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与社会_文化发展
单 波: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 传播文化
传播媒介的创造史和传播关系的发展史,传播媒介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与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传播媒介越发展,社会、文化就越开放,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与技术的兴起,都会带来人的感知方式的变化,方便共同体生活中的人的民主参与,从而带来社会、文化的变迁与日常生活的变化。当然,传播媒介越发展,人也可能会越来越被它所支配,形成媒介的社会、文化支配权力,这时,人就会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而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所构筑的世界,甚至融入媒介技术主宰的信息系统之中,力的钝化。
,这,。有人据此从传播学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由特定传播媒介所负载、并由人们设计的传播结构加以维护、推行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由传播网络限定的社会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又相应地把“传播”界定为: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通讯交流形式和文化的信息储存、放大、删减、封锁的活
④
动机制。这种界定并不完美,只是从特定角度分别对传播
化中心主义、文化冲突等负面的东西也常常扭曲着传播,例如社会政治利益集团的文化倾向,常常使媒介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消费主义文化片面强调通过物质占有达到个人享乐和自我表现,常常使媒体过度营造消费的诱惑力,把公民变为消费者,将政治参与蜕变为购物的附带品。然而,人作为创造的主体,作为传播的主体,在传播活动与文化创造中具有反思性,即能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透过,从而把,在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关、反思性是永恒的“调适器”。
二、现代性视野中的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一般说来,“发展”概念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任何事物、任何现象、任何系统”,而是仅仅指人为事物、社会现象和社会系统;不是与任何目标、价值无关的“一切变化”,而是仅仅与人的目标、价值有关的那种“变化”。二战以后的发展语境是,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一批原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独立后,面对在发展程度上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巨大差距,一个普遍的问题同时摆到了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差别很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前,这就是发展的问题:能不能通过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努力,推动社会朝着确定的目标发展?尽管发展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中产生的,但用以回答“发展问题”的
⑦
“发展理论”无一不来自西方或以西方为参照。这一方面
与文化作了说明,但有一点是非常客观的,即承认文化与传播的内在统一性。一方面,文化规定了传播的内容、方式、方法及传播方向、效果;另一方面,传播以符号化、意义化的方式呈现着文化,作为文化的活性机制而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有两套信息系统:一是与一般生物共同具备的基因信息系统,人类赖此繁衍生息;一是社会传承的文化信息系统,人类赖此发展
⑤
进步。前者可称为“自然人”信息系统,后者可称为“社
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一方面又体现着现代性的评价方式。按照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解释,所谓现代性是大约17世纪开始在欧洲形成的各种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的
⑧
总和。也就是说,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理念、经济观
会人”信息系统。当传播生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从而使人完成了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后,传播便与文化合一了,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从哲学的角度看,如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他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人类文化的世界”,从此,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
⑥
任何东西。”虽然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并不会完全溶化在
念、文化创造、生活方式等都成了评价发展的“
标尺”。
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传媒乃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创造现代生活、创造现代人的过程,因此,在传播与发展的关系建构中亦贯通着现代性的评价话语。如美国社会学家勒纳
(DanielLerner)对传播与发展之关系的核心表述就是:“各
地都市化程度提升后,均能提高其人民的识字率;人民的识字率提高后,其媒介使用率便会增加;媒介使用率增加
⑨
后,人们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参与程度随即扩大。”加拿
“符号的宇宙”中,而失去自己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但他被包围在“符号的宇宙”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文化对传播的制约以及文化与传播的同一性。
文化与传播的这种同一性关系是我们在传播过程中可随处体验到的,如民族语言是传播的工具,同时,民族语言又设定了传播的文化范围;社会成员间只有共享一种媒介文化、共存于同一文化情境,才能达成彼此间的传播。
当然,我们也可体验到,社会文化的偏见与成见、文
大学者斯迈兹(DallasSmythe)则强调传播是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传播不仅影响经济活动,而且本身已成为基本的经济活动之一,因此研究传播活动是理解经济的必要因素,而关注社会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传播也是必要
υλ 的,因为传播过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心理学
家海根(EverettHagen)和麦克里兰(DavidMcCleland)认为要达到发展的境界,首要任务是改变社会大众的人格,使其具有创新人格,而识字率、传播媒介、都市化以及民主
11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4年第1期(总第1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