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试述唐律的基本结构和内容。
唐律在体例安排、篇目设置上以《北齐律》、《开皇律》为蓝本，保持着全律十二篇的格局，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
《名例律》之“名”是指五刑之罪名，“例”是指定罪量刑之通例。其内容多涉及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以及律文中有关专门术语的界定，类似于近代法典的总则篇。诸如五刑，十恶，八议，处理官吏、贵族犯罪的请、减、赎、官当等皆规定在这一篇。
《名例律》以下十一篇具体规定对各种犯罪的处罚、诉讼程序和监狱管理等内容，相当于近代法典的分则。具体而言，第二篇《卫禁律》规定对宫殿的保卫和关津要塞的守护；第三篇《职制律》规定对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构成犯罪的行为，如何进行处罚；第四篇《户婚律》规定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徭役摊派，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第五篇《厩库律》是关于饲养保护公私牲畜、保护府库的法律规范；第六篇《擅兴律》是关于调用军队和兴造工程方面的法律规范；第七篇《贼盗律》是关于处罚谋反、谋大逆等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以及一般杀伤人、盗窃等犯罪的规定；第八篇《斗讼律》是关于惩治斗殴以及诉讼方面的规定；第九篇《诈伪律》是关于惩治诈欺和伪造的规定；第十篇《杂律》将未列有专章的犯罪都收入本篇；第十一篇《捕亡律》是关于追捕逃犯、兵士、仆役的规定；第十二篇《断狱律》是关于审判、执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 5．试述唐律中主要的刑法原则。
唐代立法者在总结前人的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刑法原则，主要有：
（1）重惩十恶原则。唐律沿用了隋《开皇律》的“十恶”条款。因为“十恶”重罪直接侵犯了封建专制统治和伦理秩序，所以唐律在《名例律》首先申明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孝等十种犯罪，设定了比一般犯罪加重的处罚，并且限制减免刑罚的适用，对于十恶中最严重的“三谋一恶”犯罪，则完全排除对法定减免条款的适用。
（2）封建贵族官僚享有减免刑罚的种种特权。首先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权贵享有议请减刑的特权，所谓“八议”。他们犯死罪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处罚，须奏请皇帝减轻发落；犯流罪以下罪，可以由司法机关减一等处罚。其次，对于享受“八议”特权之外的官僚贵族，唐律规定了“请”（上报皇帝，奏请减刑）、“减”（依律减等处罚）、“赎”（以铜赎罪），使得不享受“八议”的贵族官僚，仍能因其身份获得减免刑罚的处理。再次，凡是有官爵者，都可以依照律条规定用官爵品级抵罪或者免官抵罪。
此外，唐律还规定了划分公罪私罪、优待贵族官僚、自首减免刑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数罪并罚、同居相容隐、加刑与减刑、举重以明轻与举轻以明重、本律优于《名例律》、化外人相犯等刑法原则。 6．试论唐律的主要特点。
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制定的一部极为完备的封建法典，从其指导思想和结构内容来看，它具有以下特点：
（1）贯彻“一准乎礼”的立法精神。唐代立法者根据“德礼为政教之本”的指导思想，纳礼入律：①将违反礼教的“十恶”列在律首，予以严惩；②将“八议”、衿老恤幼的道德的规则、同居相为容隐、服制定罪等礼教内容法律化；③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进而把礼制法律化。
（2）法律规范极为完备周详。唐律是在总结以往历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完成的，它在规范内容上，涵盖刑事、民事、行政、经济管理、诉讼、审判、监狱管理诸方面，并且其罪名设置、量刑标准都较为成熟，符合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
（3）刑罚比较宽缓。在制定唐律的过程中，删除了大量的死刑、流刑；在刑罚适用上尽量从轻，如对老幼废疾者多可以减免刑罚，甚至反逆大罪也区分情节并不一概处死。
（4）立法技术比较成熟。唐律以《名例律》为纲，其余十一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各种危害封建统治的行为尽量纳入律条的惩治范围。其律条与疏议紧密结合，既增强了整部律典的实用性，又具有相当的理论抽象性。 试论唐朝税赋制度的变化
即从“租庸调法”到“两税法”的过程。租庸调法沿袭自南北朝以来的租调法，是和“均田制”相互并行的。“租”为丁男每年响国家交纳租粟两石或稻三石。“调”是对乡土特产征调，如蚕乡的绫或绢，非蚕乡的布或麻等。“庸”是为代替丁男为国家服役的折算，即不服役的丁男需纳绢或布等。唐中期以后由于灾荒频仍，人民无法纳租庸调，在均田制被破坏之际，租庸调最终难以继续实施。唐朝中后期，改由施行两税法制度，即主要征收户税和地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削弱了大户的特权。但这一制度最终也出现弊端，官吏作弊，临时课征，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宋
1．试述宋初立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宋初到仁宗末年这一时期的立法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从法律上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宋初的统治者，一方面从理论上总结五代十国以来君权旁落的历史教训，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法制在加强中央集权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立法上把厉行中央集权制的思想一一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诸方面。具体而言，①统治者改变了旧有的行政体制，在中央实行“两府三司制”，把宰相统一行使的权力予以分割，分别由中书门下行事最高行政权，由枢密院行事最高军政权，由盐铁、户部、度支三司行使最高财政管理权。②将官员的官衔和实际职务予以分离，规定了官、差遣、职的区分。居官者只有官衔、官阶和相应的俸禄，但是不再行事与官相应的职权。差遣则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其有权却没有相应的官衔、官阶。职，一般指倌阁中的官职，大学士、学士等，是授予高级官员的荣誉头衔，不负有实际的权责。③对宦官、女后、外戚、宗室采取种种限制，不允许参与国事或禁止担任某些官职，防止他们专权。
（2）面对五代以来刑罚苛酷、宋初社会动荡的局面，统治者为收拾人心、树立新政形象，提出了“临下以简，务必哀衿”的立法思想，即立法要简要，对待臣民要有哀怜之心。具体而言，①轻刑薄赋，宽简待民。统治者不仅多次下诏要求减轻各地赋税、徭役，还制定了“折杖之法”以改变刑罚苛酷的弊端。②恤狱慎刑，务存仁恕。选拔儒臣主管州郡司法；删除五代以来法律中的严酷条文；改善监狱管理制度，善待囚徒。③“立法不贵太重，而贵力行”，就是立法不崇尚严刑峻罚，而贵在能贯彻执行。 （3）重惩贪墨。因为官吏贪赃枉法既侵害了公私财产权，又侵害了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统治者把官吏的贪污腐败、徇私枉法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2．试述宋朝法制的特色。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生转变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宋朝法制也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色。
首先，重视法制建设。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宋太祖、太宗虽然以武力夺得政权，但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却很快转向崇文尊儒与重视法制的轨道。他们及其继承者为顺应社会的发展，也都十分重视法制，以不同的法律编纂方式去满足规范新的社会关系的需要。不仅认真吸收、总结了唐代的法制经验，还依据不同的社会需要，以编敕的方式补充律之不足，修正律文中僵化的条文，以新的立法方式适应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 其次，宋朝民商立法的内容比唐律更加丰富。（1）《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关民商事立法的内容比唐律大为增加。（2）随着民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立法内容也大为扩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权、债、财产继承、婚姻嫁娶、检校析财等内容，多为唐律所不及。（3）私有权观念深化，保护财产继承权及促进海外贸易的单行法规增多。
再次，版权保护首次在宋朝出现。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官府多次出榜严禁盗版印行。 最后，宋朝士大夫以积极处世的态度广泛参加法律活动。（1）在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下，宋代法典编纂活动空前活跃。（2）一大批从事司法实践的士大夫认真总结前人的办案经验注重对现场勘验和证据理论的研究，留下了《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经典的私家著作，官方还推行了《检验格目》、《正背人行图》等；这些都是士大夫经世致用理论的成果。 3．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宋刑统》与唐律相比有哪些不同？
虽然《宋刑统》的律文和疏议主要仿自《唐律疏议》，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唐末至五代以来刑律统类的影响，使得宋刑统与唐律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
首先就体例而言，其变化有：（1）宋代法典不称“律”，而称“刑统”。作为法典的刑统，它以类统编本朝的刑事法律，不限于律文。（2）分门别类地对刑事法律加以汇编。宋刑统在篇下设门，整部法典分为213门。每一门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先列明律条及疏议，再在“准”字以下按照时间顺序编列前朝和宋初的令、式、格、敕。这种编排方式，将同一功能的各种法律规范集中汇编，更便于检阅。（3）新增“起请条”32条。“起请条”是修律者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以往敕、令、格、式提出的修改建议，实际具有法律效力。（4）总括“余条准此”，列于名例律之后。《唐律疏议》中原有44条类推适用的条文，散见于律文之中；《宋刑统》将唐律的这些条文统编为一门，集中附录在名例律之后。
其次就内容而言，《宋刑统》的变化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在刑罚制度上，创制了“折杖法”，即用决杖来代替笞、杖、徒、流这些刑罚。“折杖法”简化了五刑制度，是宋初缓解社会矛盾、宽减刑罚的刑制改革措施。（2）民商事法律规范更加完善。《宋刑统》中的“户绝资产”门、“死商钱物”门、“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婚田入务”门，都是唐律中未有规定，予以新增的。
4．试述宋代商事立法的主要特点和内容。
宋代以商业繁荣为基础，商事立法比唐代更为发达。宋代商事立法的特点在于，其一，从形式上看，商事立法多以敕令的形式颁行；其二，从内容上说，其宗旨在于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商品经济的流通、规范市场秩序。 宋代商事立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商品流通。①唐代法令对市场贸易的规模、贸易的时间、贸易的地点有很多限制。宋代则打破了城市的坊市制度，并以法令保证夜市。②除了城市贸易之外，随着村镇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草市、镇市，宋政府对其依法进行管理、征收商税。③发行纸币和票据，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北宋时期的纸币称“交子”，南宋时期称“会子”，政府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印行和管理纸币，对于伪造纸币者科以刑罚；宋代的票据有便钱、帖子、盐钞等。
（2）保护商人合法权益，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①宋代的商人被编入坊廓户中，有了正式的户籍；并允许工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当商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酌情允许越级申诉。②为促进海外贸易，特颁敕令，严禁留难邀阻商人；还制定、颁行市舶法则，对国内商船出海的手续、市舶机构的设置、市舶税的征收加以规定；为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对他们以礼优待。
（3）严格市场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宋代不仅在《宋刑统》中规定了生产者的责任，而且还以敕令严禁出售不合格的产品。 元
1．试述元代法律中有哪些体现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的规定。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其统治集团为蒙古军事贵族。蒙古军事贵族由蒙古高原向欧亚大陆扩张时，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就已在军事征服的铁蹄下在其统治方式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就元朝而言，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和文化制度上与中原地区有着巨大的差距，蒙古贵族不得不吸取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文明，参照唐宋旧制，积极进行政权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蒙古贵族又深怕其被中原汉族所同化，失去民族优越感，所以刻意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其表现在：
（1）将统治区内的各民族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由
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组成）、南人。在四等中汉人，尤其是南人的地位最为低下。四等人的划分不仅是简单的将人民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更重要的是在刑罚适用、审判机构、职官任命、民事政策上给予不同的规定，强化民族间的差异性； （2）在法律指导思想上保存旧制，实行民族压迫。元朝初年，以习惯法《大札撒》为基本法。在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中渗透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呈现出民族压迫的特征。有些原本施用于蒙古人的习惯法的一些内容也被运用于其他民族。
（3）刑事法律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规定。在刑法方面，蒙古人享有法律上的种种特权，犯罪除死罪外一般不必拘押，在刑罚适用上“南北异制”，实行公开的不平等，在审判机关上，刑部掌握汉人案件，大宗正府掌握蒙古、色目人犯奸盗诈伪装案件。法律明文规定：“蒙古人打汉人不得还” ,汉人如去官府进行诉讼，官府只会作出偏袒蒙古人的判决。在杀人犯罪方面，蒙古人因争斗或醉酒杀死汉人，只须罚断出征，给死者家属50两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是必定要被处死的。“刺字”刑不适用于蒙古人。元朝法律允许将大量的汉人、南人沦为“罪人”而成为国家的奴隶。 （4）行政法律上的民族不平等。在元朝中央政府机构中，枢密院的汉 官不得过问军事秘密。地方政府长官下设管事官，称为达鲁化赤，法律规定它只能由蒙古人担任。元朝政府中的监察机构比较发达，而这种重视监察工作是与元朝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的政策分不开的。在蒙古贵族操纵下的元朝政权，为了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客观上不得不利用汉族地主官员，但在内心又害怕他们拥权自重，不利于蒙古贵族的控制。于是便采用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通过监察机关严密检查汉族官吏的活动。正因如此，元朝历史上只有蒙古贵族才能担任御史大夫一职。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男人分开。在考试程序到考试题目的难易程度及最后录取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色彩。如乡试、会试时，蒙古人、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则要考三场；
（5）在司法机构、司法制度上的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的规定。元朝采取了由蒙古贵族垄断司法的政策，上层司法、监察机关的长官多由蒙古人担任。如宗正府、刑部、御史台及各道的提刑按察司的长官都以蒙古人为主，御史大夫更是非国姓不授，汉人只能担任司法机关的副职。 2．试述元朝监察机构的特点
元朝政府很重视监察机构的工作，因为作为统治集团的蒙古、色目贵族毕竟在人数上占少数，在统治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统治阶层不能不吸收汉族地主官员，但出于少数民族的弱势心理，又需要对汉族官员予以监督，以防止他们拥权自重，这就构成了元朝监察机构权限大、机构众多的特点。
（1）机构设置。 元朝政府的监察机构，中央一级为御史台，它与中书省互不隶属，地位相同，官阶一致，均为一品 。监察机关的职权为考察官员、监督司法、参与司法审判 。元朝共设22道监察区，设置肃政廉访使常驻地方，主管监察工作。其工作主要是纠察地方官员邪恶，政绩得失，巡复、按复各路已结案件。遇到重大案件则当面复审查实，然后移文本路结案，申报刑部。如果遇到六品官吏犯轻罪，则可以当即处断。它有权复审地方已断的有关死刑的案件。元政府在江南、陕西两地方设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御史台，一加强对肃政廉访使的领导，对监察官员进行监督。
（2）民族歧视。 作为元代的监察制度中的特点还有就是只有国姓即蒙古贵族才能出任御史大夫一职，这反映了元朝执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总体国策。
元政府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法规颁布、权限扩大、明确职能，使得中国的监察制度在元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对后世明、清的监察制度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朝
1．明朝“重典治世”、“重典治吏”政策在明朝的法律制度上有哪些具体表现？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确立了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是早在《周礼·秋官·司寇》中就已记载的中国古人关于根据社会形势与治安状况的的优劣灵活适用刑法手段的“三国三典”原则。朱元璋认定明初是乱世，因为北方的蒙古军事贵族仍虎视中原，抗元农民起义余波未平，各地起义时有发生，而受两宋及元朝吏治失之过宽的影响，明初官僚队伍纪律松弛，贪赃枉法行为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不同派系的争权夺利、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朱元璋接受“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认定要用“重典”来“治吏”就可达到“重典治世”的目的，“乱国”的局面就可扭转。这种政策给明朝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确定从新从重主义的刑罚适用原则，处罚法律颁布前的犯罪行为。
明朝为强化对社会严重犯罪的行使镇压,放弃了唐宋时代的从轻主义的原则,而改用从重主义。按《大明律·名例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依新律拟断”。同条律注解释说：“此书言犯罪在，先颁律后事发，并依新定律条拟断，盖尊王之制，不得复用旧律也”。由于朱元璋主持制定《大明律》时，实施“刑用重典”的原则。同时规定对《大明律》不得有任何更改，违者重罚。《大明律》与唐宋时代的法律相比，在处罚刑事犯罪方面明显加重。它改变了以往封建王朝刑罚适用的从轻主义原则，公开推行从重从新主义的刑罚原则，反映出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立法指导原则的变化，以及社会刑事犯罪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2） 《大明律》对谋反谋大逆等政治性犯罪及官员贪赃犯罪方面，刑罚处罚远比《唐律》为重，是“重其所重”原则的具体体现。 对诸如谋反谋大逆等严重政治性犯罪，侵害统治阶级与一般社会成员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偷窃抢劫财产与贪污挪用官府钱财粮物等严重的财产型犯罪，《大明律》遵循“重其所重”的原则，与唐律相比，一律加重刑事处罚。如“诸谋反大逆者”《唐律》“不分首从，一律皆斩”，而《大明律》则是“凌迟处死”；“盗窃四十五匹者”《唐律》为“加役流刑”，《大明律》规定为三犯盗
窃者处绞。在法定刑上增加了刺臂刑、充军刑、凌迟刑。对某些严重犯罪，恢复了如枭首示众的酷刑。《大明律》重点打击的严重犯罪有：“杀一家三人罪”“采生折割人罪”“肢解人罪”“强盗罪”“白昼抢夺罪”“窃盗罪”等。 （3）创设、增设了一些防止官僚“朋比为奸”的罪行。
“奸党罪”：其为前代所未设，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为打击官僚“朋党为奸”而增设的一项新罪名。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防止臣下谋反作乱。
“交结近侍官员”与“上言大臣德政”：是朱元璋制定《大明律》是增设的罪名。从其内容上来看，是“奸党罪”的延伸和发展。在处罚上，一般本人处斩，妻、子流两千里安置或没为奴隶，财产入官。 （4）严厉打击官员贪污、失职、渎职犯罪。
明代法律将贪污受赃归纳为六种形式：监守赃、常人赃、窃盗罪、枉法赃、不枉法赃、坐赃。《大明律》将这六种贪赃罪绘制成图标于律文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赃。在处罚力度上，《大明律》规定；吏受财“枉法赃一百二十贯绞”；官受财“枉法赃八十贯绞”。官职不同，相应的责任也不同，对长官处罚更严厉一些。但如果是官吏不枉法赃，则一律赃满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即不分官职大小，责任轻重，实行相同的处罚。
对失职、渎职罪，明朝法律以维护皇帝独揽行政大权为宗旨，对有损皇权统治的任何行政失职行为，主张严厉打击。《大明律》规定“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出绞。”也就是只因不请示皇帝就处罚或奖励军官的军政长官，就应被处以死刑。另外，明朝法律为保障国家机器的长期运转正常，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率，《大明律》中对各级官吏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有违反均给予惩罚。其中，对官吏“漏失印信”的失职行为处罚最严。因为，在明代统治者看来，“印信”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漏用印信是官吏办事最大的失职，对这种行为一般处“斩”。
（5）朱元璋手定明《大诰》，用以严惩臣民犯罪，弥补《大明律》律文规定的不足。
明《大诰》共四编，内容为朱元璋选取的“官民过犯”的典型案例及其训令。相比较《大明律》，不但增加了许多法外之刑，而且在某些犯罪，诸如惩治盗贼与贪污挪用国家财产的犯罪方面，处罚远超出《大明律》的规定，体现出极为残酷的色彩。例如，像枭首、斩示、弃市以下罪万余种。“民不纳粮”罪，《大明律》罪止杖一百，而《大诰》则“全家迁出化外”。 （6）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强化“重典治吏”。
明朝将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扩大了机构的设置与权力的行使。在中央一级，都察院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其它部门的干预。在地方上，明朝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作为中央行政监督机构的派出单位，主管辖区内的监察工作。为强化行政监督，防止地方官吏擅权违法，明朝特别设置御史巡按制度，由皇帝钦派大臣巡查地方，纠举百官。明朝还在中央六部设立给事中，作为皇帝派往六部实施监督的代表。
明代“重典治世”政策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还有在司法机构上设立特务司法机构—厂卫组织，以监督、制约普通官僚体系，插手司法事务。在审判制度上，设立廷杖制度，在朝堂上杖责大臣，以强化皇权。 2．试述明初立法指导思想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1）明初的立法思想对整个明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开国帝王的朱元璋通过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既有对唐、宋、元立法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有朱元璋本人的政策、方针，它指导了明初的立法。主要特点有： ① 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思想
《周礼·秋官·司寇》记载，早在西周就有“三国三典”之说，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它是指治国时要根据社会形势与治安状况的优劣灵活运用刑法手段。中国古代统治者又将治理社会分为两个层面，即治吏与治民的综合。战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朱元璋将治吏作为治国的重点，提出“刑乱国用重典”的政策。 出身于贫困阶层的朱元璋在反元起义中，亲眼目睹了元末吏治腐败的状况，对当时官吏“多不恤民”、“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以至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印象深刻。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又总结了两宋时期吏治失之过宽的教训，决心“重典治乱世”、“重典治吏”。这种政策稳定了明初的社会秩序，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在“重典治吏”的同时，朱元璋也未放松“治民”的工作。他运用严酷的手段制止人民的反抗，镇压明初各地的农民起义，达到了稳定社会的预期效果。
但“重典治世”，尤其是“重典治吏”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的最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就是削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削弱了整体的力量。明初官僚体系几经大规模清洗，导致官员人人自危，最终危害皇权的巩固。朱元璋统治后期也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对刑事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明成祖上台后，为了强化皇权，打击异己，将“重典治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确定了下来，成为明朝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由于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政策对于明朝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人评价为治世取得明显成效的具有典型性的指导思想。 ② “礼法并用”的思想
朱元璋在使用“重典”来治国的同时，也注意运用“德礼”的作用。他认为要使朱明王朝长治久安，需要推行“礼法并用”的思想，即把伦理道德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律的镇压犯罪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以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在“礼法”关系上，他认为封建道德的教育感化是先导，刑罚镇压是手段。《大明律》卷首将“八礼图”与“二刑图”并列，并规定“存留养亲”、“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婢不得告主”、“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等多项条款，进而使封建道德的精神统治力量与封建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合为一体，有效地发挥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③立法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并举的思想
朱元璋在治理社会上主张采取全方位的方法，不但把预防犯罪与惩治犯罪相结合，而且把日常的立法工作与法制的普及宣传工作相结合。朱元璋在位期间向各郡县颁发《律令直解》、建“申明亭”、刊布《大明律诰》，要求天下人有一册其亲手编的《御制大诰》、派人定期讲读《大诰》等等，都体现了他立法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并举的思想。
（2）明朝上述立法指导思想是基于治乱世而形成的：①元末农民起义规模浩大，朱明王朝即是在这场起义中应运而生。松散的农民组织可以将蒙古铁骑打败，元政府吏治腐败是主要原因。因此，明朝建立后，为防范官吏横行导致人民造反，将重点治吏作为治乱世的一个重要内容；②元末明初之际，内外形势复杂，就政府运作而言，前元的法制十分松弛，极不可取，因此，也就导致明初承元乱世必须治以重典；③宋、元法律复杂，连司法官也不能完全掌握，普通百姓更不知如何守法，大大方便了贪官污吏从中舞弊。因此，明太祖立法时，不仅要求法律要简明，而且重视法制宣传，使官吏无出入之弊，民畏法而不犯；④朱明王朝建立，首先要确立其皇权的不可挑战性，明确朱元璋的皇位是承天运而生。为达到这个目的，法律的任务就是要严刑峻法镇压人民，清除统治阶层中对朱明王朝形成威胁的异己，以此树立权威，强化极端君主专制统治。 清
1．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在刑罚制度上有哪些变化？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刑事法律不仅具有封建法律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原因不外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清代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进一步复杂，另外满族贵族集团极力维护其一族统治的狭隘性，都使得清代的刑事法律在刑罚制度上发生了部分变化，主要体现在： 笞刑、杖刑的变化。
在康熙时代，将“明刑弼教”“修德安民”作为用刑的指导思想，将定型于隋唐时的笞、杖刑进行了改革。具体做法是，将行刑的刑具改为用竹板。在以前则是笞刑用小竹杖，杖刑用大竹杖；其次是将行刑的次数采用“打四折，以五等为等差，除零数”的计算方法。即原来笞十，打四折后为打四板，笞二十经打四折，以五板为差等，去零头后变为打五板。经此推算，清代的笞、杖刑的等数为：笞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二十板；杖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处以笞杖刑的大多数是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将笞杖刑由重改轻不会放纵罪犯、危及封建统治，却有利于“明德安民”的政策，反映了统治者尚德慎刑的开明之处。
迁徙、充军、发遣成为法定刑。
明代的迁徙、充军之刑在清代进一步规范化，成为法定刑。迁徙就是将罪犯本人及其家属迁出千里之外安置，不得返回原地居住。它类似于流刑，又不同于流刑。清朝的充军刑是将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服苦役，重于一般的流刑。它分为附近充军（2000里）、边卫充军（2500里）、边远充军（3000里）、极边充军（4000里）、烟瘴充军（4000里）五个等级。因此，又称为“五军”。清朝的充军刑只罚及犯罪者个人，也不像明代终身充军与永远充军那样区分。发遣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刑罚，是法定刑之一。它是将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为驻防官兵充当奴隶，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 死刑制度上的变化。
清代的死刑明确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类。立决为斩立决和绞立决，是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的罪犯决不待时；监候为斩监候和绞监候，是对那些构成死罪，但并非罪大恶极，可以先行拘押，待秋审复核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死刑，这样罪犯就有免死的机会。 另外，清代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有进一步残酷化的趋势。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被运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在适用范围、行刑方式上较明代都有所发展。这些惨苛的酷刑表现出当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时统治者极力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极端手段和政策。 （4）“刺字”刑的广泛适用。
清初“刺字”刑只适用于少数几种犯罪。例如对盗窃犯附加刺字刑，以预防犯罪人再犯；对“逃人”附加刺字刑，以方便侦缉、追捕。后来刺字之法适用范围愈加广泛，又有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迁改遣改发等。刺字的方式也趋于规范化：刺字的部位，初犯先刺右臂，再犯刺左臂，更犯刺右面、左面；刺字的内容有刺事由、刺管束地方，并分刺满汉两种文字。 （5）满汉异罚，在刑罚的适用上满人拥有特权。
依《大清律例》，满人在触犯律例时可以不用像汉人那样依法决罚，他们可以享有“减等”、“换刑”的特权；犯轻罪时可不处以笞、杖刑，而处以鞭刑；犯较重罪时，徒刑、流刑、充军、发遣可按罪行轻重折换为枷号。
在刑罚制度的改变上，虽然有由重改轻的一面，但主体上是由轻改重。这主要是由于统治者强化统治秩序、实行威吓预防的需要。 2．清朝在在思想文化压制上有那些具体做法？
明朝的灭亡、异族的统治，大大的刺激了中国的士人，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评和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明末清初风起云涌，无论是启蒙思想还是反满思潮，都动摇了满清专制统治的基础。满清统治者为加强满族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一方面，清统治者尊崇孔孟之道，将程朱理学作为“正学”，把其它与儒家正统学说相背离的理论都作为“异端”。康熙皇帝选用理学名士为官，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将有利于加强专制统治的书籍尽行收录，把不利于统治的文化典籍大量销毁，在中国历史上是决不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又一次文化专制行为。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具有启蒙思想和反满思潮的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就是对知识分子著述立说中的文字进行附会苛责、演绎犯罪、任意罗致罪名，以此达到铲除异端，震慑知识界的目的。它的特点有三：①打击的对象都是具有启蒙思想和反满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②文字狱在《大清律例》中并无正条，在定罪量刑时比附“谋反”、“谋大逆”罪条来处断。作为两罪的类推适用，不仅对犯罪人本人处刑畸重，且株连极广。③文字狱是因皇帝的猜忌之心而起,极易造成冤案。
3．清朝完备了它的会审制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清代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建树是它对会审制度的完善。就会审制度而言，明代就已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制度为清朝所继承。顺治时期已将它发展成秋审和朝审两种会审制度。乾隆时期又编成了专门规范秋审和朝审的特别法——《秋审条款》。《秋审条款》详细的规定了秋审和朝审的时间、参加会审的机关、管理的范围、具体处理办法等内容。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清朝会审制度的完备。所谓“秋审”，就是由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共同复审各省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的审判制度。因其每年都在农历八月进行，所以被称为“秋审”。秋审的具体程序是：各省督抚在每年五月以前，将本省审勘完毕的斩、绞监候案件具册呈报刑部；八月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在天安门外金水桥西共同复审，然后由刑部就审录结果向皇帝具题。经过秋审和朝审的案件，根据具体情节对案犯作以下处理：（1）情实，即罪情属实、量刑恰当、一般在冬季以前执行死刑；（2）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较小、先暂时关押、等待下一年会审；若经三次复审定为缓决则可免死；（3）可矜，罪行虽属实，但情有可原，予以减等发落；（4）流养承祀，罪行属实，但父母、祖父母无人奉养或为家中独子，免死改为杖责、枷号示众，然后释放。
清朝还有朝审、热审制度。朝审就是由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共同复审京师地区的斩、绞监候案件的审判制度。按照惯例，朝审都是在每年霜降以后，秋审的前一天举行。热审是在每年小满后十日到立秋之前，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审理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
秋审、朝审、热审着三种会审制度，虽然存在着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弊端；但是通过会审，有助于封建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加强了皇帝对各省及中央司法活动的监督与控制。因此，会审活动被清朝统治者夸赞为国家大典。
“明刑弼教”、“重典治国”的原则
是什么：“明刑弼教”强调重视教化，慎用刑罚。朱元璋建明以后，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乱世，因此要用重典且进一步认识到应通过重典治民和重典治吏来实现“重典治国”。是传统的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体现。 为什么：因为明代统治者认为，元朝的灭亡在于法度太滥、太乱、“废弛”。而且这与朱元璋个人经历有关。所以朱元璋在施用“礼法结合，明刑弼教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明刑”和“重典”的作用.朱元璋明初重典治国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是“明刑弼教”思想。他继承了朱熹思想。朱熹认为德、礼、政、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政刑与德礼都是“天理”的产物，都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因此没有先后之分，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这就为统治者借口弼教无节制地施用刑罚，推行重典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此时的明刑弼教往往与重刑主张相联系。
怎么办：重典治民——针对犯而不止的社会应“严刑以制之”，使民知重刑之威而畏于犯罪。这样就能达到重典治国的目的。 评价：明初推行的重点治国的主张，虽然对于改良吏治，安定社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但是重典治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造成法制的畸形发展更是不能低估：1重典治吏思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而且此政策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挫伤了官吏的积极性。2重典治国思想的推行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由轻入重推向极至，真正形成封建社会后期的苛刑峻罚的形态。激化社会矛盾，激起人民反抗。
2.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
汉初至文景时期：
是什么：以黄老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的指导思想。黄老思想特点为“无为而治”。
为什么：汉初由于秦朝苛政和连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统治者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所以不得不采用比较缓和的政策，强调安民，不扰民，与民休息，奉行黄老思想,，崇尚道家的清静无为。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
怎么办：在经济上，强调轻徭薄赋;
在法律思想制度上强调的约法省刑，(法律要尽量少些) 影响：使社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汉武帝之后：
是什么：以儒家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中心为“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
为什么、怎么办：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之长。系统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他的理论依据就是著名的“天人感应”说。
评价：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的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