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在这个兵荒马乱、灾连祸结的时代，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远离政治、自在逍遥，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从表象看，这种方式十分颓废和消极，但实际上却蕴含着对社会、人生和命运的强烈追求，是独立人格的觉醒。这一阶段历经300余年，发生了许多沧桑分合的巨大历史变化，留下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同时，它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的唯美时代，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脱颖而出，为这个时代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汉家儿、鲜卑子、羌中杰、氐族雄、羯族豪、匈奴英，变弓走马，飒爽俊逸，玄言味永，飞鸿荡天，真可谓美不胜收、精彩绝伦！虽然时光黯淡了不尽精彩，流年老去了许多英雄，但魏晋时代那些未经雕饰的、人性化的、非戏剧而又恰恰是最戏剧化的一出出“大戏”，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无尽的神往之情。“魏晋风度盛唐诗”，也成为中国历代文化人心中永恒的梦想，虽然时代久远，却历久弥新。 魏晋是一种什么风度？
简单地说，这是“人”的觉醒。当统一的封建国家分裂之后，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音符，它带着鲜明的、不加修饰的个性特征，颠覆了自西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正统，冲破了“天人合一”的谶纬宿命论的思想束缚，摆脱了汉赋大气磅礴却华而不实的僵化教条的文风，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他们“清峻通脱”的气质和一派“烟云水气”的风度，绝世清赏，仙姿卓越。为后世顶礼膜拜。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段优美的风景。魏晋人提出的“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艺术，“风度”在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它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魏晋时代的人物是很另类的，他们在动乱的世事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光辉的业绩，且个性十足，潇洒自然，他们用行动率真地表现着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先说嵇康。
嵇康(223～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早年丧父，虽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当时，司马昭大权独揽，权倾朝臣，他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嵇康与山涛本是好友，但因山涛结交司马权贵，终为嵇康所不齿，一怒之下，他写出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其浩然正气，为世人所仰慕。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与向秀在树下埋头打铁，根本没理睬他，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拂袖扬长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以“忤逆”的罪名除掉吕嵇二人，司马昭给嵇康定的罪名是：乱群惑众，随即押赴刑场。当时太学生三千人之众请求赦免嵇康，并愿拜嵇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奏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至此，《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
后人给予嵇康四字评价：婞直竣切，可谓确切入神。
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马氏的宽容和庇护。阮籍为人“至慎”，以“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当时，他把自己的语言表达降低到伤害自身的最低限度，用身体和行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与佯狂是他为人至慎的表达方式。他狂，可以目无刘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驾车穷途而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与嵇康相同，他对礼法和礼法之士极尽攻击，“礼岂为我辈所设哉”，不为虚伪的道德伦理所束缚，实践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生诉求。
在专制时代，文人对抗强权有两种类型：要么如嵇康，与强权势同水火，最后以命相搏。要么如陶渊明，把对强权的憎恶消弭于山水之间，钟情于大自然。这位向往世外桃源的田园诗人，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赋下一纸《归去来兮辞》，便隐身于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之中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悠闲，然而，让他忘却自己报效国家的人生理想，又谈何容易？.在《咏荆轲》这首诗中，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叹：“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作为一介书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之中，无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只能在这看似怡然的田园生活中，观日出日落，看花谢花开，穷极一生，直至生命走向终点。 在魏晋这个乱世，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刘伶。这个竹林七贤之一,总是袒胸露乳地在家中豪饮。客人进门看见就嘲笑起他来。他不以为然,反而理直气壮地反嘲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衣中？”
十六国时期，有北海人王猛，从小好学，才能卓越，胸怀大志，不屑于琐碎事务，人们都轻视他。王猛却悠然自得，隐居于华阴。当他听说桓温的北伐军入关后，便披着粗布衣服去拜访他，边摸着虱子边谈论当时的大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桓温觉得他与众不同，便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帅十万精兵为百姓消灭残存的寇贼，然而三秦的豪杰之士至今没有人前来归附，这是为什么呢？”王猛说：“您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土，如今长安近在咫尺而您却不横渡灞水，百姓们不知道您的意图，所以不来。”桓温沉默不语，无以应答，过了一会儿说：“长江以南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于是就安排王猛暂任军谋祭酒。并委以重任。后来，王猛辅佐前秦苻坚，成就一番霸业。王猛“扪虱谈天下”，一时传为美谈。从刘伶和王猛身上，可以看出魏晋风度中可爱的一面。
然而，魏晋风度注定不会成为文人的楷模，在以后的历朝历代每每遭贬低，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并且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和清谈误国。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在士族门阀大行其道的魏晋时期，自有其合理之处：药与酒陶冶其趣味，清谈巩固其志气，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许多人赶时髦，追求华丽的外表，但心情却并非嵇康、阮籍那么沉重，所以只学会了放荡不羁和游戏人生。而现在年轻人追求行止姿容和漂亮俊逸的个性，恰恰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但问题是，魏晋风度一旦走入坊间，却也正是这种纯正贵族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度的特点是文人深处乱世之中，无所作为，也无法作为，于是，形成了恣意任情、自由清谈的风尚，由此，玄学开始兴起，文学风格开始转变。这些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开始用一种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过去的一切道德观和世界观，提出了“崇本息末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等主张，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经学的桎梏和名利的束缚，但他们常常以种种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来标榜自己的主张，喝着毒酒唱歌，带着镣铐起舞。 痛，并快乐着。
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晋穆帝永和9年（公元353年）3月，王羲之与40多位当时的文人雅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于浙江绍兴兰亭，在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聚会结束后，王羲之意兴阑珊，书写出震烁古今的《兰亭集序》，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今天，当我们面对这幅美轮美奂的行书佳作，固然能够欣赏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之美，但更能领略到王右军儒雅畅达、卓尔不群的翩翩风度。时年王羲之51岁，已经不再是风华正茂、放浪形骸的年龄，却能在一群文人聚会的激情氛围中，“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绽放出美妙绝伦的艺术火花，的确难能可贵。
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因缘于乱世纷争、礼乐崩坏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无尽的痛苦，是对世事
洞彻（这种洞彻建立在悲观的基础之上）之后所做出的无奈的抉择。当初的社会构架本身就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抱负的空间，他们无法在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引导下去兼济天下、匡扶众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这种悲剧无疑是一大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士人入世的真实写照，既然不能“思庙堂之忧”，那就只好以叛逆的形象出现，在否定“善”的前提下去探寻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恶”。然而在对人的本能的欲望有意识地去复苏的过程之中，他们却无法完全剔除长期浸染在“善”的规范下所形成的兼济天下的冲动，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使他们选择了酒精的麻醉。一方面在酒的魔力下逃避着政治灾难，另一方面，在酒的沉醉中让灵魂彻底的归于本性自然之真，在醉生梦死的幻境中使无法调和的矛盾化一。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的这番话，多少带有一些历史宿命论的色彩。在孔嵇二人之后，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与其说他们死于强权，还不如说他们死于理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在专制时代，中国的文人基本上已经被符号化了，而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大江东去，浪淘尽，魏晋风流人物。”蓦然回首，魏晋名士留给我们的印象，既模糊又清晰，模糊的是他们的面容，清晰的是他们的思想。历史的车轮转眼即逝，只留下一片空灵的魏晋风度，在纸上倾诉，在风中飘扬，在人们的笑谈中流淌。 魏晋风度
目录 一 总评 “魏晋风度”的来源 二、魏晋风度的分期 三、魏晋风度与佛教的关系 四、魏晋风度的基本主题或特征 五、魏晋南北朝美学命题举要
魏晋风流（魏晋风骨） 总评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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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 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度”的来源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
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二、魏晋风度的分期 1． 正始时期。 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 竹林时期
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
“越明教而任自然”，认为明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明教。 “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 “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嵇康 《达庄论》 “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 3． 元康时期
以裴頠（263－300）、郭象（）为代表
“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裴《崇有》
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教与自然不分，或说，本无所谓的明教与自然之分，天地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 “命也者，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王《大宗师注》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王《养生主注》
“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王《山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