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改革中新的课程理念大多来自西方,而要将其引入中国的文化及教育背景,必然有一个文化的适应和筛选过程。其间也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我国历史上这次真正意义的“课程改革”(而非“教材改革”或“教学计划改革”)在理论上的里程碑意义和实践中的价值。本文即试图探悉新理念的引入在我国社会文化和教育实践中的适切性并期望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能使新的课程理念尽快为我们的文化所内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一、“课程”理念的转型
“课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界一般以博比特所著的《课程》一书作为课程成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标志。自此,从泰勒等人的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到现在的概念重建设学派的理论,西方的课程研究已经历九十多年的发展。而在我国,这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