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劝导人们出世，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所谓“业有三报：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26）所谓“未作不起，已作不灭”。认为事物有因必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思想致使人们遭到不幸时，把痛苦归于天命。这种宿命论不是导致人们的悲观情绪，便是产生一种消极乐观思想。
以上几种乐观思想很自然的反映在我国文学中，当然也在悲剧作品中有所反映。悲剧结尾的顺境团圆不能不说与这种乐观思想有关。
中华民族因为其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其心理素质也有不同其他民族的地方。在二、三千年宗法制度的社会中，我国人民大都从事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长期过着与外界接触较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他们以老少团圆，夫和妻顺，父慈子孝，母贤女淑，大家敦诚和睦为最高理想。中小地主阶级也往往注重血缘关系的氏族生活，同姓族人往往由族长、祠堂统辖。数千年来，这种亲疏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以致形成了一些民间习俗：吃团圆饭、赏月思亲、忌讳分梨（离）等。正因为这样的民族心理长期影响着我民族的道德风尚，例如，民间夫妇都从一而终，白头偕老。这种家庭结构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细胞，不像西方家庭那样充满着游离分裂的骚扰。“由于一个民族有共同的心理素质，这个民族对周围事物——自然、社会和生活，自然地产生较为一致的感受。情感、信念和人生意义的理解与愿望，对某些审美对象产生共同的认识和审美感受。在审美活动中必然打上民族特有的共同心理印记，使美感具有民族心理特征”。（27）我民族的悲剧审美心理之所以区别于他民族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中国人喜好顺境结尾。
艺术根源 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其艺术根源可追溯到远古神话。远古，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些具有悲剧性的神话，如《夸父逐日》，夸父追赶太阳，“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28）夸父英勇斗争牺牲之后，还把他的手杖化作桃林一片，供后人纳凉食果。这个结尾寓意是极深的，可以说是一个光明的尾巴，闪耀着理想的光辉。《精卫填海》“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填于东海”。（29）这是一个少女变鸟，誓向大海复仇的故事。这则悲壮的神话和《夸父逐日》一样，说明了生命的结束并不能使斗争停止。《古诗训焦仲卿妻作》，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婚姻悲剧其结尾也体现了浪漫色彩：“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
到五更”。（30）这个结尾渗透着人们美好的理想，把悲惨的事物与美好的光明的愿望在结尾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悲剧叙事文学结尾的基本特征。”（31）东晋干宝的《韩凭夫妇》中，韩凭与妻何氏死后化作鸳鸯，故其坟茔上梓木“根交于下，枝错于上”。（32）以及后来民间传说的梁祝爱情故事，都具有这样的结尾。这说明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文学传统继续的结果。
我国是一个诗的王国，戏曲作为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具有浓重的诗的色彩。所以苏国荣说：“戏曲是诗，但又不是一般的诗，而是具有戏剧性的诗，是诗与剧的结合，曲与戏的统一”。我国历来强调“诗言”。戏曲作为一种诗的艺术，它就要展现作者的理想。黑格尔说：“艺术里真正是诗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理”。（33）这种理想的体现，在我国古典悲剧来说，往往是结尾，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我国古代悲剧作者他们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光明一定战胜黑暗。为了充分表达这种理想，他们往往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展开一幅幅浪漫的图画，给观众以审美愉悦。“中国剧诗人主体，经常在客体中站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对事物的评价”。（34）我国悲剧结尾所体现的主观倾向性，在众多的作品中反映是明显的。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是不可能死而复生的，梁祝也不可能化蝶，但是作者在展现他们的理想时，不需去考虑是否合符生活逻辑，而是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与现实主义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我国的李白、杜甫、苏拭、辛弃疾、蒲松龄等，都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就具体的创作而言，也有不少伟大的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不同程度上的结合，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水浒》、《窦娥冤》、《牡丹亭》”。（35）尤其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的重大变化，出现了一股“浪漫洪流”（36）（李泽厚语）这股“浪漫洪流”冲击着文艺领域，当然也影响到悲剧结尾的创作。
三、顺境结尾的美感效果
中西方悲剧结尾的不同形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不同审美要求。西方悲剧就整个剧情发展来看，他们力求体现真，而我国悲剧则力求达到善。“就莎士比亚而言，他好象并不自命为判别善恶的公正无私的法官。他的大部分悲剧杰作结尾的时候，都是‘向死亡进军’，善者和恶者的尸体都横陈在台上，其间并无差别。”（37）我国悲剧的结尾往往将逆境转为顺境，悲剧主人公即使不幸死亡，正义也必将得以伸张。大多数情况下，“善人必享其终，恶人必罹其罚”。西方悲剧就像一幅写实的油画，严格要求艺术的真实，该死的就得让他死去，从而达
到“怜悯”“恐惧”的效果。而我国悲剧就象一首诗，讲究传神写意，观后能使人达到一种理想境界。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是较为含蓄、内向的，对于悲剧的欣赏有独到的审美要求，满足这个要求往往在结尾。那么，顺境结尾的美感效果怎么样呢？
顺境结尾的精神美 “美感认识虽不能离开感觉和知觉等感性因素，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感性认识，包括着理性认识的内容”。（38）这个理性认识的内容，就悲剧顺境结尾而言，就是顺境结局欣赏后的感性升华，这种升华使人们精神上得到陶冶。梁山伯祝英台反抗封建礼教，死后化蝶双飞，是对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歌颂，是人们对自由婚姻的向往。梁祝的团圆结局，更坚定了人们对理想爱情追求的信念，给人们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39）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艺术能培养欣赏美的大众，是因为艺术本身有美的特性。“艺术不是直接为了满足实用的需要，而是在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中，给人以精神的影响”。（40）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就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精神：光明一定战胜黑暗。这种光明是我民族的精神，理想的光辉。
顺境结尾的和谐美 我这里所说的和谐，不是黑格尔悲剧理论中“永恒正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和谐”。黑格尔在《美学。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则》中说“??在单纯的恐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和谐的感情；悲剧通过永恒的正义的景象提供这种感情；永恒的正义有绝对的权利，去处理各种片面的目的和激情的相对合理性，因为它不能容忍，按照自己的概念说来，原本是彼此和谐的伦理力量，会以胜利的姿态，在真实的现实中，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并把这种情形保持下去”。黑格尔的乐观主义悲剧观与我国民族传统的悲剧观有着本质的区别。黑格尔的“和谐”是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
我国自先秦以来就有“和美说”。《国语。周语》云：“乐从和”。在这里，我们不应把“乐”单看成音乐。郭沫若说：“中国旧时所谓‘乐’它的内容包括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41）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其美学根柢亦从“和”是无疑义的。就悲剧来说，“和”的突出表现就在结尾，表现在悲喜交错的剧情。元代戏曲批评家钟成嗣在《录鬼薄》中曾说：“歌曲词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悲剧要得到情感的发外，就要“和顺积中”，而“和顺积中”则主
要是通过悲喜交错的手法和顺境结尾来达到目的。“匪和弗美”（42）“和”是矛盾的统一。我国悲剧审美中的和谐，是悲剧事物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通过斗争，最终得到解决，达到矛盾的统一。如《娇红记》申纯和王娇为爱情殉情，如果没有二人的“合冢”化鸳鸯，这个矛盾就没有了结，尽管这种化鸳鸯的结局是不现实的，但毕竟“圆满”。《赵氏孤儿》赵盾家满门被杀，如果没有孤儿复仇，或者孤儿复仇后死了，这样都会被我国观众认为不圆满。这与哈姆雷特和敌人同归于尽是两种不同的效果。和谐体现了生活、自然界中对立统一的规律，整个宇宙就是这样一个多样统一和谐整体“。（43）我国悲剧顺境结尾就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斗争，最终以善、光明取胜，矛盾得到统一，体现了悲剧结尾的和谐美。
顺境结尾的道德美 “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所追求的不外是事物的真、善、美三大价值，而美是真与善统一的形象显现，因此，在美当中必然包含着真和善的内容”（44）我国人民历来都以事物的美与善来作为衡量道德好坏的标准，而善与美是有密切联系的，一般说来，美以善为前提。所以说，符合人民道德的事物就是善的，因而也就是美的。就艺术来说，我国也特别强调艺术的善。孔子《论语。八佾篇》中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他就把善作为评价艺术的标准，文学艺术如果体现了善，就有利于道德教化。艺术的基础是真，它的目的是善。所以王充说：“夫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使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与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而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45）我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就起到了“劝善惩恶”的作用。如《窦娥冤》其结局，凶手张驴儿作为不道德的恶的典型被处凌迟，达到了惩恶的目的。窦娥作为具有优秀道德品质形象得以伸冤，达到了扬善的目的，歌颂了道德品质高尚，替婆婆受苦难乃至冤屈而死的窦娥，道德美的效果油然而生。
顺境结尾的平衡美 当人们欣赏一部悲剧之后，剧中人物的悲惨情节使人心理很难平静。人们为剧中人的冤屈忿忿不平，对那些丑恶的坏蛋恨欲滴血。如果好人不能得以善终，坏人不得恶报，离散者不得团聚，有情人未成眷属，作为观众来说，心理是十分不满足的。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46）当人们欣赏悲剧时，情感十分哀伤。但是，审美主体不能马上命令自己的情绪发生变化，“情绪和情感的发生、改变具有不随意性”。（47）只有当剧情发生变化，满足审美主体情感上的需要，才会使审美主体心理平衡。因为“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事物，
会使人产生满意的情绪和情感；不能满足需要的事物，会使人产生否定阶情绪和情感”。（48）我在前面谈过，我们民族是一个乐观善良的民族，需要和睦的家庭，敦诚的友谊，希望和平安定。而当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之后，观众心理就失去了平衡。观众不喜欢含着泪，带着怨恨离开剧场。顺境结尾满足了这种需要。“悲哀与失去所盼望、所追求的东西的目的有关”。（49）“顺境结尾把人们所盼望的锄奸除恶、清官政治等，通过各种艺术手段给予了观众，把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在悲剧收束时给以显现。于是在盼望的目的达到后，继之而来的是紧张解除时的情感体验”。（50）快乐就平衡了人们的悲哀情绪。由此而得出结论，顺境结尾具有平衡美。
顺境结尾的对比美 由苏国荣先生的作品关于中西方悲剧结构的图示：中：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西：喜→悲→大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优秀悲剧尽管情节迭宕，引人人胜，但一悲到底的结构也有它的缺陷，那就是单调。这种结构的单调，造成审美主体的情感单调，因为审美主体在欣赏悲剧时，他不得不和剧情一起一悲到底。悲哀一直压迫着观众，到最后以致压抑得透不过气来。而我国悲剧则具有这种优越性，它可以经常地调剂观众情绪，特别在结尾，悲与喜的对比，非常鲜明地给人以审美享受。这种由于对比而产生的美感我们称它为对比美。对比是在差异中倾向于异，对比能使审美主体精神活跃、振奋。我国古典悲剧采用顺境结尾，其效果并不是使人沮丧、哀伤，而是让人振奋、让人看到光明、希望。对比使人的紧张情绪得以松驰，这种松弛，是顺境结尾中对比美的效果。
四、关于顺境结尾的评价
“绝大多数观众绝不欣赏悲剧结尾本身。相反，他们往往真诚希望悲剧主角有更好的命运”。（51）但是，结尾与整个悲剧是有内在联系的，又何况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是区别于西方悲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对我国古典悲剧结尾作一定研究是有益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是很具个性的，这个个性就是民族风格，民族特点。“文学的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它是这个民族的特定生活内容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反映，是这个民族的文学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文学所独具的特征”。（52）作为具有我国民族特征的悲剧顺境结尾，我们应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评价，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继承宝贵的民族文学遗产，开拓新型的戏剧文学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