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当今仍然在行政学领域风行的实证主义必然会因其研究方法上的限制丧失其主流地位，特别一些社会学诠释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发展，将呼唤着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那些富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规范研究蓬勃兴起。
其三，在人性假设上抛弃“经济人”的单一预设，承认行政人员所拥有的公共行政精神，从而在理论上努力构建保证这种精神的伦理制度方案，让其在制度的约束下始终如一地为促进公共利益而开展行政活动。在社会科学中，对人性的预设是最基本的预设，公共行政理论当然也是如此。但是长期以来，公共行政学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关于人的预设。自西蒙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引入到行政学领域，再加上后来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极度推崇，经济学中“经济人”概念成了公共行政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理论预设。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人永远要比“经济人”复杂得多，因为人既具有个体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从公共性的视角来看，人具有的社会性属性能够使人超越个体自身，会在群体生活中表现出责任感、荣誉感乃至忘我与牺牲的精神。而“经济人”的假定不仅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上，而且在行政管理实践中，都会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因为，它将形成一种误导，使行政人员在心理上无意识地将“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理性的魔鬼”(康德语)。所以，在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发展中，不仅需要重视强制性制度的设计与完善以防止人作恶，也同样需要建构伦理制度来培养根植于人心的信念去引领人向善。这种信念就是弗雷德里克森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精神，即“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2]203。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具备这种精神的行政人员，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才得以践行。 其四，在研究内容上更加重视行政哲学的研究，在更高的视角上探索和总结公共行政的规律，界定公共行政的性质，从而更好地为政府行政目标和价值取向的设定提供指导，使公共行政学在着眼于解决制度和体制层面上的具体问题时不至于遗忘人类幸福和美好社会等规范性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任何想要排除哲学或将‘形而上学’逐出科学的园地，不仅是不可能的妄想，恐怕还要反过来使自己的理论建构‘崩盘’”[16]。对于公共行政学这样一门极其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科而言，更需要在更深入、更宏观的理论层面上去探讨系统性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行政哲学是在行政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提出的，是对行政学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和方法的超越。从价值关照上看，行政哲学着眼于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能在更高的层面认识和理解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各种价值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现代实证科学强大的话语霸权之下，行政哲学的研究显得相对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公共行政学的公共性重建，就需要针对公共行政中基本的、宏观的、实质性价值层面的问题开展哲学论争和对话，“让更多的争论在行政哲学这一层面上得到解决，使具体的理论研究较少地陷入莫衷一是的境地”[17]。
其五，在行政模式的建构上实现对管理行政的实质性超越，寻求符合后工业化社会特征的新型行政模式的构建方案。如前所述，当今的公共行政学是在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是在充满悖论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背景下诞生的，其内在的悖论就在于将民主政治与理性官僚相割裂。尽管曾有一部分学者企图通过行政模式的完善与改进去实现对公共行政中“公共”与“行政”的矛盾的突破，比如对民主行政、协同治理等模式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设计，就属于这种追求。但是，我们看到，虽然这些努力对行政管理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彻底改变政府依靠技术主义去谋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思路。当前，在后工业浪潮的冲击下，人类社会的迅速分化以及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致使各种矛盾不断地积累，并把整个社会引入到风险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一种基于新型的行政模式基础上的行政学思想和理论来指引政府走出工业社会管理行政模
式的桎梏，需要在突破现代性社会中的科学主义传统，实现整个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造和重建。对于这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已经有学者创造性地使用“服务行政”这一概念进行阐释了。[18]作为一种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以合作关系为纽带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相对于传统的官僚制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它超越了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了道德价值理性，并且在公共性的关照下实现了二者的统一。这种新型行政模式体现在政府形态上就是服务型政府。因此，在未来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构建中，立足于后工业社会对服务型政府进行自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规划，是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所应共同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如果说公共行政的发展史是人类解决公共问题、改善社会福祉的实践历程，那么，百余年公共行政学的演变则可以看做是人类不断探索公共资源有效分配、寻求社会发展终极价值的灵魂之旅。在这个心灵漫旅之中，面对人类关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充斥的纷争与冲突，需要有坚定的精神和明晰的价值，才能不被世事的纷繁芜杂所迷惑，才可能有力地肩负起关照政府、思索政府改造的重任。而公共性正展现了公共行政学的“灵魂之基”，是引导这一学科的发展航线的灯塔。尽管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公共性价值对行政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尚未彰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行政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行政研究的技术主义路径进行反思，并越来越强调并接受了规范价值的至关重要性。如赫伯特·西蒙于1997在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第58届年会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是公共行政》的重要演讲，严词批评了当下行政学界过度迷信管理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现状，并重申了民主宪政价值在行政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这也许已经为我们预示了未来行政学发展的公共性趋向。
【参考文献】
[1]张康之.论“公共性”及其在公共行政中的实现[J].东南学术，2005，(1).
[2][美]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项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美]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M].彭和平，竹立家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颜昌武，刘亚平.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8]江明修.公共行政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9][美]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竺乾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丁煌，张雅勤.公共性：西方行政学发展的重要价值趋向[J].学海，2007，(4).
[11]张雅勤.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1).
[12][美]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项龙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3]Box, R. Making a Difference: Progressive Valu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 M. E. Sharpe, 2008.
[14]任剑涛.试论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J].政治学研究，2008，(3).
[15]Glick, James.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7.
[16]吴琼恩.行政学的范围与方法(第2版序言部分)[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
[17]张康之.发展行政学要重视加强行政哲学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3，(1).
[18]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9]Simon, H. Why Public Administr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98,(1).^NU1DA2012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