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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 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3 汪曾祺散文的“三美”
3.1 整体关照：承续传统的古典美
3.1.1崇尚传统文化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崇尚传统文化的具有较为典型的士大夫情结的文人，汪曾祺的目光轻轻掠过人世间的纷扰与烦乱，一往情深地游走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廊中，把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在散文中挥洒得淋漓尽致，深刻映衬了他那东方知识分子的复杂文化心理，汪曾祺的精神命脉中融入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染和熏陶，汪曾祺先生自己也曾明确坦承受儒家影响比较大，这是从社会文化心理视角对汪曾祺先生的深层性格基素进行的开掘，这种文化心理归附到散文创作中，就会使创作方法倾向于传统流脉，从而使散文呈现出一种悠长的承续传统的古典美韵。
在《蒲桥集》的自序中，汪曾祺先生这样表述散文与传统的关系: 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 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这一席话流露出汪曾祺先生对传统散文精髓的认同与积极接纳，这种传统散文的精要之所在，一方面表征为一种淡雅闲适冲淡的古典心态，而不是流于一种世俗的功利主义目的; 另一方面体现为有感而发讲求实用为事而作注重文才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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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流于一种泛滥的情绪宣泄和华美空泛的语言游戏 这些传统文化精髓在《蒲桥集》这一文本中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
3.1.2 受传统散文影响深广的汪曾祺
纵览《蒲桥集》中的诸多篇章，比重较大的有这样几个题材类别: 探访游历古迹（《国子监》杨慎在保山等）、缅怀旧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等》）、追忆旧事（《桥边散文》、《跑警报》等）、赏鉴自然景观（《翠湖心影》、 《昆明的雨》等）、品味生活（《故乡的食物》、《泡茶馆》等）而这些题材元素，在传统散文中也是普泛可见的，这充分说明了汪曾祺受传统散文影响之深广，从而使他的这些篇章释放出恬淡闲雅的古典士大夫色彩他特别推崇归有光张岱的散文小品，他曾坦言:“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3]”AA。可见，传统散文在汪曾祺心目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秉承这种传统是他自身主体的能动需要。
其实，除了在题材界域方面汪曾祺有着浓厚的古典传统意识外，其散文文本内核也是以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指归为底色的，《蒲桥集》中的文章无论是探寻古迹游历山川还是追忆旧事品味生活，不仅内容方面在谈古论今抚今追昔的同时充斥着巨大的传统知识信息量，漫溢着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独立个性评判，而且所有的文章都是以传统价值观为根本基点的，其精神实质是归于传统一
[4]而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因于作为创作主体的汪曾祺骨子里潜存的强大传统域的。
认知和难以释怀的古典情结，这就是使蒲桥集在文章选材主题意蕴整体色调文本内核等各个层面都呈现出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丰腴而鲜亮的古典美。
3.2 主体情感:悲悯情怀衍生出的人文美
如前文所述，汪曾祺先生的精神内里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杂糅体，这种浓烈的传统基因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中庸调和的心态，使其理所当然地具备一种随遇而安的行为方式 同时，对儒家精神的过度偏爱，对庄子的一度迷恋，加上业师沈从文先生乡下人心态的影响和自己曲折坎坷的人生阅历，使其原本芜杂的精神层面又多出了一份人道主义情怀，一份可贵的悲悯情怀，我觉得儒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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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韩晓蕙在《中国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 散文只有具备了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和心灵高度，才能深刻和厚重起来这里所讲的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意识 人道主义是人文精神的制高点，这种潜涌着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的主体情感，必然会对作品创作的题旨意蕴产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从而使他的作品在这种悲悯情怀的感召下衍生出一种旖旎的人文美，这份美的韵致在蒲桥集的众多篇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它关注人，关注个体的人自由运用理性的权力; 关注人在感情和意志方面的自由发展; 关注人自我定义自我的主体性，汪曾祺先生价值意识中的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贯穿于他的创作实践中，渗透在《蒲桥集》的诸多华彩篇章中，综观细读《蒲桥集》的许多章节，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篇章是专门谈论饮食这一较为世俗的主题的，如《故乡的食物》《昆明的果品》、《昆明的食菌》、《吃食和文学》等，会使我们不由地想起周作人和梁实秋的谈论饮食的一系列恬淡小品，在进行比较之后，就会明晰地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蒲桥集》中的这一类别的散文并不像周作人和梁实秋那样在谈论饮食习俗的过程中品味生活的乐趣把玩闲适的情趣，而是明显地蕴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和人文意识，在看似悠闲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严肃而淳朴的下层民间情怀。如在《故乡的食物》中的炒米和焦屑一节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炒米和焦屑和我的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这样的语句在许多章节中都可以找到，显示出作者谈论饮食的真正用意和终极归宿。这类饮食小品不仅写到的食物诸如“炒米和焦屑”、“咸菜茨菇汤”、“蒌蒿、马齿苋”等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平民食品，而且在漫谈饮食的过程中处处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生活的现世关怀和对民众生存状态的理性思索以及对过往艰难生活的重新审视，从而使这一系列作品有别于梁实秋等人的高雅饮食小品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人文美韵 正是这种人文美韵和朴素的关怀是许多散文作品所缺乏的，附庸风雅，讲一些高深不切实际的抽象事物，这样的华而不实的文章必定会失去读者，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蒲桥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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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本语言:营构“生活语境”的亲和美
3.3.1 独特而系统的语言观
“语言的运用在散文中有着独特的色彩，故而人们将语言称作散文的外表 可见语言在散文中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5]。汪曾祺先生是极其重视语言在文本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众所周知，汪曾祺对散文的语言倍加重视，他有着自己独特而系统的语言观，以这种语言观为指导，汪曾祺的散文语言呈现出了“亲和美”的景致。在《蒲桥集》的自报家门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他认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具有文化性”，“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 不可否认，对语言功用的重视与独特认知是一个成功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也会直接影响到文本语言的风格的形成。
3.3.2 极具亲和力的文学语言
通读《蒲桥集》，我们会感悟到作品语言是平淡自然而极具亲和力的，像是在和读者进行心灵对话，像是在和读者拉家常，娓娓道来，舒缓而有节制，没有佶屈聱牙的晦涩语句，没有叠沓回环的欧化长句，像涓涓细流一样轻盈流淌，投射出一种冲淡平易的亲和美风范 最能体现这种风范的是一些怀念故人的文章和谈天说地的小品，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故乡的食物》等，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以平和的心态作为情感基调，完全用通俗口语写作，达到了不施铅华而才情迸发的无技巧化境，作者的每一句话都显现出源自内心的真色彩，能够直达读者心灵的最深层，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审美感染力。“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 一晃，四十多年了！”（《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结尾）“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结尾）“ 一九五四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老舍先生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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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不一样的散文结尾
散文的结尾按常规应该将感情进行升华与拔高，适当用一些感情激烈的词句，但在这几篇文章的结尾作者却平缓依然，语句也是清一色的口语，但却感人至深，亲和有加，而且给读者留下了进行“二度创作”的巨大艺术空白。可见，即使到了感情最充沛的关口，作者也没有一味大肆宣泄情绪，而是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角度，以节制性的情感表露方式，和读者拉近距离，从而产生出繁复宏阔的“亲和美”。
4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
4.1平民意识的理性张扬
汪曾祺的散文天地, 分为故乡高邮、抗战时期大后方昆明、 60 年代下放塞外农 场果园、 寓居北京的世俗生活四个艺术层面。凭着对百姓寻常生活和风物景致的独到领悟和审美发现, 从小的视觉契入, 写凡人小事, 记乡情民俗, 谈花鸟饮食, 忆友谊亲情, 叙故旧新知, 考词章典故, 谈文学艺术,即兴偶感, 娓娓道来, 传达出自己随意而安的人生态度, 表现了崇尚和谐、平等的平民心态。
他不止一次地宣言: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 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 我的一切, 都是小品。” 汪曾祺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平民作家, 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 体现了他的自觉的平民意识。这种平民意识的理性张扬, 突出地表现在他散文中大量风俗画的展现: 运河里撑篙的上水船、目光清明坚定的船夫、令人兴奋的鱼鹰捕鱼、紫色长天的高邮湖、秦邮八景之一之二的 “甓射珠光”与“耿庙神灯” 、闻名全国的“高邮咸蛋”。
4.2昆明情结的感性梳理
“情结”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心理现象。它连接着过去, 影响现在并伴随人很长的时期乃至一生的情绪、 感觉或观念, 既可以是感性的, 也可以是理性的, 根源在于个人所受的早期伤害或早期某种重大、 深刻的影响[6]。汪曾祺在1 9岁时, 跋涉千里, 从江苏运河岸边的家乡高邮投考进西南联合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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