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终点的旅程
谢家麟
《新民晚报》 20100225 B7版
《没有终点的旅程》（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今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院士的自传，谢院士在书中饱含深情的描述了他师从名家刻苦求学、突破封锁报效祖国、历尽艰辛终成大业的传奇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科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生动，有战士的坚毅，也有诗人的浪漫。本版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曲折的回国路
1951年9月20日，办好了一切手续，搭上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船，驶离旧金山，踏上几年来日夜盼望的归国之旅了。
这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大都摩拳擦掌，预备回国在祖国的建设中一显身手，贡献所学。在我乘坐的船上就有几十名回国留学生。其中有燕京同学董彦曾和他的新婚夫
人胡世平。船到中途檀香山，停泊一天，大家纷纷兴高采烈地上岸游览观光。在下午回船登上舷梯时，发现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官员手持名单，核对每个登船的旅客。在我和另外几位留学生名字上都划有红线，他们问明我的姓名后，让我暂时到船上大厅中等待。最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封信，打开一看，内容是根据美国1918年的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违者将受惩办。这突然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使我们惊愕、愤怒不已，但也无能为力。而且同时他们特别提出，要检查我的已经下舱的行李。于是在船长派人领路下，美方人员和我来到邮船底部，跨过船底放置行李的舱房间隔板上的孔道，找到放置我行李的部位。这里从上到下堆满箱子，他们只能把最上面的箱子费了很大气力搬下来，打开一看，都是书籍。想再检查其他箱子（我一共带了8个箱子）实在难以搬动，再加此时船长向他们提出意见，轮船行程不能耽误。结果几个检查人员商量一下，决定要船长把我的箱子从香港返航时运到旧金山码头再行检查。应该感谢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十分马虎的作风，我返美后，写了一封信给海关，以本人因事不便前往为由，委托朋友张念智很容易地把箱子从海关仓库里取了出来。因为我的箱子里有些是为了回国建立微波实验室的器材，如果查出可能会引出麻烦，现在取回箱子，悬着的心才一块石头落地。于是把箱子寄托在我原先住处的房东老太太家的车房
里。这时我才公开在实验室露面，之前为了避免拖累斯坦福的微波实验室，因此并未前往。
在回国的船上，他们为什么特别要检查我的行李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1950年7月至8月，在我们毕业之前，我和同学范新弼、张念智二人考虑到回国后如何继续我们的微波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做些贡献。想到国内缺少实验用的器材，曾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钱三强教授，询问是否要带些关键的器材回来。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便采购了一批为建立微波电子学实验室所需要的主要器材，如扩散泵、机械泵、磁控管、反射速调管、波导管、晶体检波器等，这些都是实验室使用的器材，但有些可能是禁运的。因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微波实验室工作，订购当然合情合理。器材交货，我们便装了3个美军处理的剩余物资木箱，打算由我当作随身行李带回。事后回想，这事办得实在是过于莽撞了。在离境的第一关就是托运行李，海关人员要开箱抽查，如果发现我带的器材，即便以科研需要为理由恐怕也是难以放行的。但我听说他们工作是十分马虎的，因此在托运那天，一方面与检查人员聊家常，联络感情；一方面奉上我用5角钱买的一支雪茄，表示友好，结果他连一个箱子也没开箱检查，就用粉笔在箱上签字算是通过检验了。
当时我住在校园内中国学生俱乐部，我们3人白天黑夜
用了很多时间开箱、装箱，尽管相当小心，但这么大的举动也很难完全不为他人所知，因而走漏了消息。另外，我动身之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工作时，秘书告诉我外面有人找，出去一看是两位我并不认识的衣冠楚楚的人，他们向我展示的身份是联邦调查局(FBI)工作人员。问我能否随他们到停在实验室外面的车上一谈。我到车上后座坐定，他们告诉我我的话将被录音。询问一般的情况以后，他们问我是否要回国，我说我的妻子、孩子都在中国，我当然要回去。他们说你回去后是否愿意为共产党政府工作，我说共产党政府是主张建设国家的，而我留学的目的正是要求得学识来建设祖国。他们听了也就没什么可问的了。但这事也许和在学生俱乐部宿舍装箱的举动与归途在檀被扣，并要求检查行李是有些蛛丝马迹的联系的。
这时船上约有数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我们一共8人就这样毫无道理地被禁离境，而最后只好重返美国了。当然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损失。当时在气愤之余我下船后给白宫打了一个电话抗议，但显然这只是幼稚地浪费电话费而已，毫无作用。据说一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拉斯提出了美国扣留中国学生的问题，这样才使得在1955年产生了允许愿意回国的中国学生可以离境的规定，这也是我能够最终回到祖国的关键。
中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
回国之初，因为我在美熟悉电子直线加速器的业务，当然是希望开展电子直线加速器的有关工作，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祖国。但做什么样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呢？这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做一台使用磁控管的低能加速器，这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研制加速管。所需用的微波源磁控管和它的调制器都可由当时国内的雷达工厂购买。但是这种加速器无法向高能发展，能量只限于几兆电子伏。而另一种选择，是建造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它的能量可以说没有实际限制，只要照样复制将它们连接起来，便可提高到极高的能量，这样就可以为我国以后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奠定基础了。但它的建造，则是除了要研制加速管外，还要使用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它的调制器，这两个系统的技术难度不下于加速管本身。但它是我国电子加速器向高能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且大功率速调管在国防等方面也有重要的应用。除此之外，几十兆电子伏能量的脉冲电子束打靶后，可产生短脉冲的γ射线和中子，对国防工作有很大的用途。由此可见，上述二者不但在能量上有较大的差别，而最为主要的是它们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至于种种困难，我当时自己以为，我有在美国主持建造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的全面经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因而选择了后一条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