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假馆而诚督之”。万历十三年（1586）春，应县令李元冲之请讲学泮宫，时高攀龙参加了这次讲会，并在日记中写道：终身师事顾先生。等到七月假满北返的时候，“留泾弟子视卯辰（己卯、庚辰，即1579、1580）间尤盛”。万历十九年（1591）在家守制，嘉善夏九鼎、钱士升偕来问学。万历二十二年（1594）会推阁臣忤旨，革职归。万历二十五年（1597）课士于同人堂（注：以上资料，皆出自顾枢《顾端文公年谱》，载《顾端文公遗书》。）。当时如缪昌期、马世奇、张可皆在同人堂学习。同人堂已初具书院之雏形，且在东林书院建成以后仍然保存。从1578年至1597年间，顾宪成大部分时间都在朝廷任职，只在假期授徒讲学，然而业已造就人才甚多，高攀龙自不庸言，即如安希范、丁元荐、史孟麟等人，也是后来东林书院中的骨干。史孟麟在1610年创建的明道书院，更是东林书院网络中的一个讲学重镇。所以这段时间的讲学，为东林书院的成立打下了组织上的基础。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顾宪成会南浙诸同人讲学于惠泉之上。“时太仓管志道以绝学自居，一贯三教而实专佛氏，公与之反复辨驳，积累成帙”，作《质疑编》。这是年谱所载顾宪成参加的第一次讲会，也许可以标志着顾宪成不再局限于授徒讲学这一形式，而是利用传统的讲会制度来宣扬自己的学术。这次大会叶茂才也参加了，他在会后给顾宪成写信说：末学喜附门墙，但愧无受教地耳。当时邻近以讲学为事的学者，除顾宪成外，尚有武进钱一本、薛敷教、宜兴吴达可、金坛于孔兼等人。万历二十七年（1599）八月，会于阳羡山中，顾宪成再次与管东溟辨无善无恶之论，作《质疑续编》。这次讲会之后，“毗陵（即武进）二三君子皆力主公之说。”顾宪成的学说已不单单为其弟子所认可，也为其友辈所认可，所以说是与管东溟辩论的一次大胜利，也可视为其学说由一种个人治学手段向群体思维方式转移过程的又一突破。在顾宪成与钱启新、薛敷教等人之间，已有了一种共识，即对管东溟“无善无恶”之论的否定。然而，论争并未
停止，万历二十九年（1601），顾宪成会于乐志堂，时管东溟亦在会，说富与贵章，想当时定亦少不了一番议论。在此前后，受到顾宪成极大影响的高攀龙亦开始力辟管东溟的“无善无恶”之旨（注：以上资料，皆出自顾枢《顾端文公年谱》，载《顾端文公遗书》。），并直接推动了东林书院的创建。《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为高攀龙所撰《行状》中说：“（高攀龙）与管东溟先生辨无善无恶之旨，观听者踵相接，至无所容，于是泾阳先生倡议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辈可无讲学之所乎？乃集同志数人醵金数百卜筑杨龟山先生讲学遗址，相传所谓东林者，与诸友栖息其中，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由此可见，东林书院是在与管东溟的论战的需要下建成的。
以书院为依托的讲学在1604年以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东林书院。讲学的规模随越来越多的讲学者的参与和讲学热情的高涨而扩大。东林书院的影响开始及于邻近的一些讲学组织，而万历三十四年（1606）创建的虞山书院成为东林最先进行渗透的书院。虞山书院座落于苏州府的常熟县，受管志道的影响较大。尤其其主持者常熟县令耿橘，尝“自言只信得孔曾，至孟子便容易商量；新安殊不甚服”（注：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四年条。）这种话，大概也只是管东溟“以孔孟之矩裁程朱”后方能说得出，颇有些狂禅的习气。这年耿橘来问学，顾宪成虽然拒绝了耿橘“执弟子礼”的要求，但趁机对他非议孟子和程朱的说法严加驳正。所以东林书院向虞山书院的渗透，似乎是向对立学派控制的书院的渗透。1606年五月，虞山书院举行第一次大会，顾宪成赴会，作《虞山商语》。九月再举行大会，时“东林诸先生毕集于虞。??起莘钱先生一本、少白刘先生世学至自晋陵，泾阳顾先生宪成、景逸高先生攀龙、我素安先生希范、玉弦成先生心学、本孺刘先生元珍至自梁溪，彻如吴先生正志、文石张先生纳陛至自荆溪。”（注：《虞山书院志》卷八《会语志》。）会后，耿橘给顾宪成的书信中说：“管东老勇于认□，平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见于笔，且不形于色。讲学
之效如此。”（注：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四年条。）顾宪成在虞山的讲学，确立了东林学术宗旨在虞山书院的地位，在后来由孙慎行、张鼐编写的《虞山书院志》，于卷七会语志中为顾宪成单立教主一门，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耿橘列入东林学案之中，似可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虞山书院成为东林讲学的另一枢纽，这是东林书院网络扩张成功的第一个典型。然而，讲学的风气虽开，而讲学的场所却依旧局限于东林、虞山两地。讲学亟须在地域上进行开拓，以形成一个以东林为核心的辐射状的网络。这种努力在持续地进行，而于1608年臻于大成，其标志则是《丽泽约》的订定。“戊申（1608）秋，史际明与于（景素）、吴（安节）诸公言，大会不宜独烦东林，于是定《丽泽约》，每岁常润轮举，春以为期而经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注：《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六十岁条。）它的具体内容虽已不可知，大意是每年的大会由东林书院、明道书院、经正堂、志矩堂轮流举办，但也许可说它是这一书院网络的纲领，也标志着东林书院网络最终奠定。尽管如志矩堂、经正堂之创建尚早于东林书院，而其讲学的规模及与东林的联系是到此时才得以表现出来。据《顾端文公年谱》，顾宪成于1608年十月赴经正堂会，作《经正堂商语》，“至是约钱、薛二公岁举之”。吴觐华师从钱一本学易，1613年迎钱一本至东林讲易，“嗣后，东林有会则迎启新先生于上座，经正堂有会则偕一二同志往，寒暑晦明无辍”（注：《东林书院志》卷九邹期桢《吴觐华先生墓志铭》。）。据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四载，1610年明道书院创建后，“邹南皋元标、刘念台宗周诸公不远千里羸粮而至，顾宪成、唐鹤征、高攀龙、钱一本暇则携及门讲诵焉”。若以1608年为分界线，从1606年虞山书院的建立到1608年，东林讲学集中于东林书院和虞山书院两地，虞山书院的主持者县令耿橘1607年的去职，导致了虞山讲会地位的下降。而1608年至1612年是东林讲学最盛之时，4年间顾高二人所参加的讲会达18次之多，占20年中总数34次的一半还多，
东林书院与吴地其它讲会进入热恋阶段。而在这18次中，14次在东林书院、志矩堂、明道书院、经正堂、虞山书院、仁文书院中举行，可见东林书院网络已有比较稳定的讲学枢纽。而且，在东林书院这种外延式的网络经营之余，还存在一种内拓的特征，即所谓的会中有会。“万历乙巳（1605）、丙壬（1606）间，讲席方盛，每月三日大会之外复有一小会，高先生门人秦彦熙氏尔载主之，约同志数人每于月之十一日赴院讲论，有所得则疏记以就正先生”（注：《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这种诸生自为会的举动得到顾宪成的赞赏。他感叹说“友不厌少贵其精，会不厌多贵其真”，而这也正是他对暗予之会所讲的。这说明东林书院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外延或内含式的特征，也正是东林书院的主盟者所期望的。他在《题暗予诸友会规》中还说：“一番合并则一番振作，固彼此之所以相成也。”（注：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三。）这“彼此相成”的信念，也正是东林书院网络形成的基础。从1578年顾宪成的讲学开始，至于东林讲学书院之被毁，吴中之地的书院、会社，与东林之关系，自是相当的紧密，严壳曾这样说：“自万历甲辰（1604）顾高倡学梁溪，于是前乎此者以东林为应求，后乎此者以东林为宗主。”（注：严壳：《东林或问》，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这句话，也许最能概括这一书院网络与东林之关系。
1612年顾宪成的去世，以及复杂的政治形势，书院遭到越来越多“结党”的攻击，这样，讲会之风进入低潮。然而，东林学派仍以吴中为其学派的根据地，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依托，进而利用学者个人学问与人格的魅力，将东林之思想递相传播，发扬光大。吴中东林书院网络的形成，是东林、江右、徽州、关中四大书院群进一步结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书院网络的基础，而1624年由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三人主持的京师首善书院的建成，也许标志着晚明全国性书院网络的结成，也标志晚明讲学书院互通声气之高峰。自此后，则盛极而衰，一遭人才之凋零，二受政治之荼毒，书院尽毁，书院网络涣然无存，而流风遗习，却为晚
明士人社团所承继，复以吴中之地为盛，也可算是吴中东林书院网络之遗风流韵吧！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