生的访谈研究中，李(Lee)与赖斯(Rice)得出这些学生遭遇到来自学校教授、美国学生为代表的美国人的歧视，而且这种歧视不仅来自对国际学生来源国文化的歧视，而且歧视直接体现在语言中。不正确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都会给国际学生的身心造成影响，制约他们跨文化心理适应的目标达成。
(二) 国际学生的朋友网络和社会文化学习 1、 国际学生的朋友网络
进入东道国后，国际学生同谁交往是西方跨文化适应研究者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特别是以博赫纳(Bochner)等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的国际学生朋友类型功能模型(friendship patterns of overseas students：a functional model)至今在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博赫纳(Bochner)等采用“好友名单”(The Best Friends Check List)、“共度时间的人员名单”(The ”people You Spend Time With Check List”)“前两者共有名单”(“Common to Both Lists” Chart)及“陪伴名单”(“Companionship” Check List)对夏威夷大学分别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和泰国的30名国际学生6名本地美国学生进行了一项准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们对学术旅居功能模型的预测，即国际学生从属于三个显著性由大至小的社会网络：一是本国人组成的网络，其功能是对文化来源的肯定和表达；二是与东道国成员组成的网络，其功能在于促进学术和职业目标的达成；三是一个多国别的网络，其主要功能是娱乐。为了进一步扩大样本国别的丰富性,弗穆罕姆(Fumham)与阿里海(Alibhai)于1985年对国际学生朋友类型功能模型再次进行了验证,他们要求留学于伦敦大学及伦敦地区其它大学的来自不同洲的140名国际学生列出三名好友的具体特征(包括国别),以及列出日常生活中的陪伴者,其研究结果与博赫纳(Bochner)1977年所提出的结论十分接近。
国际学生朋友类型功能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普遍上,国际学生将本国人视作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体验共同文化来源的基础上,他们不仅对来源国的价值观进行表述和肯定,而且在与本国人的交往中,提升自尊(self-esteem)和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沃德(ward)及其同事对留学于新家坡和新西兰的国际学生的研究表明与本国人接触的越多,文化认同感越强(ward&Kennedy,1993a;ward&Searle,1991)。此外,与本国人接触的程度和对与本国人接触状况的满意度同国际学生的心理幸福感相关(Searle&ward,1990;Ward&Searle,1991)。
东道国成员朋友在三种国际学生朋友类型中并不显著。实际上国际学生普遍存在与东道国成员交朋友的愿望和需求,但要建立同东道国成员有意义的友谊却大多取决于文化距离。雷蒙德(Redmond)和邦伊(Bunyi)的一所美国中西部大学的644名国际学生的社会整合(socialintegration)状况进行了研究,他们依据发展和维持与东道国成员人际关系的能力来评测国际学生的社会整合状况。研究发现,来自英国、欧洲大陆、南美的学生的整合状况最好,而社会整合程度不好的是来自韩国、台湾和东南亚学生。
与东道国成员交朋友的功能是最为现实的,即促进学术和职业目标的达成。具体表现如东道国学生能为国际学生提供信息性支持,即提供语言和学习困难中的帮助。与东道国成员接触越多的国际学生所遇到的学习困难越少(Pruitt,1978),社会困难也越少(叭厄rd&Kennedy,1993b)。另外,齐默曼(Zinunerman)1995年的研究发现:与东道国成员的接触能促进交际能力的提高并加强海外生活的总体适应。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探讨了国际学生与东道国成员的交往程度同国际学生个体心理之间的关系,如与东道国成员接触愈频繁国际学生对旅居生活的满意度愈高(Rohrlich&Martin,1991);社会整合度高且拥有本地朋友的人其压力程度低(Berry&Kostovcik,1990);与东道国成员共度时间越多的国际学生的心理适应问题越少(Pruitt,1978)等。
既非东道国学生又非本国学生的其它国家学生朋友是国际学生的第三类朋友类型,根据弗穆罕姆(Furnham)与博赫纳(Bochner)的研究这类朋友是最不显著的类型,其功能是基于共同的“外国人“身份,在娱乐活动、非文化、非任务导向的活动中提供陪伴支持。除此之外,普鲁伊特(Pruitt)(1978)对留学于美国的非洲国际学生的研究中发现,非洲学生和非本国非洲学生的接触频率较少,但接触频率却与更多的心理问题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与其它国家学生的接触越多反而会增加心理问题。总之,对国际学生与其它国家国际学生交朋友的研究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