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根据以上的设定,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关于法治效率和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之间关系的假说。当法院对经济合同纠纷的处理变得更加准确、快速,而且能够有效地执行判决时,我们说法治的效率提高了。我们的主要论点集中在资金从国有部门流向私人部门的漏损效应。如果我们有关于漏损的数据,那么对于这个效应的检验应该是很容易的。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间接方法,利用私人投资比重(PRIINV)来进行这个检验。我们注意到有三个因素决定PRIINV的大小:私人部门从银行获得的直接贷款(PRIVATE)、漏损效应、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资金(比如企业留利、非正式市场的融资以及私人借款等)。在控制其他两个因素的情况下,我们预期漏损效应将会导致法治对私人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假说:
假说一:在私人贷款和其他融资方式被控制的情况下,提高法治的效率会降低私人投资的比重。
如果这个假说获得证实,那么加强法治不一定能提高私人投资比重,我们由此可以得到第二个假说:
假说二:当法治加强的时候,私人投资比重不一定增加。
在这两个假说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信贷的扩张。私人部门受到信贷歧视的原因部分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如果当一笔信贷不能按时归还的时候,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保护合同的履行,给予银行事后的补偿,则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就会降低。因此,我们推测当法治效率改善的时候,私人部门能够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国有部门,但是由于国有部门没有被歧视,它得到的银行贷款不会像私人部门增加得那么明显。虽然加强法治对这两个部门的直接效应都是正的,但是我们预测私人部门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会提高。当我们把漏损效应考虑进来的时候,这个趋势就会更加明显。这样,当法治变得更为有效的时候,银行的总信贷额不一定增长,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漏损效应的大小以及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对规模。由此我们得到两个假说:
假说三:当法治变得更加有效的时候,私人部门的银行信贷比例会增加。假说四:加强法治对金融深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最后,与四大国有银行比起来,小型和地区性银行更关注私人企业,所以,加强法治能激励这些银行向私人部门提供贷款,原因和假说三是一样的。由此,我们得到下面的假说:
假说五:更为有效的法治会加强银行业的竞争。(二)法治与经济增长
加强法治既可以通过促进金融发展,也可以通过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从上文建立的假说推知,我们无法在事先评估法治对金融的总体影响效应。同样,我们也无法判断加强法治对其他非金融领域是否有正面的效应。因此,我们有如下假说:
假说六:加强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三、数据和变量
①大部分我们收集了中国大陆28个省级单位1991—2001年间的数据用于本文的计量研究。
①西藏不包括在内。重庆市是新建的省级单位,1997年开始从四川省分离出来。因此,我们把重庆的数
据加回到四川省。
·47·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数据来自中国官方正式的出版物,特别是《中国统计年鉴》。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DEPTH,PRIVATE,COMP和PRIINV,已经在前文定义过了。作为金融深度的衡量指标,DEPTH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数额相当惊人,因此,用DEPTH衡量金融深度的解释力被削弱了。但是,公开的数据中不存在各省不良贷款的具体数额,也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找到这些数据。所以,我们只好使用这个不太完美的指标来描述金融深度。但是,我们相信各省真实的金融深度和我们的指标高度相关,因为不良贷款的数额基本上和贷款余额成正比①。
其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构建法治指标②,我们则收集了各省每年经济案件结案率(即
③我们用CASES来表示这个指标。一个案件结案所需的结案数和收案数之比)这个客观指标。
时间取决于法院的审判速度和执行速度。虽然法院的审判时间可能较长,但是执行是最大的问题,有些案件要花数年的时间才可能得到执行。法官的素质、法院资金的充足状况、法治体系的腐败程度以及人们对法治的认知程度都影响到结案速度。因此,CASES是一个衡量各省法律
④在回归中,我们对CASES取对数,这样便于解释它的影响程度。体系效率的综合指标。
在回归中,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描述一个省总体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控制变量。它们是:各省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GOV)、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STATE)、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FDI)、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TRADE)、学龄儿童入学率(ENROLL)以及每千人拥有的社团数量(ASSOCs)。文献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和良好的教育水平则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变量对金融发展同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政府支出对金融发展可能有挤出效应。另外,文献也表明,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变量ASSOCs表示的正是一个省的社会资本存量。较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社会信用的形成,这对当前的中国尤为重要。良好的信用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我们相
表1 变量的统计描述(样本数290个)
最小值
DEPTHPRIVATECOMPPRIINVCASESGOVSTATEFDITRADEENROLLASSOCs
0.540.040.000.000.540.050.100.000.030.840.03
最大值2.530.350.590.701.090.240.850.890.791.000.30
均值1.030.160.360.390.950.120.490.410.310.980.16
方差0.310.070.120.140.090.040.180.510.420.030.06
信,变量ASSOCs对金融发展有正面的作用。变量STATE是用来描述一个省的经济结构的。尽管我们预测较大的国有经济会减弱银行间的竞争、减少私人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以及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是我们无法判断它对金融深度是否有害,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相对容易,国有部门越大,银行的贷款可能越多。
表1是各个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CASES的均值很高,为0.95。但是,这么高的比例并不代
①比如,在一个涉及11个城市683家国有和改制企业的大型调查中,企业拖欠银行债务和银行贷款余额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2,即1元的贷款引起0.32元的拖欠。参见RossGarnaut,LigangSong,StoyanTenev,andYangYao,China'sSOERestructuring,Washington,D.C.:TheWorldBank,forthcoming。②例如KatharinaPistor,MartinRaiserandStanislawGelfer等人的研究。
③因为有些年份所结的案件是前一年遗留下来的,所以这个比例可能大于1。
④这个指标也存在一些缺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法院在受理案件的时候可能有选择性地受理那些容易结案
的案件。但是,这已经是我们可以获得的最好指标了。
·48·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表法治体系近乎完善。相反,CASES应被看作随着法律体系总体效率提高而提高的一个指标。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和防止时间上的扰动,所有的解释变量(包括CASES和其他控制变量)都以滞后一期的三年移动平均进入回归方程(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仍然使用当年值)。为了减少数据的浪费,1992年的解释变量使用1991年的数据,1993年的解释变量采用1991年和1992年的平均值。
四、法治效率和金融发展
(一)对假说一、二的检验
对于假说一的检验,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控制其他金融渠道的变量。正式的法律可能为非正式市场和个人关系提供操作准绳,因此,加强法治可能提高私人企业从其他金融渠道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控制其他金融渠道的话,那么对漏损效应的估计就会出现偏差。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直接数据,而不得不依靠一些间接的控制变量。上一节介绍的某些控制变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如,FDI可能是私人部门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省份,企业比较容易从非正式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等等。当然,最有效的控制变量可能是人均GDP,因为人均GDP越高意味着人们收入的剩余越多。我们采用以下双向面板模型来检验假说一:
PRIINVit=a0+b1CASESit-1+b2Xit-1+c1PRIVATEit-1+c2lnGDPit-1+ai+at+eit
(1)
在这个方程里,PRIINVit表示第i个省在t年的私人投资比重,CASESit-1是CASES滞后一期的三年平均值,Xit-1代表前文定义的控制变量,也取滞后的三年平均值,PRIVATEit-1代表PRIVATE滞后一期的量,lnGDPit-1表示滞后一期的人均GDP,a0是常数项,b1、b2、c1和c2是待估计的参数,ai表示省际效应,at表示年度效应,eit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GDP以1990年为基年经过换算,取对数进入模型。由于我们引入GDP的目的不是增加一个解释变量,而是要控制t年的其他金融渠道的影响,所以GDP是以滞后一期而不是滞后的三年移动平均的数值进入方程。根据假说一,PRIVATE用以控制分配给私人部门的银行信贷额,它也以滞后一期进入模型。中国各省的差异非常大,因此省际效应可能非常强。我们的数据所涵盖的时期经历了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剧烈变化。就国内而言,199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后半期又遇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在国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1998年和1999年。因此,控制不同年份的宏观环境是很有必要的。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本文在方程(1)中采用双向面板模型是合理的。我们分别应用了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的面板数据方法估计该模型,并且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列出来做比较。
表2是方程(1)的估计结果。LR检验和F检验都表明两个面板数据估计比OLS更适用;同时,豪斯曼检验显示,随机影响模型比固定影响更有效(P值为0.272)。此外,OLS模型的结果和随机影响模型的结果很相似。所以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随机影响模型的结果上。证明假说一最为重要的结果是ln(CASES)的系数为负,显著水平在5%以上。该系数值为-0.112。这意味着,当一个省的法治效率从最低水平(CASES的最小值是0.54)提高到最高水平(1.09)时,也就是法治效率提高100%的时候,私人投资比重将下降11.2个百分点,比样本均值的1 4还大。
·49·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表2 假说一的检验结果
双向面板模型
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
ConstantLn(CASES)GOVSTATEFDITRADEENROLLASSOCsPRIVATE-1LNGDP-1R-squared
0.036-0.106＊-0.241
＊＊
-0.353＊
因变量=PRIINV
固定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242-0.0970.729-0.079-0.0360.0360.771-0.3220.024-0.015
0.778
标准差0.8360.0610.4680.1130.0340.0330.5740.2950.1160.058
随机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752
＊
-0.112＊
标准差0.3530.0620.2860.0690.0200.0220.5610.1440.1050.014
标准差0.5770.0590.4060.1000.0310.0300.5010.2410.1110.032
0.223
＊-0.215＊
0.0310.0030.6100.234
＊＊
0.297＊
-0.0210.051＊
＊
1.062＊
-0.0560.075 0.020
0.892
-0.013
0.501
P-valueforHausmantest:0.272
＊、＊＊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在控制变量中,有三个显著。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对私人投资比重有很强的负效应,STATE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造成PRIINV减少0.22个百分点。相反,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促进PRIINV增加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增加一个百分点,PRIINV将提高0.05个百分点,影响较小。所有其他的控制变量都不显著。外国直接投资和社会资本没有呈现出预期的正效应,政府财政支出也没有出现预期的负效应。
PRIVATE-1和LNGDP-1也同样不显著,虽然它们的符号是正的。在OLS回归中,PRIVATE-1表现得非常显著。这表明,私人投资和私人信贷均与不可观察的省际效应或年度效应高度相关。LNGDP-1不显著,可能暗示人均GDP这个变量不适合用来控制私人部门的其他资金来源,抑或暗示其他资金来源对私人投资而言不是那么重要。Garnaut等人提到①,私人部门的投资严重依赖自我融资和从非正式渠道获得的资金,有鉴于此,我们推断人均GDP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控制变量。但是,这一认识却增强了我们对漏损效应的信心,因为一个更好的控制私人部门其他资金来源的变量只会增强估计的结果。
假说二的验证模型是方程(1)的简化:
PRIINVit=a0+b1CASESit-1+b2Xit-1+ai+at+eit
(2)
各个变量和系数的定义与方程(1)相同。表3是估计的结果。两个面板模型依然好于OLS,而且随机影响模型同样比固定影响模型更为有效(P值为0.124),因此,随机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仍然是我们讨论的对象。除了TRADE现在变得不显著之外,其他变量的情况和我们在方程(1)中的发现一样。Ln(CASES)还是显著为负,但是它的系数和显著性稍微变小了,这和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
①Garnaut,Ross,LigangSong,YangYao,andXiaoluWang,TheEmergingPrivateEnterpriseinChina,2000.
·50·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表3 假说二的检验结果
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
ConstantLn(CASES)GOVSTATEFDITRADEENROLLASSOCsR-squared
0.069-0.094-0.242
＊＊
-0.409＊
因变量=PRIINV 随机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499-0.102＊
0.210
＊＊
-0.244＊
固定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382-0.0940.736-0.077-0.0370.0390.789-0.319
0.784
标准差0.5310.0590.4640.1110.0330.0320.5440.291
标准差0.3560.0570.2880.0660.0200.0220.3440.116
标准差0.4910.0580.4010.0950.0300.0290.4910.231
0.0260.0000.5210.044
0.481
-0.0140.055
＊
0.989＊
-0.031
0.901
P-valueforHausmantest:0.124
＊、＊＊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加强法治会导致私人投资比重降低,这个发现表明漏损效应是显著的,远远超过了法治对私人获得银行信贷和私人从其他途径获得资金的正面效应。法治对私人投资比重的总影响显著为负。如果法治效率最弱的省将其法治效率提高100%,私人投资效应将降低10.2个百分点。我们在下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个降幅对GDP的增长率有显著的影响。
(二)对假说三、四、五的检验
用PRIVATE,DEPTH和COMP分别替代PRIINV,方程(2)就可以用来检验假说三、四、五。回归的结果表述在表4、表5和表6中。在这三个检验中,面板模型的结果比OLS有效,随机影响模型不适用(因为省际和年度的虚拟变量与回归因子相关)。因此,我们将主要根据固定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展开讨论,但也会将这个结果和其他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表4 假说三的检验结果
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
ConstantLn(CASES)GOVSTATEFDITRADEENROLLASSOCsR-squared
-0.034
＊＊
0.114＊
因变量=PRIVATE 随机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049
＊＊
0.106＊
固定影响模型估计系数
＊＊
0.851＊＊＊0.111＊
标准差0.2050.0330.1660.0380.0110.0120.2010.067
标准差0.2900.0320.2530.0610.0180.0170.2910.159
标准差0.1450.0230.1170.0270.0080.0090.1400.048
0.055
＊＊
-0.228＊
0.416＊
＊
-0.119＊
0.047
＊＊
-0.234＊＊＊-0.023＊
-0.0250.0040.331＊-0.003
0.362
0.019
＊＊
0.048＊＊-0.651＊＊-0.357＊
0.0060.252＊-0.024
0.856
0.761
P-valueforHausmantest:0.000
＊、＊＊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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