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金融危机看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命运
作者：朱铮宸 郑嘉成 来源：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网络编辑：胡毅 发布时间：2010-11-09 点击数：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2007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继而席卷全球，并于2009年底，引发了迪拜危机。目前，危机还在进行，世界经济何时走出低谷，尚无定论。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的遗产及其危害，重新发现170年前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必然”的价值。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仍处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范围之内，在资本主义迫不及待宣布“历史的终结”的时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揭示这场危机的深刻本质和根本成因，提出有效的规避和防范措施，建立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发展。
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对于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较为流行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与之相对立的是欧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仅是监管、政策和市场失衡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所致，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又有各自的缺陷，双方都没有联系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二重性内在矛盾，没有联系金融资本逐利本性，没有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进一步揭穿了资本主义“劳动产品过剩”的伪命题。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无休止地采取各种方法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样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就是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剩余价值的生产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使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超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承受能力，最终使剥夺者被剥夺，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3]
而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什么？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商品所内含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纵观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虽然资本主义竭力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但没有克服其本性，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为资本产阶级服务的，是服从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需要的政治工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4]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由此可见，只从现象本身来看待这场危机，不联系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不联系金融资本逐利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不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越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5]，就难以回答像美国这样的所谓“完美”的市场制度为什么没有能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难以看清危机的实质，难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当前的金融危机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当前的金融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科学的，是投机和冒险的，是放纵和无度的，从而是残酷和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但貌似强大而外强中干。新自由主义强调放任和自由，使私有制发展到极限，从根本上推崇的是效率至上、金钱至上，把社会责任和人伦道德异化为有形的财产利益标准，从而使投机和逐利心理和行为大行其道，最终导致了现在的结局。从资本主义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有两大主流：一是美英为主导的盎格鲁撒克逊派的金融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推崇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生产和资本交易获取高额的风险利润，其特点是来钱快，周转快，以华尔街和伦敦股市为核心，脱离了实体经济循环周期，来无影去无踪，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为逃税漏税打开缺口。由于其网络金融工具的应用，不再需要大批的人力物力，从而无法促成更多的人就业，逃避了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而利润却实现了最大化；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欧洲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强调了高福利和社会责任，以实体经济为主导，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强，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冲击较小。从这两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遭受的冲击程度来看，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由于继承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本性，其破坏力很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也越大，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由于受欧洲传统的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欧洲左翼政党的影响，更多地吸纳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和治理理念，从而具有了较强的生存根基，受到欧洲民众的普遍支持。上述事实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理念的延续，是垄断资本主义排斥公义和秩序的巧言辞令；二是资本主义只有继续不断借鉴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和治理方式，发挥国家应尽的公序良俗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得出了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规律的结论，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趋势的判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垄断资本主义作了科学分析，做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重要结论。尽管列宁对全球垄断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的时间估计短了，但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特征和总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在全球治理方面遭遇的文化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时而显现。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民主与市场发展模式的垄断，都深刻说明马克思、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从制度层面上来说，资本主义已从早期具有革命进步性的上升期，转入危机起伏期、相对缓和发展期，其基本的趋势是走向灭亡。
三、坚持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
这次危机也波及到了中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由于踏入资本主义的误区，才导致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对于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纳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做法，但和新自由主义相比是同中有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
质区别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中国学者王伟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其危机最终是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决定了危机是可以规避和防范的。[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和运行规律，这种规律使商品内在矛盾产生和发作不可避免，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其公有制优势克服它的负面影响。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公有制和宏观调控的比较优越性，从中国经济迅速企稳回升，宏观调控初显成效，在世界经济看衰的形势下一枝独秀的表现，可以看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旺盛。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类似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下滑，市场萎缩现象，是否说明了中国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话，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是为了根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垄断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为什么马克思根本没有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居然也发生了失业率上升、经济萎缩和物价上涨等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出现的现象？
中国遭受的危机冲击并非中国自生的，而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经济危机扩散和转嫁的结果。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是全球性全面危机，由金融向非金融领域蔓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由技术操作层面向理念、模式、体制层面再向制度层面蔓延，其负面作用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从长期来看，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这次危机暴露了全球化的弱点：资本主义主导了全球化进程，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肇端于美国并波及全世界的危机在美国金融资产阶级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转嫁下，引发了全球性恐慌与危机。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由于外贸、投资和金融与国际接轨，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然不会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而自然失效，因此不能把中国的问题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失灵，中国出现的失业率上升等问题不是中国的制度积弊，而是中国改革经验不足以及国际大气候变化双重影响造成的，中国应对危机反应迅速，发挥了制度优势，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进一步冲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做到的。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前，化险为夷，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中国在如何走出危机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战略，金融危机未来对我国的影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警惕性不高，防范措施不力，可能会形成各种危机，因此要清醒认识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防止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极端化。事实证明，仅仅靠沿用“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主义政策，以及凯恩斯和熊彼特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并不一定能对症眼下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当前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影响机制与过去的危机相比已经出现了很大不同。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7]这说明，仅仅简单地通过国家注资和扩大内需的办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
都不可能根除生产过剩危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而是要说明：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
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它既可以发挥充分调配资源，优化贸易结构的作用，也可能由于投机打击不力，法制环境混乱而引发危机。因此，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入手，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才能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成功发展之路。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对金融危机的规避和防范：一是从制度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从制度层面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二是从体制方面，继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金融防范体系。三是从对市场的调控管制方面，要特别对金融业、垄断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本来含义。马克思和列宁对未来社会的描述至少包括以下几点：1.工人阶级政党领导，或者对政局有绝对的影响力；2.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至少以公有制为压倒优势；3.工人阶级在生产单位管理上有决定性影响力；4.生产资料分配上以按劳分配或者按需分配为主体；5.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民主的计划管理，实行宏观调控；6.人民有较大的民主权利。
马克思对于上述六个方面的阐述表明了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是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病。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我们应该从这六点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尤其是从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影响力和民主的计划管理等方面来理解，我们就会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孔根红：危机与变革、前途与命运
——简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几次反“危机”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25日 11:09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作者：孔根红 字号：T|T2012-11-15 09:40:37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作者：孔根红 我要评论(0) 点击：
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考验各类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试金石。这次金融危机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冲击性，引发出人们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在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所遭遇的几次“危机”与“变革”方向的思考。深层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反“危机”导向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调整、变革与发展规律，进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认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罗斯福“新政”：资本主义反“危机”的成功案例 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是“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首次经济危机。它以华尔街股市大崩溃为先导，随之出现大量银行倒闭，千百万人的积蓄付诸东流，数千人跳楼自杀。美国随之步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生产出现严重过剩，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销毁过剩产品， 86000家企业破产，失业率高达25％。危机很快从美国扩展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从金融危机转变成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被史学家称之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世人惊呼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
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发展前途问题：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二战”一触即发，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 具有戏剧性历史意义的是，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时正是苏联崛起之时。在人们议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苏联经济却“安然无恙”，“一枝独秀”。1921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1928年是苏联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从1929年始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了3倍；1938年，苏联经济总量在全球所占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在对比五年计划和大萧条时指出：“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大增。在西方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它们一者衬托着另一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发展中。 目睹苏联计划经济成就和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当时出现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的特殊现象：1930～1935年间，西方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一时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计划经济“转变为模仿”。 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参照系。借鉴其成功经验，资本主义起死回生。1932年，美国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他上台即担当重振乾坤、为民请命重任，实施“新政”。1933年，罗斯福借鉴苏联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作法，设置联邦计划机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新政”首次大规模尝试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危机”的方法。它摒弃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原则，在宏观层次上运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在微观层面上较大地调整产权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运行体制。英国学者帕克在《超级大国--美苏对比》一书中承认，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在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促使西方社会放弃对传统派自由市场学说的信仰。 受惠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实践，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成熟，推动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新政”是一场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帮助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空前大灾难。
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社会主义反“危机”的惨败案例 罗斯福“新政”之后约50年，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敏锐地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说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很相似。两大方案都是为应付令人痛苦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两大方案都是由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上层，来自国家上层的领导人进行的。”他说，对罗斯福来说“是幸运的”，“新政”成功“结束了大萧条噩梦”，挽救了资本主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则“是不幸的”，他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一种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制度的探索具有划时代意义。该模式一开始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它帮助苏联创造了经济奇迹，改变了苏联的面貌，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和军事强国。斯大林去世时，丘吉尔曾这样公正地评价过他：斯大林接收苏联的时候，苏联是一个扶着木犁的国家，在他告别人世的时候，苏联却成了一等强国。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资本主义大萧条之际显示了巨大的优势。很不幸的是，后来苏共历届领导人，把过去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合时宜地、不顾时空条件地推到极端，将之视为普遍真理而不加以改革，逐步进入“停滞的年代”，经济严重下滑，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0年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间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