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近五百年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全球争霸的底子很厚，真正老奸巨猾，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理想不尽相同，欧洲人的理想主要表现为两路，一路是资本的理想，也是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的理想，实为共济会为核心的“影子政府”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理想，这就是那个其梦寐以求的“世界新秩序”，现代欧盟的主流文化和美国新教文化主要是继承了这个理想。但是在欧洲，近代以来的理想主义还表现为另一路，即主张和追求正义，代表人类真正的理性和伟大的理想，欧洲成为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政治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成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抗衡共济会运动的发源地，绝非偶然。欧洲的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与中华文明有暗合之处。这些在战后欧洲虽属于非主流，但是在东西方政治对抗和处于美苏战略导弹对抗的地缘政治条件下，这种思潮的影响相当大，只是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表现为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欧洲梦”。但是美国则不同。欧美虽是同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分支，后者其实是欧洲文化的“搭车族”，却更加野蛮、残忍、贪婪，骨子里蔑视一切文化的精神价值，至今只崇尚和迷信武力和财富，不承认其他价值，内心深处甚至鄙视欧洲，而以法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尤其视美国为“野蛮人”。美国经过“影子政府”的百多年操弄，早已经成为一架靠战争生存和赚钱的机器，美国人从儿童期就被灌输“超人”的战争思想。美国社会也不是没有主张正义的
一路，只是一直被恶势力打压，过于边缘化，以至于总统被暗杀成为政治常态，遑论其它？
第三，欧洲一直存在着两种地缘政治趋势和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大博弈。正因为欧洲有人文主义传统，近代以来产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又能产生列宁主义和苏维埃价值，产生在20世纪雄极一时的苏联，战后西欧和北欧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一定程度上向社会主义举步的“和平演变”，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欧洲社会发展倒退和中产阶级大面积沦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复兴，欧洲的政治浪潮正在重新涌起，欧洲的有识之士和进步势力对一个时期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以来的国际紧张局势很不认同，对美元霸权和美国金融海啸吞噬欧洲利益忍无可忍，对美国大搞“文明冲突”实为“种族对决”的反人类战略、政策正在导致的人类灾难和人类前途忧心忡忡。
欧洲的左翼认为，由于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将毁灭的风险转化为共同发展的机遇，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就可能“终结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并发起全球变革的浪潮。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可能会导致野蛮权势的资本主义，也可能最终使全世界走向统一。这两种趋势的斗争将最终决定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何种文明当中。”（88）（（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这种观察相当深刻，这种形势的发展正在不可避免地汇成一种维护和平、反对战
争和拯救人类的强大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地缘政治力量和趋势。这里，克瑞斯塔·鲁夫特所说的“两种趋势的斗争”实际上揭示了欧洲正在发生的两种地缘政治趋势。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趋势则是一种是传统的白人种族主义，它得到美国的推动。用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项目负责人、新保守主义的著名人物罗伯特·卡根的话说，就是“将（欧洲一体化）奇迹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是欧洲新的文明使命。”（89）（相蓝欣：《2025中国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说：“．．．．．．天才在于，把至高的政治野心化解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技术性的决策。这种间接的方法使进一步行动成为可能。这样，渐渐我们就融洽和睦了。于是，我们从对抗走向经济合作，然后实现一体化。”（90）（同上）这是欧盟理想的另一种表述。一个时期以来，老欧洲的种族主义和极右思潮泛滥开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已经在欧洲解禁，毛泽东的形象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中国造到空前的诋毁、攻击、抹黑和恶搞），它代表一种没落的地缘政治势力，不甘心二战后自己被排挤出世界强权，更不愿接受亚洲和中国复兴。近来日本内阁渐已无人参拜靖国神社，而2010年8月欧洲极右翼人士却不远万里专赴日本参拜，既反映出其没落势力内心的恐惧，也暴露出其内荏的虚弱本质。
随着20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老欧洲早就自知“西方的没落”，也看出美国是世界的乱源和政治上没有前途，自己也深受美国拖累，不愿意为美国殉葬。19世纪末以来欧美之间明争暗斗，战后美国通
过雅尔塔协议与苏联联手分割了欧洲，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恢复和控制了西欧，进而将老欧洲变为自己的某种“附庸国”。近年来美国更是愈来愈不顾及老欧洲的利益，例如美元霸权和搞出金融海啸。故战后欧洲从戴高乐总统开始至今，欧盟一直想脱美归欧，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战略’”，近年来又出现这一势头，这方面德国对美国说“不”的地缘政治动向颇值得关注，而这正是从麦金德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们所极力要遏止的东西。近年来美国衰落，为了自救，不惜放出这只欧洲虎出山，不仅支持欧盟和北约东扩，2011年更开始南扩地中海和北非。美人迟暮的老欧洲似乎看到了历史机遇，恢复了自信，野心重新膨胀。美国正在拉欧盟共同实施“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和分享全球“低碳经济”蛋糕，欧盟利在其中，似乎也乐在其中。
第四，亚欧大陆存在地缘政治沟通与合作的基础。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与中华文明有大道相通，中国政治文化对于18世纪的欧洲曾经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这个事实和影响在二战之后的欧洲重新“发酵”，表现为汤因比、戴高乐、施密特、希拉克等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正面评价，乃至对中国在当代世界以及未来人类社会进步所起重大作用的一些积极思考，都是在美国难以见到的。施密特说，欧洲的思想界文化界久已兴起否定欧洲中心论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贡献的思潮。这种欧洲新思潮基于对中华文明价值的认同，主张欧洲与中国合作，以制约美国的霸权野心，进而可以拯救人类，免于毁灭，这是当代欧洲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
之一。欧洲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上述苏联东欧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实践对西欧、北欧有不可忽视的深刻的地缘政治影响，表现为战后西欧、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实际上是在美苏核对抗的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也表现为上述当前欧洲左翼和进步势力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倾向。这是21世纪亚欧地缘政治战略协调的基础。“亚欧战略协调是制约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91）（相蓝欣：《2025中国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这当然包括俄罗斯在内。从大西洋到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有人乐见中华复兴，认为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欧洲人认识到，当前欧洲“两种趋势的斗争将最终决定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何种文明当中”，也决定欧洲的命运。2011年5月发生的卡恩事件表明，围绕国际金融展开的全球地缘政治争夺多么诡谲和凶险，已经空前白热化。美国正在将欧洲裹挟进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中，这对欧洲来说，并非福音。
（待续。本文写于2010年，为拙著《中国经济前沿与世界新时代》第一章的一节，该书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