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浅析
——对胡适思想的客观认识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中华大地迎来了新的篇章。但问题仍然很多，社会动荡，文化待兴，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越来越乱，开始寻求救国的新出路，开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也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要申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谁都能都到的事。所以没什么效力。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有因地制宜，找出那时那地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才能有用，不是简单的谈论某某主义，这样不能对症下药，没有任何用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主义很容易被人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种种欺人的事。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是有这种危险。
由上述三条，胡适提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并批评当时有些人由于懒，避难就易，只是谈主义，没有研究问题。
通过对上述“主义”与时局的分析与解释，胡适进而表明自己的观点：
凡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最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方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这就是胡适对于“问题与主义”的观点。 文章发表后不久，蓝志先、李大钊等人就对此文做了回应。蓝志先在《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胡适“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李大钊也于同年8月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点思想：
第一，“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第二，假冒牌号的危险。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但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别人来混我们骗大家。
第三，所谓过激主义。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做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别的事情，哪有闲工夫去理它!
第四，根本解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实现。
针对李大钊的意见，胡适之后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文中有补充、修正、和争辩。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虽被查封，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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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并没有因此停止。同年底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宣扬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接着李大钊于12月1日在《新潮》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20年1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和胡适针锋相对。与此同时，社会上各方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史上三大论战之一的“问题与主义”论战的主要经过。
此次论战的影响是巨大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提出问题本身及所提问题的时代感。 从现在的社会主流思想下看，这是一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关于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论战。通过论战批判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与改良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虽然从大时代角度看，论战影响呈现的是“一边倒”的局面，但双方各自的论断都存在两面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胡适思想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
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开的。经济问题是根本。经济问题一旦解决,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展开阶级斗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首次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永恒命题。第一，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真理。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第二，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及其对革命党人的迫切要求。第三，论证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实现。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和经验的不足，当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好的结合起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学说时，只强调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情况的共同性方面，忽视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导致之后的革命走了不少弯路。
同样，胡适强调“问题”的意义而贬低“主义”的价值，进而否定宣扬“主义”的必要性，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指导实际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合适的。
但要肯定的是，胡适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当时已有一定普遍性的空谈“主义”的倾向，反对偏向纸上的“主义”。警告人们不要把“主义”当做教条，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并提醒人们把一切“主义”当做解决问题时的参考资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多得很，应该多研究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胡适的提醒，对纠正当时舆论界偏于脱离实际的空谈“主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正是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表示的，“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1李大钊明确表示，胡适文中所说的那种脱离实际偏向纸上空谈“主义”的现象是存在的，并通过读胡适此文产生新的认识：即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连李大钊自身都有此现象，由此可知，这种倾向在当时舆论界，并非少数人所有，而是普遍性的。因此，胡适的上述观点在当时有它客观性、积极性的一面。即使现在看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并且，胡适在他的文章中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新文化运动应当暂时撇开现实政治问题，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便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这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从双方的立场看，都主要是从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相互的批评和指责并不多，是以一种善意的态度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李大钊在文章中提到，他的主要论点有的和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同”2，有的和胡适的意见“稍相差异”3，但可以“互相发明”4。虽然二人的观点都有一定的两面性，但总体对于社会的影响是良好的、促进的；虽然这场争论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争论双方在观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并非像有人所说是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这点也是要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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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胡适的观点也并非极端与妥协。
胡适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社会问题的改良与解决而实现的。“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5五四运动时期，面对日益高涨的根本改造社会的呼声，胡适一再强调：“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这是有道理的。现今的人爱谈 ?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制度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制度的改造，思想的改造，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因此，胡适提出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主张一个个地去发现，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要一点一滴地改良，靠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去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社会自身情况的，是需要肯定的。而这也是实验主义观点的一种表达。
总之，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观点，在当时既有它客观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它主观的、消极的一面；是其实验主义观点的表达，也是其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体现。论战后对胡适及其思想，尤其是对其“问题与主义”之观点的极端化的否定和批判，造成了消极影响，这显然是不适合的。
当然，完全赞同胡适的思想，对其“问题与主义”之观点完全肯定，也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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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35期。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葛懋春 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65页。 6
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葛懋春 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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