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在新诗的发展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提倡的，不用格律、不用典，用白话口语等革命性口号，在实践上作了最好的“诗体解放”；另一方面，诗歌的情感因素和诗歌建立于诗人个性基础上的独特性，都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女神》让中国新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从诗体解放的角度来看，在《女神》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便是我呀！”（《天狗》）形式的无拘与飞动的想象的结合，使《女神》创造了自由的诗的空间与时间，这是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产物。
10、简述“论语时期”的林语堂的散文。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三章第三节
1932年9月，林语堂开始主编《论语》，《论语》一鸣惊人，创刊号就重印了多次。《论语》提倡“幽默”，一时间幽默成风，1933年被称为文坛的“幽默年”。“论语时期”的林语堂与“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有很大不同，“语丝”的特色是“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而《论语》则提倡幽默，强调“谑而不虐”。“论语时期”的文章多收在散文集《大荒集》和《我的话》中。林语堂的散文，幽默中透着从容睿智，行文轻松自然，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
11、请简述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的基本内容和写作特点。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七章第三节第二部分
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主要写自己与天一阁的相遇，同时还重点介绍了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及其传人。
余秋雨的散文都有很明确的主题，而且多是关于文化或文化英雄的悲剧命运，因此他的散文的运思，都会集中朝自己的主题努力。他会把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的多种复杂的因素尽力删减，把自己叙写的故事“熔铸得很纯粹，纯粹得可以一无障碍地表达他强烈的抒情意向。而强烈的抒情意向往往也都十分脆弱，遇到哪怕是些微非抒情杂质都会顷刻瓦解，所以作者必须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杂质排除”。就《风雨天一阁》来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余秋雨除了写自己与天一阁的相遇以外，还重点介绍了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及其传人。作者把藏书家复杂的藏书动机，简化为怀着隐秘使命，就象一个坚强的地下工作者，他具有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这种人才可能“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赞扬范钦具有一种冷俊的理性，能够提炼自己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并且认为范钦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最后几句话，在夸奖具有社会人格的文化人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作者对纯粹专家学者的某种不敬。这与作者对文化精神的张扬又是相悖的。余秋雨写作文章的时候，正是商业大潮席卷全中国，许多人都在担忧人文精神的失落，他的写作，以挽救将坠的人文精神为己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这种挽救的姿态如果过于激烈，就会显得做作，反而不是彰显文化精神，他在散文开始，写自己与天一阁的相遇，“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等词的使用，就令人有用力过猛之感。就算认定自己是能思接千载的有悟性的文人，也不必将与天一阁的相遇渲染得如此神秘，夸张。
12、请简述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基本风貌。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六章第一节
从艺术渊源上说，政治抒情诗写作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新诗中固有的浪漫派风格的诗风；准确地说，应是它们中的崇尚力、宏伟的一脉如郭沫若等的作品。当然，更直接的承继是30年代的“左联”诗歌，和艾青等抗战期间大量出现的鼓动性作品。另一方面是从西方19世纪浪漫派诗人，尤其是苏联革命诗人的诗歌遗产。苏联革命诗人，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从处理现实政治，到艺术表现，都给当代政治抒情诗提供可直接仿效的基本方法。
在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政治抒情诗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求节奏分明、声韵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