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在对假说三的检验中,除了FDI,其他所有变量在固定影响模型中都显著。特别是变量Ln(CASES)的显著水平达到1%,系数值为0.111。事实上,这个变量在OLS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的回归中同样显著。因此,假说三得到了坚实的支持。比较假说三和假说一、二的检验结果是非常有意思的。它表明,私人投资比重和私人贷款比重两者截然不同,法治对它们的影响的方向也不同,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漏损效应的存在性。
在控制变量中,私人贷款比重与GOV和TRADE正相关,与STATE、ENROLL和ASSOCs负相关。TRADE和STATE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GOV、ENROLL和ASSOCs的结果却令人困惑。值得一提的是,固定影响模型显示的这三个变量的结果和其他两个模型不同。GOV和ASSOCs在OLS和随机影响模型中是不显著的,ENROLL却是显著为正的。这暗示了这三个变量与省际或年度固定影响高度相关。例如,PRIVATE和ENROLL可能和省际固定影响有正相关关系,所以ENROLL在OLS和随机影响模型中都表现为正号。然而,一些省份很有可能在学龄儿童入学率上有较大的改善,但在提高私人贷款比例方面却裹足不前。一些内陆省份很符合这种推测。它们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较低,与沿海省份比起来,更容易改善;但是,它们在向私人部门提供贷款上却无法做得比后者好。无论如何,固定影响模型的结果至少表明,私人贷款比重与GOV、ENROLL和ASSOCs这三个变量之间有某些未知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单纯地改善这三个方面不太可能提高私人贷款的份额。
我们回过头来看表5中关于假说四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固定影响模型中只有GOV和STATE这两个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相反,在OLS和随机影响模型中每一个变量的系数都是强烈显著的。所以,大部分变量和DEPTH同时与省际或年度固定影响有强相关关系。GOV和STATE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这个结果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政府支出通常和银行信贷互为补充,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表现尤为明显;因此,GOV与银行发放的信贷额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此外,STATE的正效应可以解释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强烈倾向于给国有部门贷款,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前提假设,即私人部门在获得正式信贷方面受到歧视。
表5 假说四的检验结果
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
ConstantLn(CASES)GOVSTATEFDITRADEENROLLASSOCsR-squared
＊
-1.666＊
＊＊
0.570＊＊＊1.930＊＊＊0.887＊＊＊0.118＊＊＊0.168＊＊1.870＊＊＊ 0.952＊
因变量=DEPTH 随机影响模型估计系数
＊＊
-1.633＊
＊＊
0.286＊＊＊2.383＊＊＊0.779＊＊＊0.139＊＊＊0.129＊＊＊1.841＊＊＊ 0.840＊
固定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6990.038
＊＊
3.827＊＊＊0.608＊
标准差0.7910.1270.6400.1470.0440.0480.8120.261
标准差0.8120.0910.7100.1700.0510.0490.8220.445
标准差0.5360.0760.4260.0990.0300.0320.5210.190
0.0780.0410.871 0.641
0.891
0.462 0.901
P-valueforHausmantest:0.000
＊、＊＊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关于假说四,我们在固定影响模型中得到一个“不相关”的结果:法治的改善对金融深化没有显著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但是,OLS和随机影响模型却显示两者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从固·52·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定影响模型最适用于数据这点来看,我们只能认为这个正相关关系是虚假的,因为它与我们没有观察到的一些省际或年度特征有关,而这些特征与法治和金融深度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意味着,单纯地改善法治不足以促进金融深化。由于以下三个相关的理由,这个结果再次证明了漏损效应的存在。第一,因为私人贷款比重会随着法治的加强而提高,所以私人贷款的增长速度一定快于国有部门贷款的增长速度;第二,由于改善法治不影响信贷总量,因此,由上面的第一点结论可以进一步推知,国有部门获得的信贷因法治的加强而减少了;第三,加强法治导致流向国有部门的信贷减少只可能是因为一个原因,那就是它阻碍了资金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的漏损。
最后,表6是假说五的检验结果。固定影响模型和其他两个模型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在其他两个模型中Ln(CASES)对银行业的竞争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固定影响模型里这种影响却变得很小,尤其是和OLS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这说明省际和年度固定影响取走了法治很大一部分的解释力。不管怎么样,经过固定影响处理后,法治对银行业竞争的影响仍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尽管这个效应很微弱(法治的效率提高100%,会促进其他银行的信贷份额增加9个百分点)。
表6 假说五的检验结果
最小二乘法 估计系数
ConstantLn(CASES)GOVSTATEFDITRADEENROLLASSOCsR-squared
-0.037
＊＊
0.250＊＊＊-1.200＊
因变量=COMP 随机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093
＊＊
0.132＊＊＊-1.073＊
固定影响模型估计系数0.0670.093＊0.0290.0630.047＊-0.0100.317-0.440＊
0.845
标准差0.4320.0480.3780.0910.0270.0260.4370.237
标准差0.3330.0540.2690.0620.0180.0200.3220.109
标准差0.2120.0370.1720.0410.0120.0130.2050.070
0.0040.0050.0080.525＊ 0.181＊
0.360
-0.020-0.007
＊
0.031＊＊0.409＊
-0.009
0.864
P-valueforHausmantest:0.000
＊、＊＊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在控制变量当中,只有FDI和ASSOCs这两个变量在固定影响模型里是显著的。FDI显示为正效应,但是其系数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另外,ASSOCs显示为负效应,再次和OLS的结果矛盾。事实上,我们在所有的合适的回归里都没有发现ASSOCs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因此,可以这么说,社会资本对推动中国的金融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作用,除非我们采用的ASSOCs这个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不适当。
五、法治效率和经济增长
我们进行了五个回归来挖掘法治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五个回归的结果表述在表7中。回归中的因变量是1992年到2001年期间各省的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解释变量取
·53·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它们在1991年的值。这样做和文献一致①,主要是避免时间波动的干扰和内生性问题。
在模型Ⅰ、Ⅱ、Ⅲ中,我们探究了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I只包括了金融的四个指标和1991年人均GDP的对数值。加入1991年的GDP是为了控制各省在初始点的异质性。在四个金融指标中,只有PRIINV呈现显著的正效应,其系数值也很大。私人投资比重增加10个百分点能促进增长率提高0.81个百分点。模型Ⅰ的回归表明,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发散现象:一个省在1991年的人均GDP提高一倍,能使该省在今后十年里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提高1.2个百分点。当我们在其他模型里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的时候,这种发散趋势却不存在了。在模型Ⅱ中,我们加入先前的控制变量。PRIINV仍然是四个金融指标中惟一显著的变量,但是它的系数值变小了,它自身增加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只能提高0.62个百分点。在控制变量中,只有STATE是显著的。国有工业比重较大的省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国有工业比重增加10个百分点,将会使该省的平均增长率降低0.79个百分点。模型Ⅲ加入了中部和西部两个地区虚拟变量。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各省之间出现了
②然而,这种收敛在我们回归的结果中是不显著的,虽然1991年人均GDP的俱乐部收敛趋势。
符号变成负号了。PRIINV继续成为四大指标中惟一一个显著的变量,它的系数值与模型Ⅱ几乎一样。此外,STATE仍然显著为负,但它的影响力减弱了。模型Ⅲ还有两个新的结果,即FDI和ASSOCs现在显著为正。
表7 增长率的回归结果(29个样本)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标准差9.6561.212
模型Ⅴ估计系数标准差
＊＊
10.05926.103＊
估计系数标准差估计系数标准差估计系数标准差估计系数
ConstantLn(CASES)DEPTHPRIVATEPRIINVCOMPGOVSTATEFDITRADEENROLLASSOCsLn(GDP)CentralWestR-squared
0.545
0.884
1.210＊
0.701
-0.690-0.757
1.7125.212
1.031-1.578
1.1013.605
0.914-3.032
1.1213.246
0.346
4.512
12.600
9.000
＊＊
24.600 811.300.838＊
0.142-0.2301.068
＊＊
2.5268.053＊＊＊
1.9196.219＊＊＊
1.7676.281＊
1.0304.119-4.5653.855
3.2217.716
-0.1932.789-5.278＊
2.564＊-0.552-0.088
＊
0.857＊
3.9156.6062.7241.5150.9180.1110.4230.7451.1230.957
0.7943.231
9.180
2.110
＊
-7.023＊
7.9833.2251.0460.7320.0950.5030.7480.946
＊＊
2.989-7.913＊＊＊
2.865-9.361＊
1.6820.0230.0310.553-0.443
1.1360.8150.1230.5580.616
0.8540.2530.0970.666-0.712
1.9810.8120.1040.6070.681
0.6370.410-0.018
＊
0.960＊
-0.7430.187-1.359
-1.309＊-0.467
-2.016＊ 1.074
0.855
0.927
＊、＊＊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①RossLevine,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ViewsandAgenda,1997.②徐现祥:《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比较》,《经济学季刊》待刊。
·54·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私人投资比重是金融发展指标中惟一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指标。在其他的跨国研究中发现的金融发展的其他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作用,在本文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们的数据的时间跨度比较短。在现存文献中,学者们通常用20—30年的平均增长率来做研究,而我们只用了10年的增长数据。但是,我们的结果的确和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现实相吻合。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改善法治环境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有副作用。
为了获悉加强法治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我们还进行了两个回归,即表7里的模型Ⅳ和Ⅴ。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不再加入回归中。模型Ⅴ包括了地区的虚拟变量,模型Ⅳ没有加入。STATE在两个模型中仍然呈现高度负效应,ASSOCs在模型Ⅴ中显著为正。此外,模型Ⅴ显示了较强的俱乐部收敛趋势。当然,这些发现和模型的设置高度相关,倘若以此来支持俱乐部收敛效应,恐怕为时过早。
模型Ⅳ和模型Ⅴ的重要结果是证明法治效率对增长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个不显著的结果可以由以下两个原因综合起来解释。一方面,改善法治对金融发展的四个指标的影响很复杂,惟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指标———私人投资比重,随着法治的加强而降低。另一方面,法治的改善并没有给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带来任何显著的影响。当然,这个结果也可能是我们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所至。
六、结 语
我们的计量研究证实了以下的结果:在金融压抑的经济体中,单纯地改善法治并不促进金融的全面发展;相反,它通过减少私人投资的比重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我们发现这个负面效应来自于法治对漏损效应的牵制,它阻碍了金融资源从无效的国有经济部门流向有效率的私人经济部门。
我们的结果为中国之谜———低水平的法治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并存———提供了部分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良好的法治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命题。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法律仅仅是整个制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为了使法律体系有效地运作起来,其他配套制度的完善是绝对必要的。
本文的发现对转轨国家的改革次序也提供了启示。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尤其是当市场和制度存在多重缺陷的时候,最为迫切的,是消除那些可以为寻租行为提供土壤的制度性缺陷,因为当这些制度性缺陷存在的时候,不合法的行为总会存在。我们相信,如果能够给非正式的执行机制留出空间,私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克服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使整个经济接近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就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言,改革银行体制、尤其是使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改善法治的收益。
〔本文责任编辑:禾 立 梁 华〕
·55·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industrialdevelopmentpolicyinthenewperiodrestsinproperandeffectivegovernmentinterference.(4)Legality,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underFinancialRepression
LuFeng YaoYang·42·
Inaneconomycharacterizedbyfinancialrepression,legalitymaysetupbarriersinsomefieldsoffinancialdevelopment.Ourquantitativestudybasedonthedataofthe1990sfromChineseprovincessuggeststhatlegalityfacilitatesbankloanstoprivatesectorsandstimulatescompetitionsinbanking.Ontheotherhand,itdiscouragesprivateinvestmentsandshowsnosignificanteffectsonfinancialdeepening.Sucheffectsareresultedfromthe“leakageeffect”inChinesefinancialsystem———aprocessbywhichfinancialresourcesinbankloansflowtothediscriminatedprivatesectorfromtheprivilegedstate-ownedsector.Inaddition,ourfindingsshowthatlegalityhaslittleeffectsontheaverageeconomicgrowth.Weconcludethatlegalityplaysapositiveroleonlywhenothercorresponding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rewellestablished.(5)LocalGovernments'CompetitionandReconstructionofMarketOrder
ZhouYe'an FengXingyuan ZhaoJianyi·56·
Wemeasurecompetitionstrategyoflocalgovernmentsandtheirresultwithsomeindicatorssuchaseconomicgrowth.Paneldataanalysisisemployedtodiscusstheeffectsofgeneralfactors,marketizationprocess,innovationcapacityoflocalgovernmentsandcompetitiveactivitiesonGDPpercapita.Theresultsuggeststhatcompetitionstrategies,particularlythoseofcapital,regionaltradeenvironmentsandinstitutions,playapositiveroleineconomicgrowth.Thatimpliesthenecessitytoreconstructmarketorderbymeansofinformationindustryandinstitutionforasustainablepathtogrowth.
(6)MethodologicalInspirationsfromAlexInkeles'Studyon“BecomingModern”
FengXiaotian·66·
SystematicinterpretationsandanalysesarecarriedouttoAlexInkeles'swell-knownstudyaboutthetransformationfromthetraditionalmantomodernmanintermsofresearchdesign,conceptmeasuringanddataanalysis,torevealtheembodiedspiritofscience.Weconcludethatthespiritofsciencerepresentedbylogic,vigor,practicalityandrespectforthetruthmakestheveryfoundationofempiricalsocialstudies.Toimprovethequalityandlevelofsocialstudies,wemustrecognizeandpromotethespiritofscienceassuch.(7)MethodologyinStud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PenDiscussion
QinYaqing YanXuetong ZhangWenmu ShiYinhong FengShaolei·78·
TheabsenceofmethodologyhascreatedanunsurpassablebarrierblockingthedevelopmentofChina'sstudi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OnSeptember20,2003,theSymposiumofMethodologyinStud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washeldinBeijing,jointlysponsoredbySocialSciencesinChinaandWorld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Politics,tocallformoreawarenessinmethodologyforthestudies.Appearedat·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