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资源诅咒”的验证与对策研究
摘要：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山西为例对资源诅咒的假说进行验证；其次对资源诅咒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最后对山西省如何避免资源诅咒提供了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源诅咒；山西省；经济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
1 资源诅咒的提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学者针对这一现象展开大量研究。1993年，Auty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这一概念，其涵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至此，“资源的诅咒”成为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命题。此后，Sachs and Warns(1995，2001)，Sala-i-Martin(1997)，Glyfason(200 1)Hamilton,K(200 1)，Kronenberg,Tobias(2004)
[1]
(P400)采用不同的度量方法，对“资源的诅咒”这一假说展开
实证检验．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国外最近一些研究(Isham eal，2002；Murshed&Perala，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国内学者(徐康宁、王剑，2006)以区域为比较样本，对中国各省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验证了“资源的诅咒”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
[2]
。此外，国内学者(陈林生、李刚，2004；李义平，2005；赵奉军，2005；郑长德，2006)
等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对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地区经济发展如何避免“资源的诅咒”作了深入分析，研究表明，“资源诅咒”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问题。
“资源的诅咒”在山西省经济发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本文以“资源的诅咒”制约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为研究前提，用新的方法对“资源诅咒”效应削弱山西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进行验证，以及如何避免“资源诅咒”作深入剖析。
2 资源丰裕度的测量
在众多的文献中，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学者们纷纷引入了一些替代变量，包括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Sachs andWarner，1995)，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Gylfason，1999)，人均耕地数量(Wood andBerger，1997)，能源储量
(Stijns，2000)，资源租占GDP的比值(Hamilton，K.，2003)。虽然度量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徐康宁、韩剑(2005)使用资源丰裕度指数(RAI)，主要以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贫富的差异；徐康宁、王剑(2006)以采掘业部门(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部门)的投入水平代表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郑长德(2006)基于耕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和水资源在我国各省市区的储量数据构造了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优势度、资源组合指数。邓可斌、丁菊红(2007)用基期资源开采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地区资源开采的程度，在实际计量时用各期采掘业职工收入占地区职工总收入的比例指标替代。邵帅、齐中英(2008)以能源工业(包括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和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五大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年均值来表示各省区的能源开发强度。
本文中要特别指出的就是资源丰裕度的测量问题，在考虑地区人口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资源成品总产值对GDP的贡献率作为资源丰裕度测量指标。为了进一步分析山西省存在“资源诅咒”，针对山西省自身的特征，我们引进原煤、天然气、水电一次资源产量。同时我们还引进火电、洗精煤、焦煤等二次资源生产量。在考虑各地区人口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其一起统计起来，从2000-2008年中选取9个上述各指标的累计产成品值进行汇总，分别计算其人均资源总值占GDP的比重。将该比重命名为人均资源成品总产值对GDP的贡献度。
RAI*?*
resources/population
GDPRAI人均资源成品总产值对GDP的贡献度，resources为山西省资源成品总产值，population为山西省人口数量。
3 实证研究
在引入人均资源成品总产值对GDP的贡献度的同时我们引进另一个指标——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在山西省各地区物价基本统一的基础上，加之考虑到各地区人口因素的影响，本文用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的指标。
计算名义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rgdpt11基期为2000年，计算期为2008。其中，LnTrgdpt0T为样本数，我们这里选取的样本数为9个。Rgdpt1、rgdpt0分别为2008年和2000年山西省人均GDP。
为了验证山西省“资源诅咒”的存在，本文选取了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Y??0??1RAI*??0
其中：
被解释变量：Y为名义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解释变量：RAI*?resources/population，?0为常数项，?1为系数，?0为随机误差项。
GDP表1主要年份总人口数及地区GDP生产总值 一次能源产量 (万吨标准煤) 29760.94
总人口（万人）
3247.80
地区生产总值(万
元) 1076030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人) 3515
年份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1457.60 23597.77 31348.58 38555.48 43888.61 47233.52 49590.18 53755.77 55902.23
3077.28 3271.63 3293.71 3314.29 3335.07 3355.21 3374.55 3392.58 3410.64
18457200 20295300 23248000 28552200 35713700 41795200 47149900 57333500 70557600
5722 6226 7082 8641 10741 12495 14011 16945 20742
来源：山西省-2009年统计年鉴
由表1中所得的数据，本文利用Eviews6.0我们对RAI、GDP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回归的结果如下：
Dependent Variable: Y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4/23/10 Time: 22:43 Sample: 2000 2008 Included observations: 9
Variable RAI C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sid Log likelihood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Coefficient -719884.6 0.312552
Std. Error 168254.2 0.058267
t-Statistic -4.278553 5.364098
Prob. 0.0037 0.0010 0.066539 0.050318 -4.099398 -4.055570 -4.193978 0.622303
*
0.723386 Mean dependent var 0.683870 S.D. dependent var 0.028291 Akaike info criterion 0.005603 Schwarz criterion 20.44729 Hannan-Quinn criter. 18.30602 Durbin-Watson stat 0.003662
由以上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1=-719884.6，说明名义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人均资源成品总产值对GDP的贡献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山西省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
4 山西省“资源诅咒”制约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
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其经济发展为何落后于资源贫瘠的经济体，国内外学者对其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他们认为“荷兰病”效应、人力资本和教育投入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寻租和腐败等是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之所在。当然，影响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因素除了上述的原因还有其自己所特有的因素，有区位条件、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等客观原因；又有区域发展观、法律和制度基础等主观因素。因此，这里本文结合山西省经济发展实际，针对山西省“资源诅咒”制约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
（1）区位条件
区位是空间位置关系的可适性总和。一个区域的发展，必然要考虑到它所具有的区位关系，这是它对资本、技术、市场具有吸引力的前提，也是它对制造、销售、运输具有竞争力的基础。山西省的区位条件相对比较差，山西地处中部，既不是沿海地区又不是边境地区。一方面，山西省远离东南沿海经济核心区，远离海洋、交通枢纽地区；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政策偏离，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在吸引外资方面不具有优势。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优越的区位因素，山西这样的区位条件限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2）国家政策和煤炭等自然资源产品特征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
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对煤炭等资源产品实行价格控制等政策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山西省作为中部内陆省份，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优势，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作出了把山西建成以煤炭工业为主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在煤炭开发方面实行“强化东部，战略西移”的战略，从而确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全国能源基地的战略地位。之后，国家和山西加大了对能源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有水快流”的方针，放手让有煤地区的群众发展小煤矿、小煤窑，之后，社会和民间资金大量向煤炭行业集中。在政策引导和巨大投资的推动下，煤炭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煤炭资源源源不断的运往全国各地，山西成为向全国发达省份和地区实施“西煤东运，北煤南调”最便捷的煤炭产地。山西煤炭调出量占全国煤炭市场交易量的2／3，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时至今日，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山西省经济的同步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在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实行严格的计划开发，直接无偿占有了资源收益；另一方面，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对煤炭采取低价策略，1992年，国家放开了煤价，但对煤炭中占据最主要地位的电煤又实行政府指导价，使得煤炭价格仍旧处于较低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市场发育不完善，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资源产品实施限制型定价，使得山西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和其他工业品，因此，本身价格弹性很低的煤炭等资源型产品在国内外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由此，经济蒙受了严重的双向价值流失。数据显示：仅1980年到1988年9年问，山西省经济价值流失金额就达654亿元，年均流失72亿元以上。使得本应该属于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利益转移到其他地区。
（3）经济发展结构不协调
长期高度依赖煤炭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单一化和初级化特征明显，从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2000年山西省工业总产值占GDP的40.6%到2008年这一比例上升为54.3%。山西省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工业产值拉动。而相对于工业，第一产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低下。尤其是建筑业作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支柱在山西的贡献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单一化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资源是阻碍山西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表2山西省工业产值比例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产业（%） 9.7 8.4 8.5 7.5 第二产业（%） 工业 40.6 41.0 42.6 45.2 建筑业 5.9 6.1 6.1 6.0 第三产业（%） 43.7 44.5 42.7 41.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7.7 6.3 5.1 4.7 7.2 47.9 50.7 52.7 54.8 54.3 5.8 5.6 5.6 5.2 4.9 38.5 37.4 36. 6 35.3 33.6 数据来源：2009年山西省统计年鉴
（4）生态环境恶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自然资源开采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由于煤炭工业的大规模开发和以原煤、土焦、火电为主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山西已成为中国生态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省份之一，也是世界级的能源消耗污染区。大气、水体、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逐年加重，水土流失、煤矿区土地与生态破坏、土地盐渍化与荒漠化危害非常突出。目前全省煤炭行业累计塌陷、破坏和煤矸石压占土地已达6.67×10hm，而且正以每年塌陷、破坏土地5 000hm的速度递增，其中40%为耕地。有关资料表明，山西因挖煤、炼焦、发电造成的环境损耗，保守估计每年达56.71×10元,20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1 134.2×10元。环境污染还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其他不利影响。例如：空气污染及环境卫生状况差，不适合电子、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不利于吸引外资；许多旅游景点和人文景观也由于与冒烟的煤矸石山相比邻而贬值；山西的许多煤矿主也往往携巨资在京津沪等地投资购房，造成资本外流等等。
（5）制度弱化、产权不明导致寻租和腐败
Salai Martin和Subramanian的实证研究表明，石油和矿物等自然资源诱发贪婪的寻租行为，弱化了一目的制度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施加负的非线性影响。这种制度弱化才是“资源诅咒”产生作用的根源所在。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体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的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存在严重弊端。尽管国家对矿产资源产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为国家所有，但所有权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在实际开采过程中，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相混淆。一方面，国家产权制度的虚置或弱化，使得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利用手中职权大肆进行“政治寻租”。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一些政府官员采取各种隐蔽方式与煤矿主相互勾结，投资入股煤矿与矿主形成利益共同体，公开或暗中包庇矿主非法经营，对煤矿安全生产出现的隐患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视而不管，默许小煤矿、小煤窑非法经营，造成严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另一方面，经营者(煤矿主)为了获取大量超额利润，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等途径确保其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同时，为了弥补寻租过程中的各种损失，更加采取掠夺式开采方式，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最终资源开采的成本由国家和社会承担，而收益却为少数人(官员和经营者)享用。由此，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遭到破坏，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难以形成，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
由于产权不明晰和制度不完善导致大量寻租和腐败，这在山西省表现的尤为明显，煤矿事故频发，官煤勾结愈演愈烈就是明证。从1980年到2004年25年中，山西省煤矿在安全事故中有17286人死亡，百万吨死亡率平均为2．66人，远远高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水平。此外，截至2006年6月，山西省已发现官煤勾结1126人，总共涉及资金1．7亿．泊1(P49)煤矿事故频发和官煤勾结等问题的存在与寻租和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延缓了各项改革进程，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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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西省“资源诅咒”的对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