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组织理论》读书总结
一、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罗伯特·登哈特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美国国家公共行政研究院院士，并且担任美国许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质量管理，战略规划和公共生产率等方面的咨询顾问。作为国际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登哈特博士曾经担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会长、中佛罗里达大学公共行政系主任、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以及密苏里州长的生产率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还是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全国公共服务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 登哈特教授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宪政主义者，2004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德怀特·沃尔多奖的获得者。他一贯的学术价值取向是重视宪政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传承，重视公共行政理论与政府实务运作的结合与协调。反对将公共行政理论“纯学术化”，对管理主义特征明显地过分强调效率的“新公共管理”基本持批评态度。
二、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由八个章节，我把它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公共组织的认识引导；第二部分是对公共组织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第三部分是讲述最新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科的流派发展；第四部分是算是本书知识理论运用与提升。下面将分别对以上四个部分进行总结。
第一章，认识公共组织。对公共组织的讨论似乎是每本书必须说的一个话题，但每本书对组织的定义都有所不同，吴刚对组织的定定义是：组织就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分工协作、权力链条和信息网络的人类群体。霍尔对组织的定义是：组织是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规范的秩序（规则）、权威阶层（等级）、沟通系统和成员协调系统（程序）的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具有一定连续性，它存在于环境中，从事的活动往往与多个目标相关，活动对组织成员、组织本身及社会产生的结果。该书并未对组织直接下定义，而是对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理论作了分析。书中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有三个取向：第一，公共行政被看作是政府过程的一部分，因而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第二，公共组织被看作与私人组织差不多；第三，公
共组织被认为是一个专业领域，就像专业性极强的医学和法学一样，它吸收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以解决实际问题。而公共行政是指为谋求实现公众的社会价值而对社会变革进程的管理。这个定义表明，公共行政理论不仅仅是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方式的结合，它包含着一个根本的、一以贯之的鲜明主题。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定义仅仅为一种综合的公共行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不能保证理论的产生。该章中两个案例，第一个在于说明我们看待组织生活的方式和我们在公共组织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反应了信息的获取是我们行动的基础这个核心问题；第二个案例，说明了人们所持的理论和采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反应了组织研究中其他的核心问题。从这也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机构要以最大的效率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又必须对顾客的需求和愿望作出回应。
第二章，思想传承：马克斯.韦伯和弗洛伊德。本章将研究三位理论家（马克思、韦伯佛洛伊德）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勾画了本世纪西方世界思想发展的方向，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作了最清晰、最有影响力的阐述。马克思的一个特别贡献在于它将黑格尔对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解与经济组织方式（或“生产了”）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斯认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经济形态的竞争产物，这种竞争导致了各经济之间的冲突：“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似乎需要一个越来越复杂、日益压制人的组织模式，而在这种组织模式中，个人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异化，其他人也日益遭到结构。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人的客观思考和对人的行动意义的结合的产物，当然这种结合是极难是现的。公共行政学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韦伯对理想型官僚制的分析，韦伯认为，每一个权威系统都必须建立和取得一种其合法性的信任，这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具体提出了三种合法性的权威，（1）法理性权威，它是建立在对特定的法律形式和规范的认同的基础上，并承认处于法定地位的人的统治地位；（2）传统型权威，这种权威基于对持续性传统的重要意义的信仰，基于对按此传统进行统治的人的信任；（3）超凡魅力型权威，它源于对特定个人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奉献。韦伯认为：“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经验无一例外的倾向于显示，纯粹的官僚模式能够实现最高的效率，因而也是形式上已知的对人进行控制的最理想的方式。”然而韦伯并没有注意到官僚制组织的负面影响，不管是对官僚制繁文缛节和无效率的抱怨，还是官僚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所带来的长期社会问题。弗
洛伊德指出：“本我，是精神动力的源泉，它旨在通过快乐原则来减缓内心的紧张；自我，旨在协调个体和客观世界，他的活动奉行现实原则；超我，是社会价值和理想的概括，是对和错判断的内在体现。在本我、自我、超我的竞争中，自我发挥着协调中介作用，它不仅抑制本我原初的内在冲动倾向，也防止人格存在受到过分的道德压制。”“人类大部分都是在围绕这一任务进行，即：在个人自主性诉求和群体文化服从诉求之间寻求一种权宜之计的调和，并在这种调和过程中活得快乐。”
三位理论家的真知灼见有助于更全面的理解公共组织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他们都认为现代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现一种有效地互动关系，具体说，考虑到社会日益复杂，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化，三人将个体活动描述为对社会组织力量的抗争。总结为三点，其一，控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实现我们的自身利益；其二，理解与诠释他人的意图；其三，从我们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实遮蔽现象，现象同样遮蔽现实”。
第三章，政治传承，从威尔逊到沃尔多，威尔逊最早提出“政治行政分离”的理论原则。其基础为：“行政应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尽管政治为行政确定了目标，但是不应该去操纵行政活动。”古诺提出国家的根本职能是国家意志的表述。必要职能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他认为政府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有三个部门，实际上政府的权力有五类，即：立法、司法执行、选民和行政部门。克利夫兰阐明了“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行政组织本身，而在于政府之外是否存在拥有控制力的选民及其代议机构，这些选民及其代议机构有权决定政府成员的意志，并要求他们在行政活动中贯彻这些意志。”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他认为最好的管理就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它建立在明确的法规、规章和原理上。沃尔多指出“那些研究公共行政的政治学家，对传统的观点，即：好政府就是有道德的政府偏离的过头，以至于达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政府与道德毫不相关，适当的制度和专业人才可以决定一切。”威罗比认为，提出遵循行政管理的科学原则，行政部门就能够更有效率的运作，这些基本原则就是命令统一原则、层级制权威原则和分工原则。古立克强调，“民主只是一种治理形式，在这种理中，每个人都根据这种治理，对自己是否有利而对它作出评价。”该章主要有两个主题：第一，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张力；第二，寻求行政管理的科学原理以增进政府的组织效率，只有通过政府机构有效的运作，民主才能
得到最好的保持，而高效率最有可能在合理的企业中产生。
第四章，组织的理性模型。本章首先提到西蒙的贡献，首先，紧扣逻辑实主义的观点，主张在行政行为研究中事实和价值的分离，接着进行严谨的实验研究计划，以构建一种综合性的行政理论。；其次，非常快的摆脱了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紧密联系，而倾向构建一个一般的方法。达尔认为：效率本身是一种价值观，因而不得与其他价值观念相竞争，公共行政必须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基础。康德说，“理性的歌题必须是，而且必须是一个被组织化和个体化的个人。”书中提到，理性就等同与效率，理性的行为就是有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或换种说法，理性意味着个体必须服从组织领导的计划和意图，西蒙指出，组织中任何阶层的决策过程都包括三个阶段：（1）情报活动，即：审视决策环境，扑捉决策时机；（2）方案设计，即：发现或设计备选的行动方案：（3）决策选择，即：选择最有可能成功的备选方案。在本章中还提到两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即：封闭系统研究方法和开放系统研究方法。开放系统研究方法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所有影响组织变量的因素，也不可能预见和控制这些量的影响。封闭系统视图以使用的方式利用组织资源、使组织的每一部分符合系统的生成 “逻辑”，并通过控制机制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
第五章，组织的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组织人本主义来源，一方面，对工人行为和非正式组织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更加开放和参与性的管理方式不仅会提高工人的满意程度，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变革的观察，很多人发现让组织的底层工作者参与管理，将推动组织的重建与复兴。巴纳德提出：正式组织在非正式组织中产生，它对非正式组织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正式组织的实际运行过程又创造了非正式组织，并且需要非正式组织。梅奥霍桑试验提出：每个工人个体的行为是组织工作的关键，而组织的中心问题是保证每个雇员的合作。该书在新公共行政着中论述了“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效率与公平”、“层级体制与参与制”。作者认为，虽然新公共行政对于公共行政领域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将继续展现其重要意义，但这种意义更多的体现在发掘了传统理论，框架下的“异类”，而不是提出什么真正的替代传统的理论。最后作者总结到刷新公共学者他们的研究只不过是许多关于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评论的松散的集合，目的在于指出公共行政现存的问题并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第六章，政策要以和新公共管理。本章讲述公共改革的发展的两大方面，其一，是公共政策的回应性，即：指体系促进官僚的决定与社区或者声称代表民众的官员的偏好相一致的程度。书中介绍等哈特的观点：“行政理论知识以为独立批判决策标准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在核心社会价值之上，有一个课被界定的组织范围，并附属于个人和专业责任。”民主社会中的回应性不仅包括寻求社会所想要的目的，而且还意味着和民主社会价值相一致的方式来实现。其二，公共行政的有效性，即：政策所导致的决定“比其他的备选方案更有可能产生所追求的结果”。该书主要从更大政治背景中的公共政策以及当前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述，洛伊提出“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所有集团都分享行政组织中的利益，所有集团都试图将进行行政结构与程序强加于其内部的著作中，并且尽可能的诉诸他们可能的环境中。在政策进行中，作者通过案例作出选择的结论：一个似乎很简单的计划最后变得非常复杂，它牵涉到了许多参与者，牵涉到了一大堆不同的观点以及必须加以澄清的一条见长而且扭曲的布满决策的路径。
第七章，公共行政与公共服务，行政研究就是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运作一个组织，换句话说，就是研究怎样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既定的目标，现在存在着一种公共行政的合法行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理论的统一性基础无法反应或者回应合法性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理论的统一性基础无法反应或者回应公共行政领域的参与者，包括哪些理论家和实务者以及公民的要求。“公共组织的成员对于追求生命、自由、追求和快乐。对所有公民的自我成长提供帮助，以及为公民提供教育等反面的承诺，只能通过个人而非物质的互动才能发生。”书总提到，“新公共服务，来自两个灵感：（1）民主政治理轮尤其当它涉及公民之间以及公民和他们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时；（2）公共行政理论中更具人文主义传统的方法对管理和组织设计的研究。”在本章中，首先作者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表现的是以行政的理性模型为中心，并且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归纳了理性模型的局限性。
（1）片面的人类理性观点：作者认为工具理性的概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人们追求高效率，生产过程虽然井然有序，但是每个人的生存意义被简化成仅仅是一个有固定工作的人，机械的生产方式把个人转变成为纯粹的劳动者。理性模型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既定的手段上，使我们忽略目的本身，因此我们往往难以履行民主责任。作者指出“公共组织成员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