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一岁大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他们模仿别的孩子的痛苦，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例如，如果别的婴儿伤了手指，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就会把自己手指放进嘴里，看看自己是否也感觉到痛。看到自己的妈妈哭，婴儿即使没有眼泪，也会擦拭自己的眼睛。这种所谓的运动神经模仿就是“同感”这个词于20 世纪20 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E·B· 铁钦纳首次使用时的原始技术含义。铁钦纳的理论是：同感萌发自对他人痛苦的一种身体模仿；这种模仿继而在自己心里引起同样的感受。他当时在寻找一个与同情有所区别的词；同情是针对他人的一般困境而发的，无须分担他人的任何感受。小孩两岁半左右就渐渐不再有运动神经模仿行为，那时他们会意识到别人的痛苦与自己的不同，会更有能力安慰别人。下面是摘自一位母亲日记里的典型事例：一位邻居的婴儿哭了，珍妮走近前去，试图给他一些小甜饼。她跟着他转，开始带着哭腔低声自言自语。她然后试图抚摸他的头发，可是他躲开了??他平静下来，但是珍妮仍然面带忧色。她继续给他拿来玩具，轻拍他的头和肩膀。在这个年龄，幼儿对于他人感情波动的总体敏感度开始有所不同，有些像珍妮一样，感同身受，有些则麻木不仁。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的玛丽安· 拉德克－亚罗和卡罗琳· 察恩－瓦克斯勒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种在同感关注方面的不同大部分与父母怎样教养子女有关。她们发现，如果在家教中让孩子特别注意他们的恶作剧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比如对孩子说“瞧你让她多伤心啊”，而不是说“你真调皮”，孩子就比较有同感心。她们也发现，观看他人遇到痛苦时别人的反应，儿童的同感心也会受到影响。通过模仿亲眼所见，儿童能培养出一套同感反应行为，尤其是在帮助那些苦恼人方面。
Active reading (2) 这位是桑迪
我的朋友向生人介绍我的时候，虽然我嘴上从不说什么，但我心里喜欢。我喜欢他们说“这位是桑迪——她是聋子”的时候脸上那副骄傲和荣耀的表情，就好像我证明了他们的仁德善心。我也喜欢生人脸上那瞬间的震惊表情、匆忙的微笑和他们竭力装出的“正常脸色”。如果他们这套仪式做得够好，我就会微微转过头，把头发掖到离他们较近的那只耳朵后面。他们总会说些好话，夸我的粉红色助听器，我的朋友们则一旁灿烂地微笑着。实际上，我在考虑开始收藏助听器。它们是比耳环更好的首饰。我曾经看到过一款“一夹得”带罩助听器的广告图片，产品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绝对时髦。那就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埃斯特的爸爸给她买的精美昂贵的手袋一样。那时，我们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儿，却无法仿效，因为我们的老爸没那么多钱去娇惯我们。而现在，只有我能戴助听器。朋友们也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说实话，我挺喜欢耳聋的。在那次车祸和愚蠢的安全气囊破裂之后的头几年，日子不好过，但是现在，耳聋让我在朋友中间显得很特别。我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是听力残障的，因为我不是天生耳聋，在我失去听觉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朋友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热心积极地参加这场“表演”。你知道，在你谈论朋友时，你会把称他们为“酒吧侍者德鲁”、“女权主义者卡罗尔”、“能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的家伙格雷格”等等。我是“聋女桑迪”。我喜欢这个称呼。我没有任何其他突出的个性或能耐。从来没有过。还不仅仅是与众不同。我确信，假如我不戴粉红色的助听器的话，我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或产生同样的结果。例如，跟柯林之间的事儿。我初次遇见柯林是在一次公寓派对上。女权主义者卡罗尔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之后，我把头发拢到两耳之后，凑得更近些，不是因为他把那套仪式做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是个情种。谁都能注意到在不可避免的惊讶之后他脸上恢复的微笑。握手之后，我们去拿喝的。在临时搭建的吧台和沙发之间的某个地方，卡罗尔不见了。“你通常都像这样读口形吗？还是也用手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告诉他说：“我多数时间只读口型，因为这比用手语更容易，尽管这不是我一直盯着你的嘴唇的唯一原因。”他大笑起来。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后来，主人放大音乐的音量，调暗“舞池”的灯光；我不得不凑近他，很近很近，以便能在昏暗中接着读他的口形。我的确读到了
他的口型。我们照例交换了电话号码。一周之后，柯林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打来了电话。我们出去玩了，发现对方在大白天依然好看，因此彼此感觉满意。我又读了更多的口型。在两个月之内，柯林和我就开始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