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法律和社会舆论的保护，说明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还具体分析了宋代妇女不以再嫁为耻的原因：1、受唐代风俗的影响，贞 观念淡薄；2、婚姻开放；3、战乱之际，妇女难保贞 ；4、金人习俗影响。屈超立《从宋代婚姻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则从婚姻立法的角度来考察宋代的妇女地位，结论是比前代有较大提高。姚红《从寡妇财产权的变化看两宋女子地位的升降》（《浙江学刊》1993年1期）、邢铁《宋代的奁田和墓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4期），以及盾自斌《咯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求索》1994年6期），都是从婚嫁财产权和角度考察妇女地位的高低。作者们认为，虽然宋代妇女在结婚、再嫁时，对所拥有的财产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并不完整，与男子相比，仍处于从属卑下的地位。有的学者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加以说明，大体南宋不如北宋，南宋前期与后期也有差别。
辽金元三个朝代，分别是由契丹、女真、蒙古三个民族建立的。他们在统治中原地区以前，分别活动于东北和塞北地区，有著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有关这一时期婚制、婚俗的文章，多有联系或追溯这些民族固有习俗等方面的。 关于契丹的婚姻制度，自蔡美彪于60年代提出部落外婚制观点后（见《契丹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
1964年5期）） 80年代，又有向南。杨薇提出氏族外婚制（《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5期），和孙进己的胞族外婚制（《契丹的胞族外婚制》，《民族研究》1983年1期）。 1993年，席岫峰在《历史研究》（第2期）撰文，对上述说法提出商榷。他认为契丹的婚姻界限是姓。它起著“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以姓为界，实行两姓婚姻是契丹最主要的特征（《关于契丹婚姻制度的商榷》）。随后，蔡美彪在《试论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中确认，辽朝建国后确立的耶律氏与萧氏，并非古老的氏族或胞族的称谓，也不是部落名称，而是在氏族部落制解体后，互通婚姻的两大集团分别采取的共姓。《辽史》的记录，亦证明两大集团并存的通婚事实。孟古托力《契丹族婚姻探讨》（《北方文物》1994年1期），程妮娜《契丹婚俗采析》（《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从更广的角度考察了契丹族的婚制。婚俗，日益增多的民族问通婚，以及婚姻观念。婚龄等问题。 比较起来，金、元两代的文章相对较少。邓荣臻《金代女真族“妻后母”说考辨——兼论女真族宗族接续婚》（《北方文物》1990年：期），认定女真不存在“妻后母”的风俗，接续婚只存在于兄弟之间。但也有人表示升议，确认女真族有“妻后母”之俗（王叔官：《女真“妻后母”复议》，《北方文物》1991年2期）。王世莲《金代非女真后妃刍议》（《求是学刊》1992年2期），对金代非女真后妃及其所起作用作了考述。
元代有关婚姻史的成果有王晓晴的《元代收继婚制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5一6期）和《试论元代的赘婿婚制》（《史学月刊》1990年6期）。前文认为收继婚本属蒙古婚俗，汉人受此影响，采用此种形式。蒙古收继婚包括平辈收继婚和升辈收继婚两种，汉人收继婚多表现为叔嫂收继的做法，在地区上北方多于南方。至于元代的赘婚制，文章碓认乃是因金元招费婚式影响的结果。李逸友对元亦集乃路遗址出土的一份元代晋同婚书作考释，认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属于卖身文契一类的束西（《黑城出土的元代婚书》，《文物天地》1990年2期）。张靖龙《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3年1期），联系了前代的婚俗和贞操观，以及元代社会诘 因素，政府对妇女再嫁所采取的宽松自由态度，考究了再嫁之风盛行的原因。此外，新近出版的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亦对元代婚姻问题多有论述。
（4）明清时期。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32辑，1990年），对明代宗室的婚嫁制度作了考释。大体在宣德以前，多选择与文武勋贵联姻，利用婚姻钮带，把双方的利害关系连系在一起。正统以后，鉴于“靖难”和诘藩叛乱的教训，对宗室和姻亲多有限制，所以情况有所变化。许敏《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借著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笔触，就明清之
际我国的婚姻与宗法关系，婚姻缔结方式，纳妾制度等方面作了很好的介绍。笔者同时指出：这些传教士基于一种不充分的认识，或囿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局限，在看法上并不都是客观全面的。赵毅、赵秩峰《悍妻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明史研究》4辑，1994年），对夫妻关系中悍妻这一现象作了透视。作者指出，对非主流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纠正对主流现象研究中所产生的偏激。
在清代婚姻史研究中，冯尔康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清史研究集》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一文中，就清代包办的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制度、婚龄、童养媳制度、旌表贞节、寡妇与再嫁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一基本框架，后来在与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又经充实重现。郭松义《清代人口问题和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3期），在涉及婚姻状况部分中，谈了“家庭成年男子中未娶者所占比例”，“有关多妻情况的分析”和“关于妇女再嫁”等三个题目。作者认为，家族中成年男子未娶者比例高低，多妻和妇女再嫁的情况，都与每个家庭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受封建礼教束缚程度的大小，有著密切的关系，胡发贵《清代贞节观念述论》（《清史研究集》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对婚姻关系中空前恶化的女子贞节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争论，作了
介绍和剖析。
在所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部分是集中在讨论清代皇族婚姻的。刘潞《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官博物院院刊》1991年4期），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位皇帝为例，对其婚姻的政治特点作了分析。作者指出：四帝婚姻状况的变化，是与政权的取得。巩固和发展相平行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来源；政权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影响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许保留一定的个人感情。杜家骥根据《玉牒》及有关资料，对清代皇室联姻的特点、目的。形式及作用，依照不同时期，作了不同的分析（《清代皇族与满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南开学报》4辑，1990年）。鞠德源《清朝皇族的多妻制度与人口问题》（《满学研究》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也是通过《玉牒》资料来作研究的。文章谈了四个问题：皇族人口政策，清帝的多妻状况与皇族的妻妾来源，皇族宗室多妻制的衰落与人口萎缩，皇族人口萎缩的原因，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清朝皇族的人口政策，婚姻形态与变迁，婚姻形态与妇女地位，作了仔细的考究。此外，像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2期），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故官博物院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