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奇无变”——王《大宗师注》 圣人可以“戴黄屋，配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无改其为圣人者。
“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王《逍遥游注》
魏晋玄学至郭象以至极致。 4． 东晋时期
以道安、张湛为代表。张湛：“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例子注》 三、魏晋风度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自东汉明帝（58－75年）时传入中国。佛教于东汉方兴之时，所谓术士养生之道，与道教的道术颇和。此间，大乘、小乘都已传入并有所发展。名僧多宗大乘。
“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
“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静矣。——《四十二章经》 魏晋南北朝僧侣多好老庄，议论时多以老庄解佛理或以佛教解老庄。此时的名僧亦是名士，于佛于道，颇入其微。此间名僧以支盾、慧远、僧肇、僧璨为代表。 1． 心无义。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僧肈《不真空论》（破三家之说：本无、心无、即色） 2． 即色义。
“夫色之性也，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支盾 3． 本无义。
“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昙济《六家七宗论》 4． 不真空义。 僧肈的《不真空论》，其主旨于印度的般若学颇近。“非有非无”，即有即无，“不落二边”。物无自性，皆随姻缘生灭。 四、魏晋风度的基本主题或特征 1． 自然的发现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83页。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渊明《归园田居》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 《晚登三山还忘京邑》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以玄对山水”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
2． 深情的发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陆机《文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诗》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
3． 玄谈
或称之为清谈。以三玄为宗：《周易》、《老子》、《庄子》。魏晋真名士，非于世无涉，在其放达归隐之际，心怀家国、人事，然世道不济，才无所用，故多为出世之流。清谈，一则因其社会，一则因其情节清逸。所论者，皆为老庄之言，志在玄远高洁之境。 4． 越明教而任自然
越明教者，任自然。放达无羁，不事权贵，既于入世之时，亦心怀出世之志。所谓“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是也。此间真名士，性真情纯，形容俊逸飘洒，常为越礼之姿势仪态。后人多垢之。然真名士者，非为作态效颦，率性之举也，以成就一潇洒之人生境界。 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佑军之书清洒飘逸，一反隶书之厚重之气。陶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明教多入世之志，虽有入世之志，然多以礼教、名实束人，况乎其间家国之乱甚矣，故魏晋之流多退而任自然。
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发端也。 5． 音容笑貌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同上
五、魏晋南北朝美学命题举要 1． 王弼——“得意忘象”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1） 言、意、象。
为以后“意象”概念的出现做了铺垫。 （2） 无言之境。
审美之时，其美亦难言表，故不如超越于言意之辨，达到忘我的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
“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该诗道之极也。”——唐皎然《诗式》 “忘足，履之适；忘韵，诗之适。”——清袁枚《随园诗话》 “杜诗只有?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清刘熙载《艺概》
2． 嵇康——“声无哀乐论”
（1）音乐是自然产生的，不包含哀或乐的情感内容，无关乎国家社稷。 “无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
“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已……” ——《声无哀乐论》
（2）音乐具有形式美，能动人情感。
3． 顾恺之（约346－407）——“传神写照”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研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
（1） 形、神之辨。指一个人的情性、情调、内在的精神面貌和表现出来的风神、风韵、风姿。
若拘于形体、外在，则未能传神。“刻削为仪容，不尽生气”（顾《魏晋盛流画赞》） “洗尽沉滓，独存孤迥”——清画家恽南田《南田画跋》 去除未尽神之形，捕捉最能表现神的外在。 （2） 形、神的传统。
从老庄开始，到汉代，基本上形成了贵无贱有、贵神贱形的传统。虽并不一味反对形，认为“形恃神以立，神需形以存”（嵇康《养生论》），但形神相比，神为本，为贵，“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同上）之所以贵神贱形，跟气的传统也是有着根本联系的。到魏晋，名士们即使玩味自然，清纯潇洒，但似乎也要从有形世界中达到某种形上的玄远之境。而魏晋风行一时的人物品澡，也讲究的是“神采”“神韵”“风神”“神情”“神气”，是于仪容之外见其内在精神、俊雅清逸玄远的风神。所以，在顾恺之这里，此命题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4． 谢赫——“气韵生动” 《古画品录》：“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皆；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摹写是也。” （1） 气。
老庄的气，孟子的气，汉代的元气论。儒道两家都认为，气是本原，气聚则生，气散则灭。天地间，不过一气流行、运化而已。魏晋时人，亦发展了汉代以来的元气论。故气自汉代始，即已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本原性概念。此后宋明理学、心血，亦以气为至极之本。而自魏晋始，气不独为哲学概念，亦已正式成为一美学概念。品人论物，皆曰有无生气，有无元气流行，是否大气，是否有神气、清气、逸气，所谓意气风发、气定神闲、浩然大气、气韵等、磅礴之气、气象万千等，皆以一气论之。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 “写气图貌”——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典论·论文》
自魏晋起，气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也是一个人、艺术家的生命力、创造力、才力、才情之所本、所现，亦是艺术作品的生命、精魂之所在。 （2） 韵。
韵，就是一个大气之人外在表现出来的风韵、风姿。韵在魏晋，不是纯粹的音乐概念，而更多指的是人的性情、气度的外在表现。所谓“风韵”、“高韵”、“性韵”、“天韵”、“风气韵度”、“风韵遒迈”等，皆谓人之才性品貌所流露出的韵度。
韵即已气为内涵，故要求超于一般的形体，追求一种玄远、超拔之境。 （3） 生动。
有气韵者自生动。生动者，亦可比之于顾长康的“传神写照”。传神，亦是传其气韵者，有气韵者自已会神。大化流行之谓神，之谓气，气亦是神，人无精气则无生命、无光彩，书画无元气，则不能传神。所谓神气活现，乃上品之谓也。有神有气，自有风韵，自然生动。
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名士们在政治思想上多崇尚老庄“无为而治”，“托杯玄胜，远咏老庄”、“以清谈为经济”，这是“魏晋风度”的核心所在。其中清谈代表又分为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他们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至于舍其他而单以竹林七贤做文章名，一则“七贤”生活于魏晋之交；二则“七贤”中数人行为风格大异于当世；三则本人对“七贤”中嵇康、阮籍、刘伶有偏爱。 七贤同游竹林（在今河南焦作），当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的事，其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近代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七人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关于“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据周凤章先生考证源于谢安（《“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载于《学术研究》1996年6期）。周文倾向于陈寅恪先生论点，因为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年龄明显不符。然而，没有年龄与资格限制的学术平等，恰恰是正始清谈的特点。中兴名士中流传的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被孙盛所收集整理，“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书》卷21《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去年河南博爱县（焦作下辖县）月山镇皂角树村村民在村南竹林中发现竹林七贤亭遗址碑，也为竹林七贤在这一带活动提供了佐证。该遗址碑发现后，曾出版《竹林七贤》一书的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剑敏专门赶到博爱，对该碑进行了考证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以文学、音乐闻名。因政见与当权的司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养生论》。该书的养生之道，其实也暗合了老庄哲学及政治取向上的“无为”、“寡欲”、“道法自然”等观点。康尝自言“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庄子，吾之师也”（嵇康《幽愤诗》）。“全真”即保持本性的意思，语出《庄子.盗跖》“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虛伪事也，非可以全真”。后王重阳创全真教，即由此而来。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嵇康《释私论》）的人生境界。
据说，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
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康坏话。 嵇康的耿直、藐视权贵，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文学上，鲁迅把其诗歌和散文校注后辑为《嵇康集》。
音乐上，嵇康除擅弹奏《广陵散》外，还有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被害前，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广陵散》在历史上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明朱权《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重新谱出这首古琴曲音乐。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嵇康当年演奏的原曲。
阮籍在政治上与嵇康一样，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怀有不满，但同时感觉世事已不可为，遂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阮籍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局不利，时势维艰，曹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马氏，报效无门，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李白曾作诗曰：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他常独驾远游，穷途而泣，在广武山，观楚汉古战场，他嚎啕大哭之后发出千古一叹：“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太白与籍，非同代人，何以知籍骑驴上东平？盖因同一类人，惺惺相惜罢。 刘伶应该是七贤中最为另类的一个，以今人眼光观之，简直神经质。伶作《酒德颂》，自称“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唯酒是务，嫣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其诡异放纵、荒唐不羁、玩世不恭的形象跃然纸上。
刘伶视酒若宗教，几乎顶礼膜拜。《竹林七贤》说：“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晋书 列传十九 刘伶》中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世说新语 任诞第二十三》记述刘伶醉酒：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七贤中另几人就不再一一记述。七贤在文学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承前于建安七子，但成就较后者逊色。
建安文学是三国前期文学,经过文帝、明帝两朝,发展而为后期文学，即正始文学。这时期主要作家有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及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竹林七贤”。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很险恶，不少文人罹祸被难，影响了他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 代表正始文学主要成就的，是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对残暴虚伪的司马氏集团作了揭露和批评。嵇康态度尤为激烈，终于被司马昭杀害。在艺术上，嵇康“文辞壮丽”（《魏志·王粲传》），阮籍“才藻艳逸”（同前），都有鲜明的特色。正始名士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七子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
除嵇、阮外，多数文人笔力渐弱。因之文史界有“建安风骨”一说。及后来，尤其自嵇、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