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整理的张爱玲研究资料
获普立兹诗作奖）。
高 在“口述历史”的结论部分，您说在香港六年“从事反中共的宣传”。《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否类似的文宣？
麦 “反中共的宣传”意指“中国报告计划”。该计划包括报纸新闻记事的制作与传播、杂志专题报导、电台难民访问，以及学术论文。《秧歌》另当别论。我们也有正常的美新处业务：图书馆、文化交流、福勃莱特学者交换计划、每日首府新闻存档、为美国之音汇报等等。还有大规模的美国书籍中译计划，包括梭罗、爱默森、福克纳、海明威等经典作品。为此，我们请爱玲翻译，此为结识的开端。她为我们翻译了三四本书，她的海明威中译立即被称许为经典。《赤地之恋》英文版哪一年出版的？我想是我一九五六年初调驻曼谷之后的事了。别人校订的，大概是宋淇，不过我确实读过她准备好的故事大纲。
高 曾有人说，《秧歌》与《赤地之恋》皆由美新处授意而写。《赤地之恋》的故事大纲甚至是别人代拟的。
麦 那不是实情。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国北方待过，非常惊讶她比我还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形。我确知她亲拟故事概要。
高 所以小说写作的自发性不成问题。写作过程有无外力干预？有人说《赤地之恋》靠别人帮助才得以完成。
麦 她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不过，因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她会告诉我们故事大要，坐下来与我们讨论。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妒忌她的文采。
那一年，在美国颇负盛名、曾得普立兹小说奖的作家马宽德（John P. Marquand, 1893-1960）访港。我负责招待。是个星期日，我请他与爱玲吃中饭。爱玲的盛装引起马宽德的好奇与兴趣。他偷偷问我为何张爱玲的脚指头涂着绿彩。我问爱玲，她一时颇受窘，说是外用药膏（大笑）。我交《秧歌》头两章给马宽德，请他评鉴。他说应酬多，大概没工夫看。当晚下大雨，他就在香港半岛酒店房间里读完。次晨打电话来，我刚好不在家。他告诉我太太：“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他带了这两章返美，帮助推介，使《秧歌》在美国出版。
高 既然在写作过程里曾坐下来讨论进度，您或美新处同仁是否有意影响她的写作？
麦 我们绝对没有尝试藉讨论来操纵或“帮助”《秧歌》的写作。我们的会议简短而且扼要。我们无法使《秧歌》更好。我相信最佳的宣传——如果立意可取的话——是忠实报告社会现状。我们努力维护“中国报告计划”的诚信，不惜拒绝虚假唬人的报导。比如有人宣称她全家在广东受拷刑，在雪地里跪了一整天。我在报告上写批语：广东的雪，该是北平运来的。
高 《赤地之恋》英文版就不顺利。一九五六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出版，并由Maria Yen写导论。
麦 我觉得《赤地之恋》不如《秧歌》。Maria Yen是燕归来。友联出版社由一群热中“第三势力”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不喜欢国共两党。燕归来属于那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