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康熙帝对郭络罗氏的上述指责，成为雍正帝继位后清除反对派过程中，打击迫害允禩的一个重要口实。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对诸王大臣说，不但允禩“奸诈多端”，“伊妻更属残刻，允禩平日甚畏之。戌子年（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御乾清门，曾 特降谕旨云，允禩之妻残刻，皆染伊外家安郡王恶乱之习，几致允禩绝嗣，伊妻闻之恐惧，方容允禩收女婢一二人，仅生一子一女”。[65]允禩的独女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即康熙帝对郭络罗氏予以上述指责的五个月前，其生母为允禩之妾毛氏。[66]故雍正帝所言亦有不确。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称郭络罗氏是一位能妻，或许更为允当。
雍正四年（1726年），康熙帝第九子允禟的管家秦道然供称：“闻得人都说，八府（允禩府）中的事都是福金做主，允禩颇为所制。平常人家妇人为主，尚且使不得，何况亲王府中，如何使得“。[67]允禟向与允禩要好，且两人府邸毗邻[68]，平日往来频繁。是时允禩、允禟等已罹罪，但秦道然所供，应基本可信。看来，郭络罗氏是允禩府中的当家人。
秦道然等还供称，允禩采纳福晋（郭络罗氏）之言，将其老师何焯的小女儿养在府中，视如己女。“后来女子长成”，不知是否放出。允禩奉差不在府内时，府内太 监曾奉福晋之命，赏赐何焯物品，“口称是福晋赏的，何焯叩头谢了”。允禩与何焯谈话，从不避开福晋。一日，两人正在说话，福晋在门外望见，就大笑起来，笑 声闻之于外，而允禩见此，并无责怪之意。[69]一位爽朗洒脱，不拘小节的满族妇人，由此几可呼之欲出。
何焯是江南才子、著名学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由李光地推荐，召直南书房，不久“命侍读皇八子（允禩）府”。[70]康熙离京时，何焯曾侍从允禩，在紫禁城内南薰殿值守。允禩将何焯视为联系南方士人的一条纽带，曾托何焯之弟“在南方买书甚多，这些南方的文士都说允禩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71]。何焯丁父优归期间，允禩曾给他写信，信中称，“先生女儿在此极好更不必挂怀”[72]。郭络罗氏让允禩将何焯的女儿留在府中抚养，不仅能够有效地笼络何焯，亦可进一步博得南方士人之心。此举显示出郭络罗氏颇有见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安王府中延师重教、礼遇文士的传统。
郭络罗氏本人未曾生育。除嫡福晋外，允禩仅有两妾，分别生育一子一女。[73]从 妻妾总数与子女总数而论，在康熙朝成婚诸子中，允禩皆最少。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此客观事实，很容易使郭络罗氏背负“残刻”之名。然而郭络罗氏将何焯之女 养在府中，视为己女，直至其“长成”的做法则表明，她即使允禩与其他女子的接触怀有妒心，表现残刻，但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仍识大体，顾大局，具有一定的气 度心胸。
允禩与郭络罗氏的关系，耐人寻味。
允禩很有政治抱负，志在获取储位。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需要得到，也的确得到以吴尔占、景熙等人为代表的岳乐家族成员的支持（见下文）。所以，允禩即使对郭络罗氏的某些行为有所不满，也必予以容忍，不致因小失大，由于
夫妻关系不睦而失此坚实后盾。此其一。
郭络罗氏的若干表现，在他人看来是“不守妇道”，允禩却熟视无睹，并无责怪之意。这也多少表明允禩的伦理纲常观念，相对淡薄，并没有以此为标准要求或评判郭络罗氏的言行。在此重要方面，夫妻两人颇有相通之处，堪称同道。此其二。
以何焯之女养成府中，是允禩采纳郭络罗氏意见的一个例子。仅此看出，主持家政的郭络罗氏，也在一些重要事情上，为允禩出谋划策。这与瓜尔佳氏曾抱怨允礽在重大问题上不与之相商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其三。
郭络罗氏与允禩的夫妻关系既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也带有满族传统社会女子地位较高的遗风。至于“残刻”、“惧妻”与否，除去两人之外的任何他者，均无法作出真正符合实际的评判。 3． 在政治漩涡中
郭络罗氏成为八贝勒福晋后最初十载（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九月一废太子前），是她一生中最为惬意之时。以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一废太子为标志，郭络罗氏相对平静的生活不复存在，她与其夫一起，卷入权力之争的漩涡，愈陷愈深，最终被吞没。
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后的数年内，康熙帝对允禩印象极坏，曾当诸子之面，道出“自此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这一决绝之言[74]，并一度停发允禩及其属下人员的俸银俸米（五十五年十月恢复）。然而其后，允禩与皇父的关系有所好转，他又继续奉旨办理政务。[75]郭络罗氏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起落，但所受影响终究不大。
一废太子前后，朝中逐步形成以允禩及皇长子允禔(一废太子后被圈禁)为核心，允禟、允俄、允禵等 皇子参与其中，包括部分宗室成员、皇亲国戚及大臣等在内的一个反太子集团。岳乐之子景熙、吴尔占等人均为这一集团的成员。深居贝勒府中的郭络罗氏，未必直 接参与其夫谋取储位的活动，但如前述，由于其舅舅景熙“首告”，托合齐等结党会饮、谋为不轨等行为被查出，促使康熙帝于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作出二 废太子的决定。景熙此举，实为允礽复得储位后，反太子集团与储君及其支持者的较量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作为二废太子及审理皇太子党案结束的标志，康熙帝对部分皇子、宗室成员、领侍卫内大臣、近御侍卫等予以颁赏、允禩、允禟、 允俄、允禵等皇子及多罗安郡王华玘（马尔浑子）、镇国公景熙、吴尔占等人均在其列。二废太子时，允禩曾至康熙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願卧病不起”，[76]遭到康熙帝的痛责。允禩之所以这样做，除去四十七年曾为众臣所保举外，另一不应忽视之处，是其妻舅景熙的揭发，成为二废太子的导火线。康熙帝于此一清二楚。允禩恃功“存此越分之想”，乃事出有因。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病逝，雍正帝继位。允禩旋即晋封亲王（廉亲王）。封王当日，郭络罗氏的娘家戚属前往祝贺，她却道：“有何喜可贺？恐不能保此首领耳！”[77]允禩亦无喜庆之色，反“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78]
郭络罗氏与允禩的预感很快得到证实。
雍正帝清除异己的过程中，首先以允禩的姻戚开刀。
康熙朝后期，吴尔占任议政大臣，一度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帝去世前数日被任命为镶白旗满洲都统。二废太子后，他被康熙帝选为负责看守废太子允
礽的大臣之一[79]，足见很受信任。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以希翼王爵，“复生怨望”，“无知妄乱，不安本分”为由，将景熙（希）之子、吴尔占父子、色亨图（岳乐之孙）父子发往盛京。[80]
岳乐家族成员之间素来不睦。[81]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多罗安郡王玛尔珲故后，子华玘袭封，五十八年（1719年）九月去世。岳乐众子侄为争袭王爵，相互倾陷。康熙帝生前，未使该爵继续袭封，是多种原因使然。 元年十二月，雍正帝斥责允禩因（吴尔占等）未能袭封王爵，“谗害离间宗室，动摇该王属下人等之心”，故将袭封安郡王之本章发回，不准承袭。[82]礼亲王代善之后昭槤在《啸亭杂录》中有下述记载：“饶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讨吴逆，累功至安亲王。以其后嗣依附廉亲王允禩，故世宗斥其封。”[83] 在雍正初年的特定形势下，允禩力图帮助解决安郡王爵位的承袭问题，显然是授人以柄，极不明智，与其平时处事谨慎，所虑周详的作风，有所不符。这是否顺从妻意而为之？待考。 雍正帝继位后，“群臣请升潜邸为宫，廉亲王府不合相并”。二年（1724年）五月，允禩奏请移府，“上以废安亲王空府与之”。[84]安王府位于台吉（基）厂头条东口，允禩与郭络罗氏居住该处，仅一年有余。
随着雍正皇权的逐步稳固与加强，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打击不断升级。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称：“允禩之妻甚属不妇，允禩亦惧伊妻，今允禩之妻暴戾不仁，仍然欺侮其夫”[85]。此言未可全信，但亦反映出郭络罗氏处境日艰，却依然故我。
是年初，雍正帝下令将允禩革去黄带子。他对诸王大臣说，自即位以来，于允禩无恩不施，无事不教，其“终怀异心，并不悛改，未必非伊妻唆使所致”。“朕屡降 严旨与允禩之妻，又令皇后面加开导，谕伊劝谏允禩，感激朕恩，实心效力，乃屡次教训，允禩夫妻毫无感激之意”。又因将伊母家治罪，不曾颁示，唆使其夫，以 致恶乱已极。故“允禩之妻亦不可留于允禩之家”。雍正帝命诸王大臣将此谕旨当面“降与允禩之妻”，令照清朝先世旧例，将她革去福晋，休回外家，并“降旨与 伊外家人等，另给房屋数间居住，严加看守，不可令其往来潜通信息”。又命将此旨降与允禩，“若因逐回伊妻，愤怒于心，故意托病，不肯行走，必将伊妻处死， 伊子亦必治以重罪。”[86] 郭络罗氏接到该旨，“毫无畏惧，忿然而去”[87]。允禩则以酒浇愁，日在醉乡。一位婢女劝他“于皇上前谢罪奏恳”，为郭络罗氏求情，遭到愤然拒绝：“我丈夫也，岂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88]允禩与郭络罗氏不惧不服的态度，如出一辙，致使雍正帝愈发怒不可遏。他先是“令庶人允禩妻自尽，仍散骨以伏辜”[89]，随即又将允禩圈禁宗人府，令其改名阿其那。允禩背负罪状40款，是年九月因患呕吐症逝于拘禁地，终年46岁。[90]其独子弘旺将他葬于热河石洞沟左山之阳。被迫自尽后又被散骨的郭络罗氏，唯有以在天之灵继续与夫相伴。 三、 余 论
瓜尔佳氏与郭络罗氏的有关情况，与康熙朝皇室成员所处客观环境、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她们两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康熙朝皇室成员所具有的若干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康熙朝皇室成员，大都属于清朝入关后第二代或第三代满洲贵族。他们目睹父祖之辈从抵触汉文化到逐步接 受汉文化的转变，其自身则处于满汉文化从激烈冲撞到逐步融合的演进历程中。所以，他们身上，既带有满族传统文化的鲜明痕迹（如郭络罗氏），也深受汉文化的 影响熏陶（如瓜尔佳氏），具有多元性
文化特征。
其二，以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确立汉位推选制为起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将秘密 建储定位制度，明令子孙遵守弗变为终端，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变革，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在此过程中，康熙朝处于承上启下阶段。康熙帝先是学习汉制，实施嫡长 子皇位继承制度。因该制与满族传统旧制相违背，故遭到宗室王公、勋戚重臣的抵制，彻底失败后，康熙帝开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摸索创建新的皇位继承制度，秘 密建储制度由此而发轫。康熙朝皇室成员处于两种皇位继承形态转换前的过渡时期，其自身利益与皇位继承问题息息相关，因而其中不少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储 位之争。即使康熙朝皇室女性，与清代入关后其它时期相比，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也较为紧密，所受影响相对较大。 其三，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最终达于极致的进程，历经康雍乾三朝，总计百余年。康熙朝皇室成员，生活在清朝皇权逐步集中与强化的总体格局下，无一例外地受到这一客观形势的有力制约。
其四，康熙帝禀性宽仁，在处理父子关系或翁婿关系时，笃重亲情。所以，皇室成员中尽管有少数人因储位问题大忤其意，受到惩罚，但绝大多数始终为其所优容。并未直接参与储位之争的皇室女性，即使受到牵连，地位发生变化，也均得以保全性命，衣食无虞。瓜尔佳氏乃是典型代表。
其五，康熙后期储位之争中，尚是雍亲王的胤禛已与部分皇室成员结怨。加之其继位存在疑点，故雍正初年，部分 皇室成员对新帝怀有对立情绪。为政严苛、睚眦必报的雍正帝为稳固皇位，加强皇权，大力清除以允禩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其打击面之宽，手段之酷烈，为清朝历代 所未有。部分皇室成员，包括少数女性及其子女，均受到严厉惩治。最终死于非命的郭络罗氏，即是突出一例。 皆为当朝皇子嫡妻，瓜尔佳氏与郭络罗氏的性情与处事风格大相径庭。 瓜尔佳氏虽是满族，出身于汉军正白旗都统之家，却与受到三纲五常观念约束，知书达理，为夫是从的汉族女子，多有相像处。即使贵为皇太子妃，亦格守妇道，唯 谨唯慎。其为人处事中，难觅满族女子泼辣干练，敢做敢为的特征，而她的恭良娴淑，也在较大程度上源自其较高的汉文化素养。恰由于此，康熙帝两废太子后，对 她依然予以褒赞。
自幼为安亲王岳乐所娇宠的郭络罗氏，性格鲜明，无拘无束，且有一定政治头脑。她较多地保持了满族女子的个性特点，似缺少大家闺秀风范。 康熙帝厌恶八贝勒福晋而喜爱皇太子妃（废太子妃），除去其它种种因素外，还反映出他在不自觉地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依据，作为评判女子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性格即命运”。瓜尔佳氏的个性与作风，使她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她不可能积极参预其夫之事，更不会为允礽如何保住储位出谋划策，或助以一臂之力。她的较早病亡，主要由于过于内向、敏感，忧惧过度所致。
与瓜尔佳氏相反，郭络罗氏是一位主动型女子。她在府中当家作主，说一不二，积极为夫谋划，献计献策。即使被治罪时，亦无惧色，不做俯从，尽显满族女子刚毅果决之气。这自然进一步加重雍正帝对她的痛恨。郭络罗氏慨然赴死，尸骨未留，亦为其性格使然。
瓜尔佳氏与郭络罗氏与各自丈夫的关系，也有较大不同。
暴戾恣肆，妻妾众多。瓜尔佳氏尽管十分淑孝，遇事忍让，但并未由此赢得允礽之心。
善结人缘，众人目之为佛。[91]他虽被称为受制于妻，且少近女色，但从种种迹象看，郭络罗氏是允禩的得力内助，平日双方多有沟通，因此在关键时刻，方能想其所想，默契配合。
佳氏与郭络罗氏的人生结局，都带有悲剧色彩。皇室女性的特殊身份，使她们虽然置身政治帷幕之后，其命运却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而变幻莫测，荣辱未卜。虽然两 人的性格、作风以及夫妻关系有较大差异，却无一例外成为满洲贵族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考察其事迹，体味其哀乐，是对以男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角色的 反思。
[①] 康熙帝之子以胤字排辈。皇四子胤禛（雍正帝）继位后，其诸兄弟之上 一字改胤为允，以避帝讳。本文统一以允代胤称之。 [②]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七册，第458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③] 参见《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卷一，第47页，辽沈书社，1989年；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七册，第4257-426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名臣·石忠勇公事略》，上册，第52页，岳麓书社，1991年。
[④] 参见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一三，《八旗大臣年表》七，第5册，第2857页。按，“和硕额驸花善”，即华善。 [⑤]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九七，《人物志》七七，第五册，第350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 [⑥]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589页。
[⑦] 华善与多铎第三女成婚仅3载，后者即去世，年仅16岁。石文炳是否为多铎之女所生，待考。另据玉牒所载，多铎共有九女，其婚内，只有第三女夫豪善为瓜尔佳氏。疑“豪善”即“华善”，乃满文音两译所致。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00015号。 [⑧]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597页；《满汉名臣传》卷二六，第一册，第751——752页。
[⑨] 瓜尔佳氏家族中还有诸多成员效力清廷，膺文武之任，声名显赫。例如，她的曾伯祖石国柱官至工部承政；曾叔祖石天柱官至刑部承政；叔祖石琳，官至两广总督； 伯祖绰尔们任二等侍卫（《国朝先正事略》记为“一等侍卫”）；伯父石文晟官至湖广总督。参见鄂尔泰等修：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262 ——4263页，第4589——4597页。
[⑩] 《满汉名臣传》卷二六，第一册，第7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七，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丁酉，台湾华文书局影应本，1964年。 [12] 傅泽洪：《行水金鉴》卷四九，《四库全书》第580册，第6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3]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589页。
[14] 《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卷一，第３１页。 [15] 昭槤：《啸亭杂录》卷一〇，《八大家》，第３１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