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量表对来自47个国家96名来华留学生心理变化结果进行了研究，得出“来华留学生SDS平均分高于我国常模。另外，33.3%的被试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也高于按我国常模换算的人数比例(22.1%)。说明来华留学生是心理疾病出现较多的特殊人群，有必要作为初级预防的对象。”元华等对100名韩国来华留学生的研究也采用了SDS，结果表明韩国来华留学生大都处于中等偏高的抑郁水平状态。另外，胡芳等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一90)对53名来华留学生进行了心理结果的测量，结果表明，与中国国内青年常规组SCL一90评分比较，留学生的强迫、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分均显著高于中国青年常模。伍志刚等也采用了症状自评量表(SCL一90)对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生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存在更多的强迫、人际关系紧张、交流和恐惧等心理问题。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说明了来华留学生的心理状态并不乐观。
再次，对压力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主要探讨了人口统计因素如居住时间、学生类别等。雷龙云对125名来自50个国家的来华留学生的心理状态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有无跨文化经历和训练等与抑郁指标无关,在华居留时间和学生类别与抑郁有关,即在华居住时间越长,抑郁水平越高,且学历或学位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语言或进修生的抑郁得分。这个居住时间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的结论与元华等对韩国来华留学生的研究有矛盾之处,元华等认为韩国留学生在居住时间上抑郁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1一2个月,3年以上;约1年;约2年。也就是说韩国留学生的抑郁水平与居留时间并不完全呈正相关。相比西方研究而言,国际学生心理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人格、社会支持等的研究并未引起重视。
最后,关于压力应对能力和方式的研究。哈希姆(Hashim)对就读于中国大学的200多名非洲(非阿拉伯国家)、日木学生和西方学生(北美、欧洲的英语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研究中采用应对技能量表(Jarabek,1996)对来华留学生的应对能力进行了测量,得出:总体上西方学生的应对能力最强,在七项分量表(对压力的反应、评估情境的能力、自信、资源的丰富性、适应性和灵活性、对压力的积极态度、放松能力)中,西方学生的放松能力分值最高。资源丰富性是三大群体得分普遍较差的项目。此外,伍志刚等采用了肖计划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对68名来华留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在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六个因子中,来华留学生更多的采用幻想和退避的消极应对方式。
3、基于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
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来探讨来华留学生心理反映在来华留学生对待两种文化(来源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认识中,具体来看,研究者们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从传播网络的观点,即从韩国来华留学生与中国人建立传播关系的视角,采用贝瑞(Berry)四种涵化策略的理论,得出韩国来华留学生采用了三种文化适应模式来适应中国文化环境。这三种模式分别是:分离型、过渡型和整合型。分离型模式中,韩国留学生选择在中国重建由同胞组成的个人传播网络，完全认同韩国文化；过渡型模式中，韩国留学生只能与中国人建立工具性、混合性关系的个人传播网络，认同韩国文化但同时部分认同中国文化\在整合性模式中，韩国留学生能与中国人建立情感性关系为主的个人传播网络，并能客观地评价和认同两种文化。二是关于刻板印象和歧视与偏见的相关研究。陈慧以邦德(Bond)的刻板研究为依据，对345名来华留学生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他们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有四个维度：亲社会、外向性、开放性和情绪控制，其中“亲社会”对留学生总体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刘东风在分析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人际交往中认为刻板印象是阻碍交往的第二道门槛。他所认为的刻板印象是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持有的特定看法，大众传媒是形成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要消除负面的刻板印象，主要还是靠“百闻不如一见”，即来到中国用亲身经历作出判断。与其他群体比较而言，非洲来华留学生是感知到歧视与偏见的典型代表，吉莱斯皮(Ginespie)对133名非洲学生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非洲学生在问卷调查中表达了在中国经历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相关评论，如“中国人有看低非洲人的坏习惯”、“中国人戴着对外国人特别是对非洲人的
面具，这个面具陌生而恐惧。他们假装喜欢我们但实际上他们蔑视我们”。
(二)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生活 1、来华留学生的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国际学生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会交往研究可以深入探究国际学生与东道国社会的互动状况。来华留学生社会交往实际上就是人际交往，即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到底同哪些人进行交往，呈现何种交往特征。雷龙云从交往对象和活动内容分析了来华留学生的社会交往特征，认为“按文化背景(将来华留学生的交往对象)分为中国人、本国人和其他国家人三类，就活动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学习活动和非学习活动；在学习活动方面，和中国人的交往比和木国人以及和其它国家人的交往频繁，在非学习活动方面，和本国人以及和其他国家人的交往比和中国人的交往频繁。”刘东风从生活情境和教育情境描述来华留学生人际交往状况,对生活情境中的人际交往研究主要从与同胞、第三国留学生、中国人的交往中来分析交往的利弊关系,教育情境中的人际交往则着重于师生关系、教学形式、学业评定等问题。上述研究均是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对博赫纳(Bochner)等提出的“国际学生朋友类型功能模型”的分析和部分验证。
近两年来,有两篇硕士论文对来自具体国别如韩国和美国的来华留学生进行了人际交往方面的研究。其中,郭飞对影响韩国来华留学生人际交往的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她认为主族文化认同、个体相似性、正面期望值、交往程度、当地人对留学生的态度和当地人的开放程度六个因素对交往适应具有很大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相似性和当地人对留学生的态度能较好地预测留学生的交往状况。此外,万梅对美国来华留学生关于“朋友”的定义和交朋友的障碍进行了探讨,她认为美国留学生的“朋友”就是“在一起相处开心的人”,与中国人交朋友的并不容易,原因在于语言障碍、中国朋友说话不直接、干涉太多个人事务等刃。
2、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结构
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结构的研究是对适应内容的研究,即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社会生活情境中经历哪些维度的适应。陈慧采用开放式问卷收集到了88名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446个条目,并将这些条目归为7个维度,即生活适应、公德意识适应、交往适应、社会支持适应、服务模式适应、社会环境适应以及当地人生活习惯适应。在此基础上,她设计了“在京留学生适应问卷”并对389名在京留学生的调查数据实施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京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结构由6个维度组成:环境适应、交往适应、交易适应、隐私观念适应、语言适应以及社会支持适应。除此之外,元华等在借鉴沃德(ward)与肯尼迪(Kennedy)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韩国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她们将社会文化适应的内容划分为五个方面:生活环境、人际交往、服务模式、公德意识和社会支持。
3、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和结果
一些研究者对影响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因素进行了探讨:首先,价值观因素。陈慧认为影响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价值观因素有4个方面,即“差序格局”、中国人看待“自我”的方式、中国人对待朋友的方式以及情境中心。她所认为的价值观因素指的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哪些层面上影响外国学生的适应。在其博士论文中,陈慧以在京大学生为样本发现价值观因素又可划分为三个维度:“家庭、自我、交友观念”、“圈外人观念”及“情境中心”，并且发现这三个维度对留学生的适应没有明显的预测作用,但其中“情境中心观念”对环境适应、“圈外人观念”对交往适应和隐私观念适应具有预测作用。其次刻板印象因素。如前所言,陈慧对影响社会文化适应的刻板印象的结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亲社会”这个维度对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的总体适应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杨军红则采用访谈的方式发现中国人对来华留学生存在刻板印象,并且认为“普通中国人和来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较少,在一知半解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刻板印象,常常不加思考地敌视和怀疑
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及社会成员,影响了我们对其他文化群体的了解,也影响了这些群体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的适应状况。”再次,尽管西方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在国际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中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但这个结论在来华留学生的研究中却并不适用。如孙乐答等对341名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中发现,欧美留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最高,其次是东南亚和东亚的学生。在陈慧的研究中,也认为欧美学生总体适应水平最高,但其次是日木学生、韩国学生,适应最差的是东南亚学生。两者的研究都表明与中国文化距离越大的欧美学生社会文化适应水平越高,但在东南亚与东亚学生的研究中存在差异。
对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结果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对学生经历社会生活事件的困难程度的统计。雷龙云等在借鉴沃德(ward)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的基础上对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来华留学生总的社会文化困难为中等水平3.87土1.04，尽管只是中等水平，但说明来华留学生存在社会文化困难，而且这些困难是可能的心理应激源。李萍也在参考沃德(ward)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的基础上得出68名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困难程度为中等水平，即平均得分为2.47。二是从社会文化适应的结构进行结果比较分析，陈慧的两项研究都表明，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隐私观念适应、语言适应、社会支持适应、交易适应、交往适应和环境适应(陈慧，2004；陈慧等，2006).
(四) 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
学习是来华留学生来到中国的首要任务，但目前对来华留学生学习状况的专门研究较少，即使涉及到学习问题也多被归入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或与心理适应相对应的生活适应问题中\研究者们具体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进行了探讨：
第一，对来华期望的实证分析。杨军红的调查发现：留学生对语言和社会交往的期望最大，对学业的期望如得到好的学习成绩程度最低。第二，留学生对课堂教学方法的适应\如在杨军红的研究得出感觉适应最好的是非洲学生，适应最不好的是日本学生。另外，多数研究的研究结论都表明来华留学生对教学方法比较适应(谢永飞等，2009；文峰，2007；刘潇肖等，2008；)，影响教学方法适应的个体因素有年级、来华时间等。第三，留学生对课程内容、教材等的满意度。武静以厦门大学为个案的实证调查中发现来华留学生对教材的满意度较高，但在语言生和进入相关院系进行专业学习的学生普遍感到教材难度较大，且对课程设置的满意度偏低。第四，师生关系。刘东风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学生对老师的认识，他认为西方学生见了老师也称呼某某老师，虽然称呼老师，但有着与中国意义上的老师不同的内涵，老师只是一个代号，没有尊重、敬畏等附加含义。除任课教师外，有的研究者对留学生同学校行政人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在所有学习经历中，来华非洲留学生认为与行政人员打交道是最为困难的事件，如约有42.8%的学生将“与行政人员打交道”的困难程度选择为“困难”和“最困难”。第五，对考试方式的满意度。谢永飞等对亚洲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中发现比较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而言，留学生对考试方法选择“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较高。第六，课外活动的参与程度。一项对华裔来华留学生的研究表明，多数新生虽然从未参加校园活动，但显示出强烈的参与感。而对老生的调查发现，多数学生对校园活动存在一定的失望，如约50%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或没有收获，40%的学生偶尔参加，10%的学生经常参加，但约90%左右的学生希望能够参加中国文化或外国文化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