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然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2西周时期，公卿、列士献诗，乐官加以整理，配以相应的乐曲，在祭祀或重大典礼仪式时，供王选择使用，当时奏诗、演诗程序固定，并出现专门化分工，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诗、献诗、奏诗、演诗制度23。
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简《耆夜》乐诗的韵脚，武王致毕公诗《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幽部），宴以二公（东部），紝(任)仁兄弟（脂部），庶民和同（东部），方壮方武（鱼部），穆穆克邦（东部）。嘉爵速饮（侵部），后爵乃从（东部）。”幽部、脂部、鱼部合韵，东部、侵部合韵，奇偶句皆入韵。周公致武王诗《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支部），临下之光（阳部），丕显来格（铎部），(歆)是禋明(盟)（阳部）。於??月有城(盛)缺(月部)，岁有（歇）行（阳部），作兹祝诵（东部），万寿亡疆（阳部）。”阳部、东部合韵，偶句用韵。清华简《蟋蟀》乐诗：“蟋蟀在口(席) （铎部），岁矞(聿)员(云)落（铎部），今夫君子（之部），不喜不乐（药部）。日月其蔑(迈)（月部），从朝及夕（铎部），毋已大康（阳部），则终以作（铎部）。康乐而毋忘(荒) （阳部），是惟良士之愳(惧)（鱼部）。”铎部、药部、月部合韵，偶句押韵，首句亦入韵。
清华简乐诗以四言句为主，句式规范，用韵整齐、成熟，武王、周公谋划戡伐黎国，日理万机，戡黎胜利之后，武王、周公又在饮至礼上当场饮酒赋诗，与当事人的地位、欢快的气氛非常契合。三国时期曹植赋一首七步诗，已名垂文学史，武王赋《乐乐旨酒》、《輶乘》，周公赋《英英》、《明明上帝》、《蟋蟀》，武王、周公在饮至礼接连赋诗，比曹植更要神奇，这样的创作才能在先秦文学史竟没有记载，甚是让人惊异！
《毛传》释《崧高》云：“作是工师之诵也。”孔颖达疏：“诗者，工师乐人诵之以为乐曲，故云‘作是工师之诵’，欲使申伯之乐人常诵习此诗也。”24可见诗是需要乐师提前吟诵谱曲的。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所赋乐诗，实际是武王、周公选定，由乐官提前配以乐曲、编辑好的，先秦时期饮至礼祭祀的仪式、乐曲、人物的职责、位置都是固定的，武王、周公届时吟唱、演奏而已，其形式如同现在领导致辞，并非即兴创作。
《逸周书·世俘》篇说：“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25《诗经·小雅·瓠叶》：“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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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版，第11页。 参杨隽：《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8页。 “我殷”误，今从顾颉刚改作“戎殷”，参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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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奏也。”《左传》隐公五年：“初献六羽。”孔颖达疏：“献，奏也，奏进声乐以娱神也。”26武王献《明明》三终，意为武王演奏《明明》三次（有乐师伴奏）。《礼记·乐记》郑玄注“节奏，阕作进止所应也”，孔颖达疏：“阕，谓乐息。作，谓乐动。进则作也，止则阕也。”27“作”指乐动，可理解为乐曲演奏。清华简《耆夜》多次说“作诵一终”，“作兹祝诵”，这里的“作”与《逸周书·世俘》篇“献《明明》三终”的献字同义，不是指创作之意，而是指演奏28。
《论语·述而》说“述而不作”，皇侃疏“作者，新制作礼乐也。”作解释为创作，在古书常见，但清华简《耆夜》这几首诗之所以称为乐诗，是有固定的乐曲、旋律相配的，武王、周公当场创作的诗篇，试问仓促之间，乐师如何配曲？如何保证饮至礼气氛的隆重、秩序的井然？因此这里的“作”不能解释为创作。清华简《耆夜》周公见蟋蟀闯进来，触景生情，吟诵《蟋蟀》三章，而不是说周公当场创作《蟋蟀》诗，不能据此推定周公是《蟋蟀》的作者。学者之所以误判周公为《蟋蟀》的作者，关键是对清华简《耆夜》“作歌一终”、“作祝诵一终”的“作”字理解有误。
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见蟋蟀闯入，当场赋《蟋蟀》一首以表达自己心志，说明他对当时乐诗已熟捻于心，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这是周公摄政后，能够制礼作乐的知识储备。以酒为礼、酒以观德是古代酒诗的特色，清华简《耆夜》不是强调周公文学创作能力多强，而是通过周公赋《蟋蟀》，来彰显周公操劳王家、不敢荒宁的盛德。《蟋蟀》诗倡导的“乐而毋荒、乐以安民”29执政理念，恰是周公勤政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孔子之间，《诗经》已经基本定型，《蟋蟀》收入《诗经·唐风》，《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他对《唐风》赞叹说：“其有陶唐氏之遗民（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1977年，在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出土，其中残简“后妃献”、“风（讽）君”等语，与《毛诗序》较为接近，证明《毛诗序》流传渊源已久，《毛诗序》对《蟋蟀》评价是:“刺晋僖公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30季札通过《唐风》观唐尧之令德，《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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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5页。
《逸周书·本典》：“是故奏鼓以章乐，奏舞以观礼，奏歌以观和、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乐诗与歌类似，皆可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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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赵武）语。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1页。
认为晋僖公“俭而用礼”，是受唐尧遗风影响，可见《蟋蟀》诗与唐尧当有一定关联，其最初产生可能在周公之前。
《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孔子熟稔古代历史，他曾编订《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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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梦都梦见周公32，对周公倍加尊崇，于《东山》、《狼跋》两诗，孔子明确说出于周公，
而对于《蟋蟀》，他却说见陶唐之俭德，如果《蟋蟀》果真为周公所作，孔子怎么可能把《蟋蟀》当做“唐尧之遗风”呢？33如果我们不把周公定为《蟋蟀》的作者，而只是理解为他曾在饮至礼上演奏《蟋蟀》乐章，借以表达心志，那么清华简《耆夜》与季札、孔子对《蟋蟀》主旨理解的矛盾也涣然冰释。
三、清华简《耆夜》的性质及成书时代
对于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刘立志先生认为，《蟋蟀·毛诗序》、《孔丛子·记义》、《盐铁论·通有》诸书皆以《蟋蟀》一诗刺俭不中礼，而清华简之本事凭空而出，于古无征，当为战国时新说，应为后人拟撰附会34。其实刘先生搜集文献是不全面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又说：“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左传》认为《蟋蟀》的主旨是“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与清华简《蟋蟀》“康乐而毋荒”同。上博简《诗论》“孔子曰：《蟋蟀》智难”，“难”读为“戁”，其意理解为“畏惧” 36，与清华简《蟋蟀》“是惟良士之惧”同。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作歌一终”的“作”意为演奏，而不是创作，周公并非《诗经·蟋蟀》的作者，这样刘先生以清华简《蟋蟀》乐诗于古无征，怀疑其晚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刘成群先生结合战国时代特点及楚地《诗》学传布，怀疑清华简《耆夜》晚出，他说战国时期社会模式变革中孕育出来的知识阶层极尽“私相缀续”之能事，清华简《耆夜》是战国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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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儒林列传》：“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適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说孔子曾编订《诗经》，学者以古诗的数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诗经》已基本定型，怀疑孔子未曾删诗，但今本《诗经》与季札观乐时《诗经》仍存在不同，季札见《诗经·豳风》在《齐风》之后，而今本《诗经·豳风》在《国风》的最后，《颂》在今本《诗经》中被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从阜阳汉简《诗经》看，《诗经》在传承中会大量异文，汉人近古，司马迁“孔子曾编订《诗经》”的说法不能轻易否认。 32
《论语·述而》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33
《汉书·地理志》认为河东之地，本唐尧所居，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有《唐诗·蟋蟀》诗传世，从地理风俗方面亦可证《孔丛子·记义》所记孔子之说。 34
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5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997页。 36
孙飞燕：《〈蟋蟀〉试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士进行“编织情节”运作的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37。
清儒顾炎武在谈到春秋、战国社会风俗差异时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38《左传》引《诗》次数277次39，襄公40次，昭公54次，定公四次，哀公3次，昭公以后，周道衰微，歌诗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间已很少赋诗以附庸风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风格，伪托也需要一定的材料基础和社会环境，不能完全向壁虚构，战国时期，邦无定交，诸侯无信，饮酒赋诗的礼乐环境已不复存在，清华简《耆夜》是流传到楚地的抄本，并不是楚人所作，因此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赋诗场景出于战国楚人伪托的可能性并不大。
学者单纯从清华简《耆夜》某一点内容出发，对它断代是很危险的，必须综合考虑《耆夜》竹简内容、形制及先秦《尚书》传流等各种因素，才能对它的成书年代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价。清华简《耆夜》说“周公叔旦为命”，从周公致诗劝酒来看，“命”在饮至礼上为劝酒的职位，正与《尚书·金縢》周公“仁若考能，多材多艺”对应。周公作《尚书·酒诰》，告诫百官“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要勤劳王家，恭俭惟德，力戒淫逸，周公致政后，恐成王壮，荒淫政事，作《尚书·无逸》，勉励成王要“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他摄政时，从不荒淫政事、怠于职守。清华简《耆夜》周公赋《蟋蟀》旨意是“乐而毋荒”，意为享乐以礼，不要过度沉溺，与《尚书》、《史记》中周公恭于勤政的圣王形象是非常一致的。
在竹书分类中，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形制，二是内容。清华简《程寤》、《皇门》、《祭公顾命》文本内容见于今本《逸周书》，《程寤》简长44.5厘米，《皇门》、《祭公顾命》简长45厘米，清华简《耆夜》简长45厘米，其简长、形制与《皇门》等篇非常相近。
《逸周书·大开武》说“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所记之事正值武王即位之年，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清华简《耆夜》所记“武王八年”正是这一年。《大开武》篇说“王在酆”，酆京在沣水西，清华简《耆夜》饮至礼的地点正是镐京文太室，镐京在沣水东，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武王活动的范围可以对应。《逸周书·大开武》周公说：“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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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群：《清华简《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 顾炎武：《日知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39
张林川、周春健：《〈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乐破德，德不纯，民乃失常。”陈逢衡云：“淫，过也。”40周公认为，过度的安乐会损害君子的道德，君子道德不纯美，百姓就会失去常性。清华简《耆夜》说“康乐而毋荒”，意指享乐而不过度、不违礼，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对周公政治思想论述相同。《逸周书·大开武》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内容见于清华简《程寤》，因此，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清华简《程寤》篇是一组内容密切关联的文献。
清华简《耆夜》文中“邵公奭、毕公高”见于《逸周书·和寤》篇，《明明上帝》一诗见于《逸周书·世俘》篇，作《明明》41，毕公是伐耆的主将，武王是当时在位的君主，周公只是谋划，论功绩，周公不如毕公，论地位，周公明显不如武王，但在清华简《耆夜》中，周公却成为故事的主角，在这主角、配角的置换中，其尊崇周公的倾向与《逸周书》中的《酆保》、《寤儆》篇非常接近。鉴于《耆夜》竹简形制、内容及尊崇周公的思想主旨与《逸周书》密切关联，我们认为，清华简《耆夜》很可能是先秦《逸周书》的佚篇。
传世文献是出土文献的时代坐标，《逸周书》本来是清华简《耆夜》断代的最好参照，但由于《周书》和《汲冢周书》先后亡逸，《逸周书》由汉到宋，书中存在很多后人增窜的内容42，其成书年代众说纷纭43，这是造成清华简《耆夜》年代难以准确判定的重要因素。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清华简《耆夜》未经后人改动，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是公元前305±30年，由撰作年代要早于下葬年代，可定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战国中晚期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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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书下限和郭店简非常接近，这为清华简《耆夜》的断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郭店简《缁衣》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
大夫、卿事。”45我们知道，《祭公之顾命》为今本《逸周书》的篇章，郭店简《缁衣》所引其他篇章，如《甫刑》、《君奭》等，无一例外皆属今本《尚书》，廖名春先生据此认为，《逸周书》许多篇目本来就是先秦《尚书》的一部分46。
但廖说尚存一点疑问，一是古书重文现象多见，不同古书会收有相同篇目，能否以一篇《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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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 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第12版。 42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 43
杨宽认为《逸周书》为战国兵家编辑，黄怀信把《逸周书》编定时间定在在公元前532年至339年之间，罗家湘则根据《逸周书》在先秦文献中被著录、引用的情况，确定《逸周书》编成于春秋早期，参杨宽.《论逸周书》，《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罗家湘：《逸周书的异名与编辑》，《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44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45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46
廖名春：《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