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来说，不仅人数少，而且她们走向社会的直接动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计所迫，虽然沿海地区的丝厂和纱厂的女工也进行了一些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至于自身的解放，她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首先是由男性发起，然后被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进步女性继承并传播，也正是这部分知识女性在整个妇女运动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也正是由于近代知识女性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和参加，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才能一改由男性倡导、领导的被动性，使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到自觉自救阶段，并从家庭拓展到社会，且更具有楷模、榜样作用。
从妇女运动的结果上来看，西方近代妇女运动在最初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斗争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随之又取得了妇女普选运动的胜利，可以说是成果显著，但尽管如此，她们仍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平等，妇女整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没有质的改变，“三多一少”现象仍很严重，即贫困者多、文盲者多、失业者多、劳动报酬少。〔14〕妇女参政的渠道由于许多复杂原因还不通畅，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中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以及带有性别歧视的机制和社会态度，造成了妇女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作为其母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在戊戌维新时期围绕“禁缠足”和“兴女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达到了高潮。到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参政两院选举法时，规定“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然剥夺了女子的正当权利，致使女子参政运动的热浪烟消云散，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转入低潮。但这场运动无论是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而独具的特点，这又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始终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斗争紧密相连；非女性化特征突出；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