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我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其中有一些先进分子,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由旧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李大钊同志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6日*,殉难于1927年4月28日。今年是他诞生的九十周年。李大钊同志在人生的征途上,只赢得了三十八个春秋,而从1905年进入永平中学,开始其自主生
活算起,只不过生活了二十二个年头。可是就在这短暂的岁月中,他却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无产阶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李大钊同志的理论和实践闪耀着民族和阶级解放的光芒。历史事实表明,李大钊同志不愧为五四运动的旗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奠基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时代的开拓者。 本文拟对李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后(指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 从李大钊同志“五四”前后的哲学思想看来,他已经是一...... (本文共计9页)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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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优良传统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民主与科学，典型的代表
人物是蔡元培；二是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两个方面相互推动，相得益彰。两位代表人物的思想都富于哲学的深度。本文侧重于指明李大钊哲学思想的三个重要特点：倡导青春精神，要求创造青春之中华；倡导中西思想融合，主张走综合创新之路；倡导历史观与人生观的统一，讲究人生修养。这些特点对今日的大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乃是作者立意思索的主题
贵州要发展,教育是基础,但仅靠贵州现有的教育格局和教育能力,要赶上仍在高速发展的全国教育形势,非常困难。贵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引入全新的教育观念,现代化的教育技术,尤其是要突破贵州教育发展的“瓶颈”———师资匮乏、资源匮乏。而现代远程教育是实现贵州教育大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它是建立在包括数字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等组成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的一种教学模式,是构建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它的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现代信息传输手段,将优秀的师资、优良的教学资源送到每一个学习者的身边,使其能够充分自主地学习。现代远程教育的教育理念、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与传统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亟需紧密联系贵州的实际,以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先导,以教学条件的建立与应用为基础,以教学模式、管理模式的改革为核心,以课题研究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为保证,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一、贵州现代远程教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硬件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基层学习点不具备双向交流的条件。目前我省建设的现代远程教育设施,(本文共计2页) ......[继续阅读本文]
在唐代,政府掌握市场设置的主导权。但经济发展之需要影响看市场的设置。唐朝虽有“每月旬别三等估”的规定,但这种旬估并不是要为市场百货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价格,而是一种事后评估。除了非常时期唐朝会对物价进行一定调控外,一般情况下,物价都是放开的,任由市场自行调节。尽管唐代市场的设置和管理都有政府的介入,但并不能因此就称之为官市。其市场管理的弊病也不在于市场是否官市,而在于在当时那种皇权专制体制下,经济对政治的依附以及国家和市令、市丞等市场管理者所无法避免的在市场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决策的专断性、政策的多变性、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律令规则的虚置性。正是这些因素,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了商品经济的顺畅发展。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唐代 市场 设置 管理 性质 【分类号】：K242 【正文快照】：
唐代市场是一个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自二十世纪上半期以来,已经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成果。从这些成果来看,应该说已经取得了某些共识,但分歧和争议也仍然存在,有些观点也还值得商榷。下面即就其中的某些观点和分歧谈点己见,不妥之处,请指正。一、唐代市场的设置唐代是中国古
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79]。
[编辑] 农业
自明朝就开发至今的云南梯田。
明朝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67]。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74]。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67]。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74]。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74]。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67]。
[编辑] 手工业
明朝正德年间制品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75]。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75]
。 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75]。
明朝的一个龙泉青瓷三角花盆。现存于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博物馆。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80]。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车，不但提高生产效率，还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并且发展出彩色瓷器。冶铁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炼钢方法[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