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采取了某些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却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剃发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清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剃发制度也从关外推行到关内。当时命令沿道的汉人都要辫发，在五月二日入主北京之后，秉承金朝风范的满清，第三日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这样的命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17）多尔衮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甚至因此改变对清军的态度。“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18）不久，在吴三桂等降清汉臣的建议下，鉴于强行“剃发”所引起汉人的抵制情绪，眼看清军形势不稳的多尔衮在同月的二十四日，又布告如下：予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
（19）此举收到奇效，极大地减少了清军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
在复多尔衮的书信中也说：“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20）因不用剃发而对清产生某种好感。而清在辫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则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等过了一年，也就是在江南平定之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六日，清廷态度突然一变，下剃发之令，开始例行辫发，其略云：今中外一家，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一国之人乎？??自今布
告以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绝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21）清政府规定，除了僧侣和道士可以不辫发易服以外，其他人等都
要遵照以上的诏令。孔子后裔孔闻謤在给多尔衮的上书，“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尽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22）多尔衮对其进行强烈谴责：“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23）只因是因为孔子后裔的缘故才免得死罪，这是当时的实情。在金元两代汉人辫发、胡服的时代，也是允许曲阜圣裔戴儒冠、著儒服的。从中亦可察知，清代推行一律辫发、胡服之令决心的坚定。
对汉人而言，剃发成为接受异族统治的标志。然而汉人不愿剃发的原因却很多，除了与恪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儒家传统理念密切相关外，还因为剃发同蒙受耻辱、遭到惩罚等有关。例如，在秦代的刑典中，便将剃发同纹面、残肢并列，以羞辱奴仆与已定罪犯人，（24）剃发所带来的耻辱感使汉人反抗这一政策，这与部分忠于明朝的汉人反对剃发实质上是在反抗清朝的统治也有所区别。在剃发
令初罢时，他们甚至盼望新的统治者能将其从沉重的赋役负担中解救出来。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钱谦益派人到苏州进行招抚，“民皆执香以迎，城中大姓有设香案于外者”（25）而复行的剃发令则逼迫他们奋起反抗。在他们看来，保留以束发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和作为优越“礼仪之邦”臣民的自尊更为重要。
综而言之，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由满、汉战争而引发的“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可围绕辫发而引起的矛盾、斗争，则远没有结束。顺治年间，大学士陈明夏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要天下太平，只须留头发复衣冠”，便被处以绞刑，社会控制不可谓不严，但是仍抑制不住反抗的浪潮。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与李成栋因反对剃发而起事，掀起清入关后第一次反清高潮。李自成余部因剃发问题降清复叛。从顺治朝到康熙朝，清王朝一直要招抚台湾郑家，因剃发问题致使多次谈判告吹。（26）康熙十二年（1672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用束发复衣冠相号召，所过州县俱令剪辫，颇受人们拥护，不到半年就占据了半壁河山。此后，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包括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等在内，都直接或间接与辫发有关。
桑原骘藏说，时间有软化一切的魔力。最初致死抵制辫发的汉人，到了康熙末年——Careri的《环球游记》（27）中所说的那样，辫发竟然成为了他们的心爱之物。经过雍正、乾隆、嘉庆三代岁月的洗刷，汉人对于辫发已渐渐习惯，转而变得开始对辫子的编制样式、剃头的样式有所追求。
到了清晚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又一场政治斗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无阶级性、政治性的辫发，继续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28）另外还有“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29）和“应知乃祖若宗并非胡种，自当蓄须留发，脱去妖形”（30）等说。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太平军不断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
（31）、“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32）。这种做法难免会遭到民
众的反感和不满，民众再一次因辫发问题而夹杂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
蓄发令和剃发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取向和最后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推广手段和实施过程却十分相似；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对于反对蓄发者来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辫发已由“夷风”变成了“正统”。这是伴随着辫发所体现的风俗传统、儒家理念与清政治统治三者的确立而产生的。辫发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国家和人民中的一部分，对它提出挑战就像清初挑战束发一样，是对传统理念和固有政治的一种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加之民众比较崇尚权威，畏惧天命，讲究传统，推
崇经验等，不愿改变。
对于违抗蓄发令的人们，太平军处以残酷刑罚，明显地暴露出辫发中所蕴涵的政治含义。这种做法，在百姓看来是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不少民心。对于主动蓄发者，太平军往往怀柔、安抚有加，无论其蓄发的最初动机如何，一律视为顺民。由发式来简单而绝对地判定其政治倾向，实在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辫发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及至近代，西方人称中国人为“半开化”，缘于辫发。在国外，中国使臣、留学生、华工及商民常因辫发而受辱，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也必须现代化，辫发弊端的表露，使人们感到剪发取代辫发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剪去辫子的呼声日多。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提出了剪辫的主张。大势所趋，时代潮流愈发不可阻挡，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准资政院请，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桑原骘藏说：“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个汉人生命，实不能不算为世界之怪现象。”而这一所谓“怪现象”正说明发式的变化，从古至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1）《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2）《论衡·卷十七·指瑞篇第五十一》
（3）《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引《魏略·西戎传》 （4）《晋书·卷九十七》 （5）《晋书·卷九十七》 （6）《梁书·卷五十四》 （7）《梁书·卷五十四》 （8）《南齐书·卷五十九》
（9）《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10）宋代陈准《北风扬沙录》 （11）《大金国志·卷五》
（12）《宋史·卷四百四十九·何充传》 （13）宋代孟珙《蒙鞑备录》 （14）明·何孟春《馀冬序录·卷一》 （15）《清太祖实录》卷三 （16）《满老文档·太祖》卷三十四 （17）《东华录》顺治卷二
（18）《清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 （19）《清世祖实录》卷五 （20）《东华录》顺治卷四 （21）《东华录》顺治卷四 （22）《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23）《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24）参见霍尔色韦（A.F.P.Hulsewe）：《秦律的遗迹》（Remnants of Ch'in Law） （25）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六
（26）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明清史料》世界书局1979年版，第3本第272页 （27）《环球游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见Churchill’s Voyages and Travels. Vol.IV),第358页 （28）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29）《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页
（30）《绍天福朱绦天福陆告四方士民亟早投诚各安生业诲谕》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137页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