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修订后的公司法第3条之规定，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由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严格分离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前提，因此，股东在出资后又抽逃其出资的，已经构成对公司法人财产权的侵害，故公司有权起诉抽逃资金股东，要求其归还所抽逃的出资。
（3）抽逃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公司资产是实现公司债权人债权的重要保障，股东抽逃出资必然削弱公司的偿债能力并增加债权人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债权人构成侵害；同时，抽逃出资亦属民事欺诈行为，公司债权人因股东的欺诈行为而遭受之损失，理应获得赔偿。
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初尚未正常经营之前即将资本抽逃，使公司所余净资产达不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的，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应由股东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在公司成立后，股东以各种方式抽逃资本的，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股东应在所抽逃资本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由于抽逃出资是一种带有欺诈特点的隐蔽性违法行为，其他股东通常并无过错，加之修订后的公司法第31条、第94条主要适用于股东虚假出资之情形，因此在抽逃出资的股东不能清偿时，不宜判令其他未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但其他股东同意或协助该股东抽逃出资的，则应当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和抽逃出资的股东一起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审查认定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股东抽逃出资行为多以隐蔽的方式进行，而且其关键证据诸如公司的业务往来账册、资产负债表等会计账目均保存于公司内部，所以作为原告的债权人难免存在举证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参见席建林：“试论公司股东抽逃出资”，载《中国民商审判》总第4卷，第225页）。为此，在审理股东抽逃出资的纠纷中，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之规定，对于股东是否抽逃出资，原则上应当由债权人举证，但不宜过于苛刻，只要其能举出使人对抽逃出资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或者有关线索即可。此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被告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诸如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合理的对价关系等；否则，即可认定其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
（三）“过桥借款”缴纳出资的股东责任
公司股东的自有财产出资不存在争议，但股东借款出资却极易引发纠纷。其中，公司股东通过“过桥借款”缴纳出资，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也是最富争议的情形。“过桥借款”是社会概念而非精确的法律术语，通常指公司股东为履行出资义务从第三人处取得借款；股东将借入资金交付公司并取得公司股权后，再将公司资金直接或间接地归还给出借人，用以抵销股东对出借人的欠款。在形式上，“过桥借款”出借人获得清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股东将公司资金转入股东名下，并以股东名义向出借人偿还借款、清偿债务，公司财务记载公司对股东的应收款；二是股东以公司名义将资金直接支付出借人，公司财务记载公司对出借人的应收款。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公司股东都在设立公司之前就存在着主观故意。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处理此种案件时，大部分都是以股东抽逃出资或虚假出资进行处理。只要出借人借此实现了债权，即可认定股东采取“过桥借款”出资。但如果出借人与股东、出借人与公司签署有合法的协议，且根据协议出借人向股东、公司向出借人都收取合理报酬或价款，且这一报酬都在法律允许的民间借贷利率之内，似乎不宜认定公司股东以“过桥借款”方式缴纳出资，不过这已涉及到非金融企业之间的融资的合法性问题。
众所周知，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名义资本与实际资本相一致，同时也要求股东名义持有的股权须与实际出资相一致。显而易见，“过桥借款”不仅会导致公司名义资本与实际资本之间的差异，而且将导致股东名义股权与实际股权之间的差异，从而背离法定资本制和实收资本制的要求。我们认为，股东以“过桥借款”出资，其主观目的在于取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的资格，而非按照出资数额或者比例承担投资风险、取得投资收益。据此，应认定利用“过桥借款”出资的股东具有名义股东身份而无实质股东身份。这种认定意义有三：其一，未出资股东应继续承担出资义务，避免股东借机逃避出资义务；其二，未出资股东失去了利润分配权利；其三，公司债权人可根据代位权直接向未出资股东提出追索，以落实公司法保护债权人的法律理念（参见叶林、王世华：“公司法定资本制的检讨”，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
公司人格制度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滥用公司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现象的蔓延，则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修订后的公司法将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引入我国法律，对健全我国公司法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无疑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商事审判具有重要影响。
股东诉讼是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诉讼，从而全面启动了以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间接诉讼为基本内容的股东诉讼，这对健全股东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制度十分必要。
三、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
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将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引入我国法律的重要体现，无疑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商事审判具有重要影响。
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司以独立的人格，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的实施，意味着公司独立于股东，成为以自己的名义和财产与民事活动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主体。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股东投资财产与公司财产分离，股东在享有公司盈利受益权的同时，仅以其投资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因此，独立法人资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可谓构建现代公司的两大基石，两者的结合使得现代公司的投资者实现了在尽可能减少风险的前提下追逐利润的愿望，刺激了人们对公司形式的普遍化认同。但是，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对经济秩序的实际作用却似一柄双刃剑，既为奋发进取者提供了保护伞,也充当了巧诈舞弊者的护身符。一旦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被滥用，公司即足以其法人面纱从法律上隔断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联系，遮盖股东公司经营中的地位差别，其结果将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公司债权人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遭受损害。为此，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以判例形式率先提出了公司人格否定制度，实施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并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我国自实行公司制度以来，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现象也迅速蔓延，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国务院颁布了不少“通知”，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发布了诸多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也先后出台了一批规定、批复等司法解释，对处理滥设公司、逃避合同义务等滥用公司人格现象提供了法律适用依据。与此同时，立法、执法、司法理念随之发生变化，从一开始绝对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到有限度地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一定责任。但是我国民事法律却一直没有引入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这次
修订后的公司法明确规定这一重要制度和规则，可谓对健全我国公司法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由于实践中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情形多种多样且相当隐蔽,因此以立法的形式来固定公司人格否定法理的适用要件和场合，已经远远超出了立法者之能力，即使在强调成文法和法律体系逻辑性的大陆法系国家亦是如此。因此，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去判断某一具体案情,并依据诚实信用、善良风俗和权利滥用禁止等民法基本原则,在个案中实现这一制度规则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精髓。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属于衡平性规范，体现出原则性、模糊性和补充性的品质，未对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具体适用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后续司法解释工作预留了“制度接口”。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在具体适用该制度规则时，主要应当考虑三个方面的要件，并注意几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主体要件
主体要件包括原告和被告两方面：原告即因公司法人格被滥用受到损害并有权提起适用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之诉的当事人；被告即公司法人格的滥用者。
就原告而言，只能是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公司债权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虽然司法实践中常有公司自身或公司股东为某种利益而诉请法院揭开公司面纱的情况，但这应当被严格禁止，即公司本身和公司股东绝对不能成为原告。理由在于：就公司而言,公司提起法人格否定之请求，无疑就意味着公司在主张自己不是“人”,这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都难以说通。就股东而言 ,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在使股东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的同时,并不排除公司制度对其要求的诸如公司税赋等法定负担,甚至不排除公司形式有时置股东们于不利之境地。然而，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既然股东选择了以公司形态进行经营,股东就必须在享受公司制度带来益处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负担,接受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对其不利之后果,而不能为股东个人利益主张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适用来排除对其不利的后果。因此，在中小股东因控制股东的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时，其可以直接向侵害其权益的控制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而不能提起揭开公司面纱之诉，何况股东与股东之间也没有一道公司的面纱。
就被告而言，应只限于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的积极的控制股东。首先，这些股东必须是该公司中握有实质控制能力的股东，即控制股东或支配股东。控制股东并不一定必须持有公司多数股份,而应以实际对公司的控制作为表征。在一人公司(包括家庭公司、小规模公司及我国的国有独资公司)或母子公司(指母公司对子公司保持高度控制权)的场合中，支配股东过度控制公司的情况最为明显。
其次，控制股东必须是积极股东，那些不作为的消极股东即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或者有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不能或不愿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不应因此而受到牵连，其有限责任仍然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最后，公司的董事、经理或其他高级职员也可能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公司法人格，向公司转移风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以谋自己之私利；但是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不能成为被告，只能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公司法之规定追究董事、经理之责任。由于不同身份将涉及不同的责任，因此，尽管现实中公司的董事、经理或其他高级职员通常是由公司股东出任的，但人民法院必须将支配股东与公司董事或经理的身份区别开来,只有在以支配股东的身份滥用公司法人格时,才可能因符合适用要件而揭开公司面纱，直索公司背后支配股东的责任。
（二）行为要件
公司人格利用者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行为要件。该滥用行为主要包括两类：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以及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
其一，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义务和法律义务的行为。其中，滥用公司法人格回避契约义务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负有竞业禁止等合同上特定的不作为义务的当事人为回避该义务而设立新公司，或者利用旧公司掩盖其真实行为；负有交易上巨额债务的公司支配股东通过抽逃资金或解散该公司或宣告该公司破产后,再以原有的营业场所、董事会、公司职员等设立经营目的完全相同的新公司,以达到逃脱原来公司巨额债务之不当目的；利用公司对债权人进行诈欺以逃避合同义务等。滥用公司法人格回避法律义务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控制股东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法人格,人为地改变了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达到规避法律义务的真正目的,从而使法律规范的目的和实效性落空。例如，为防止公司业务的不法行为可能导致的巨额赔偿,将本属于一体化的企业财产分散设立若干公司,使每一公司资产只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