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就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2）全球化背景下的失业与就业问题 从国内看，庞大的失业人口及过剩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但从国际上看，这种低廉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恰恰又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优势之一，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是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这仅仅是潜在的。要使潜在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要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劳动力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一是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外资，促进劳动力资源与外国资本的结合。二是扩大对外贸易与出口，促进劳动优势的转化，扩大贸易出口的规模和水平，通过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国际置换。三是劳动力的直接输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劳务输出在世界上所占比重还很低。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但也要谋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 第一，发达国家出于资本最大化的需要，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宽松的环保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较低生产成本，纷纷把其传统产业，尤其是能耗高、污染严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资本的重新配置，使得职业空缺或工作岗位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就业格局。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多年以来接近于停止，甚至出现低于零的负增长，人口结构老化，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居高不下，就业压力沉重。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有两种选择：或者是资本输出，对外投资就地雇用外国劳动力；或者是引进发展中国家的青壮年移民，改善本国人口年龄结构。伴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了缓解人才供需矛盾，发达国家纷纷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才。在向发达国家流动的劳动力或移民潮中，越来越多的是发达国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发达国家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以高新技术产业的绝对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从而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形成的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仍然保留的传统产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挤压。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主因此要求实行贸易保护，并以各种手段和借口高举“反倾销”旗帜。而工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挤掉了他们的就业岗位，也要求减少进口，实行保护贸易。发达国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是采取非关税壁垒，包括繁杂的海关手续、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检疫、严格的包装和标签规定、各种名目的反倾销、进口许可证制度和进口押金制度、自动出口限制和最低限价、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进口配额制等。受到保护的产品，从传统的手工业品、农牧土产品、食品百货、纺织服装、五金轻工扩展到钢材、家电、石化制品等几乎是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
第三，在全球化经济运行中，“劳动力的价格也具有国际关联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都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始终处于国际竞争的尖端，因此，高技术人才便成为各国竞争的稀缺资源。
第四，发达国家国内政策右转并形成一定的政治周期。反移民和贸易保护问题，在经济好转时会有所缓和，经济恶化时便会加剧，形成与经济周期相适应的矛盾周期。日本国内的一些代表人物，也无端地夸大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日本国内产业及劳动者利益的影响，将日本经济萧条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对日本商品出口的大幅度剧增。
（3）国际背景下失业就业问题的应对之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失业就业的压力很大。在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今天，对失业就业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视野不能仅局限于国内，要扩大到国际范围，要谋求全球化的利益。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发达国家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反移民、反倾销的倾向。
①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创造良好经济环境的根本措施。我们应当利用发达国家转移传统产业的机会，在传统产业领域为外资让出一定空间，收缩资本、集中力量，高起点、大规模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抓住机遇，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大力吸引国外高科技人才，扭转目前人才流失现象，留住自己培养的高科技人才。
②发达国家转移传统产业，既是我们引进外资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实现传统产业转型、提高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的难得机会。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外资流入带来的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更新改造传统产业，全面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标准、卫生标准和科技含量，使我们的出口产品以质取胜，实现出口方式的根本转变。
③加强行业间的沟通和协调，建立行业协调机制。发展行业自律组织，坚决治理出口中的过度竞争问题，及时交流通报信息，化解矛盾冲突，避免和减少贸易争端及移民问题。对待“反倾销”，我们一方面要组织企业积极应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拿起自己的反倾销武器予以回击，遏止目前一些国家和行业相互仿效而呈现大面积恶化的势头。
④要从发展国际性大产业的高度出发，搞好劳务出口。一方面要通过国家政策引导，积极发展和完善行业管理与自律制度，规范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全球化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网络，强化针对性，减少盲目性，杜绝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无序竞争，尽快使我国劳务出口形成开发国际市场的大产业，真正凸显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国际优势。
⑤注重民间交流与合作，特别是通过各类社团组织的对外民间交往，可以弥补官方外交在形式上的僵化和单一。丰富多样的民间外交，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广泛的社会交往，促进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3．试分析我国目前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已开始研究我国的经济周期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很多学者把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因为政策失误。实际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是经济产生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很显然这不是惟一的原因，如果没有政策的失误，经济周期波动仍然存在。也有的学者片面强调货币因素，供求约束等随机变动或纯内生因素对经济周期形成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强调外在冲击而忽视经济体系的内在传导机制，还是只强调内在因素而忽视外在冲击因素，都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时，必须区分内生原因和外生原因，即经济体系的内在传导机制和外部冲击机制。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体系内部结构特征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经济内部的缓冲机制或经济自我调节机制。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在的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既可以是随机出现的，也可以是周期性出现的。一般而言，外部冲击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起始原因，内部传导机制则是系统内部对外部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自我调整。内在传导机制，即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内生变量的参数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经济周期的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波幅、波峰、波谷、波长性质等基本形态，而外部冲击因素并不能决定波动的周期性和经济周期的持续性，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每一个具体的周期波动的幅度、波峰、波谷、波位、波长等波动性质产生叠加影响，使基本波形发生变化。
下面就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生的冲击因素这两方面来分析我国经济周期形成的具体原因。
（1）内在传导机制分析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传导机制很多，但就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而言，主要内在传导机制有乘数—加速数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和上限—下限缓冲机制。
①乘数—加速数机制。乘数—加速数机制是构成总需求的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过程，尤其对总产出的影响。乘数—加速数机制是任何运作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系内部
都存在的内在传导机制，只要收入与投资之间存在着关系，即使没有外部冲击因素的作用，这一机制的存在也会使经济体系在运行中出现有规律性的周期性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走向市场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起主导作用，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投资由过去的国家财政投资的投资需求软约束转向投资需求硬约束，有效遏止了无效投资，使得投资与收入之间的扭曲关系转向正常。由于我国经济体系中乘数—加速数机制的存在，决定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存在。
②产业关联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前向、后向关系，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产业不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也不同。有的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前向关联效应，有的产业则对经济起后向的关联效应，因此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
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的是重工业主导型超前发展战略。这种重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方面使重工业超前畸形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导致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发展落后，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也使得经济的稳定性极差，不是大起就是大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后，一改以往的重工业主导战略，而实施三次产业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布局日趋合理，结构协调。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也日趋合理，两者之间的比例基本上稳定在48%～52%之间。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缩小，稳定性不断提高。
增长波动越大的产业，如果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高，经济波动的幅度就越大。反之，波动幅度就越小；增长波动越小的产业（如服务业），如果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上升，则经济波动幅度就越小，经济越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良性变化，是我国周期波动幅度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第四轮周期中，在经济收缩期，增长率保持平稳回落，虽处于同期的收缩期，但经济却在高位势上保持稳定，这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此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③上限下限缓冲机制。上限下限缓冲机制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制约机制，即经济扩张和收缩都不可能是无限的，经济系统本身存在制约经济无限繁荣和萧条的机制。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被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就会遇到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活动就达到了其上限，产出也因此停止增加。下限是指产量或收入无论如何收缩都不会再下降的一条底线，一方面因为投资的特点和加速数的局限性，如果经济处于收缩阶段，经济活动不可能无止境的萧条下去，到了一定的程度便会稳定下来，这便构成了衰退（收缩）的下限。而从加速度来看，它必须是在企业没有闲置生产能力前提下才能起作用。在收缩阶段，企业肯定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因此在收缩阶段加速数实际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而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活动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停止。一旦收入不再下降，投资的乘数作用就会使收入逐步上升，经济便会开始复苏。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扩张所遇到的上限约束主要是资源约束。由于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我国基础产业部门（农业、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发展严重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总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由于长期不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经济扩张的上限约束机制的作用很明显，经济总是大起，由于上限机制的作用，又使经济立即转向大落，这便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波动振幅大、扩张长度小等特点。上限约束主要是需求约束，改革开放后，由于产业政策的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使得经济波动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这期间，经济扩张所遇到的上限约束主要是通货膨胀约束。经济扩张速度越大，各种资源的供应便会紧张起来，从而引发物价水平上升，通货膨胀率上升，这时经济便不得不停止扩张。这一点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同物
价的关系可以看出，每一次增长必然伴随着随后而来的物价水平的更大幅度上升（见图5），经济活动不得不进行收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的下限约束是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价格改革的进行，各种凭票实行配给制逐渐取消，居民收入也不断上升，被抑制了几十年的消费需求终于得以放开，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即使在经济收缩时期，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有效地制止了经济的持续收缩。
图5 货币供应与物价上涨
（2）外部冲击因素分析
如果仅仅考虑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经济必然会趋于收敛，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长度也越来越大，最终将沿着均衡路线实现稳定增长，而不可能产生现实的周期性波动，所以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源动力的外部冲击因素才是现实的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外部冲击因素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运行产生实际冲击，这种冲击使得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形产生变化。
①货币政策的冲击。要分析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首先要区分规则性货币政策和不规则货币政策。规则性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内在传导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本身内在要求的货币供应。而不规则性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不规则的货币扩张和收缩外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周期波动。首先不规则性货币扩张一方面会引起实际利率的下降，从而刺激投资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名义收入的增加会使人们认为是实际收入的增加，而实际上实际收入可能不变甚至减少，从而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总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收入的增加，这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会使经济走向繁荣。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扩张性的货币冲击对经济的运行是有积极的作用的，但是如果经济本来就处于繁荣时期，则这种不规则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运行更加过热，从而不得不进行调整。不规则货币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外在地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等各种原因，将会造成通货膨胀（见图5）。改革开放以来，每个周期中，都有货币的大幅度扩张，货币扩张使经济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产生。因此不规则货币的大幅扩张或扩张的时间不适当，则有可能使货币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大幅波动的根源。
其次，不规则的货币紧缩往往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急剧回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但平均位势一直较高，即使在整个时期中谷底值最低也为3.8%，因此我国的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速度型特征。每一次货币扩张之后，便是经济的大起大落，从而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影响（如图6）。
图6 广义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前，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是由中央的指令性计划确定的，服从于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计划扩张冲动所产生的高货币需求，货币只能起被动适应性作用，这时货币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不断地增强，货币供给由外生变量逐步向内生变量转变，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减弱，由货币适应经济主体转向经济主体对货币的需求不得不适应既定的货币供给，受货币供给的变动调节的支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在宏观调控中，积极主动地驾驭经济周期的能力不断减弱。
②财政政策的冲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构成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货币供应的变化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形成对经济运行的冲击；而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运用税收、财政支出和财政信用等在实施宏观调控的同时，产生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从而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强化了税收经济杠杆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调整了财政活动的范围和框架，并在1994年起规定财政不得再通过向银行透支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割断了财政与中央银行的关系。而试图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这一切都促进了规则性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的机能。因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内生性不断增强，外生性不断的减弱。也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规则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冲击作用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