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与创作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康熙南巡北归途中到曲阜祭孔，他因御前讲《论语》受嘉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这种非同寻常的机遇，令孔尚任感动之至，为此写了《出山异数记》。他工诗善文，尤精于戏剧创作，作品除《桃花扇》外，还有与人合作的《小忽雷》，诗文集有《湖海集》、《岸堂稿》等。《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几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写成的一部传奇作品。
第二节《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称得上是南明王朝的一部兴衰史。作品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王朝由兴到亡的全部过程。作品中，在侯、李恋爱的同时，一方面是南明王朝以福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丧心病狂的腐败，另一方面是史可法等人力挽狂澜地抗清。最后，南明王朝灭亡，史可法英勇就义，侯、李双双入道。对于《桃花扇》的创作目的，孔尚任自己说得很清楚：“《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可以看出，孔尚任主要是想以《桃花扇》来总结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用他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所以《桃花扇》一剧，不同于一般传奇，皆注意于风月，而起波于军民离乱。而是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慨结想而成，非止为儿女细事所作。《桃花扇》在爱情与政治的结合上，比以前所有剧作都更加紧密，都更加突出了个人与政治、历史的密切关系。作品中，侯、李之间的悲欢离合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那种恋爱婚姻的类型，而自始至终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桃花扇》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作品表现了非常浓厚的悲凉与梦幻感。如《余韵》中苏昆生所唱的《哀江南》（离亭宴带歇指煞），沧海桑田，悲凉凄切，感人至深，这也是《桃花扇》的动人之处。
第三节《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造性。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其中，以李香君的形象最为成功，是中国文学中最有光彩的艺术形象之一。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她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凛然的气节、清醒的政治头脑，并在这些方面超过了剧中的男主角。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桃花扇》也能注意避免概念化。其次，在结构上，作品以桃花扇为主线串联李、侯爱情，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及社会中各色人物，复杂而有条理，起伏而又不蔓不枝。这正如作者所说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桃花扇小识》）“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以物传情是中国古代戏曲传统的艺术手法，但是，通过一把桃花扇来写兴亡之感，使桃花扇具有如此丰富的意蕴，这是作者的创造。第三，作品的结局打破了古代戏剧常见的大团圆模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桃花扇》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结局，南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了灭亡，《桃花扇》最终也成了“哭声泪痕之书”，让人感受到一种新的情绪体验。
<< 第八章 清代诗文 清代的诗文成就虽然不能与小说、戏剧媲美，但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从整体来说，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宋代以后，就已经走向凝固僵化，失去了根本性的创新，清诗也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清代诗坛上，确实也还涌现了一些颇有个性的诗人，他们的创新意识比较突出，这使得诗坛上流派众多，各树一帜，还因为清诗较多地接受了宋诗的影响，使元以后轻视宋诗的倾向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清代诗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乾隆以前、乾隆至道光、道光以后，每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性诗人，并且各具特点。清代散文的发展与诗歌的发展类似，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以侯方域等人为代表，中期以桐城派为代表，后期则以新文体为代表。 第一节 清前期诗文词 一、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均由明入清，特殊的境遇使得他们一方面留恋旧朝（明），一方面又不得不侍奉新朝（清），内心深处充满矛盾，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三人在诗风上有较大的差别，其中钱谦益和吴伟业的成就较高，影响较大。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一直受到古人和今人的指摘，但这并未影响他在明末清初诗坛上的领袖地位。钱谦益不仅重视唐诗，也重视宋诗，这与明代的其他人明显不同，由此开了清人宗宋的风气，成为明清诗变化的转折点。他的诗将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格的格律与宋诗重意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善于用典，富于词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他的诗中最具特色的是那些描写明末清初重大历史事件的七言歌行，深情婉转，韵味悠扬，颇得初唐四杰及白居易诗的神韵，号梅村体。代表作如《圆圆曲》、《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等，久为世人传诵。其中《圆圆曲》通过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表现吴三桂降清导致明朝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将风情万种的儿女情与波谲云诡的重大政治事件结合在一起，与《桃花扇》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侯方域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他实际上是由明入清的散文作家。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称“四公子”。《清史稿》说“性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可见，侯方域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 侯方域的散文主要是书札、传记。传世名作主要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李姬传》、《马伶传》等。他的传记散文生动简洁，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人物的特点。书札则含蓄委婉，说理圆通。二者均显示了他不凡的才情。 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均是由明入清的著名作家，他们都反对清朝政府，组织过反清武装。他们的散文作品往往思想深刻，见解独特，思想上与一般古代散文有较大的差别。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其散文作品提出了极为大胆的见解，如《原君》激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政治，认为皇帝将天下视为私产是“天下之大害”，并明确地提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观点。这种敢于向皇帝挑战的的斗争精神和它所反映的民主思想，在“君权神授”天经地义，不可移易，而效忠君主则是臣民至死不能违背的伦理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另外，对于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赞扬。这些思想都是清朝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他的散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以内容的深刻见长。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早年入复社，参加抗清。明亡后，游历北方诸边塞，考察山川形势，为恢复故国作准备。晚年隐居著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因此，他的散文或褒扬抗清志士，或针砭风衰俗弊，或纵论历史得失，均有的放矢，不尚空谈。这是顾炎武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他的散文的另一突出特色是具有浓厚的学者气。顾炎武学问渊博，因此，他的散文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言必有据，许多见解独特的散文其实就是学术论文，非深于学问者不能，如《郡县论》、《生员论》等。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曾隐于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亡时，举兵反清。失败后，隐居著述。有《船山遗书》、《船山诗文集》。王夫之的散文最有特色的是史论，代表作有《读通鉴论》、《宋论》。这些作品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独抒己见，不同凡响。与明末清初某些空谈心性的散文迥然不同。 四、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博学工诗，又工为词，曾纂辑唐宋金元词五百余家为《词综》三十六卷，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他是浙派词家的代表。其词以姜夔、张炎为宗，重视字句声律。其词构思精巧、描写细密、字琢句练，精工隽永。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南宜兴人。工诗几骈散文，尤长于词，与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陈村词》。他词创作方面，是一个多产作家，约有词作一千八百多首。其中那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词模仿苏辛，语言豪壮，气魄极大。风格很似辛弃疾。陈维崧是清代豪放词派的领袖，因宜兴古云阳羡，世称阳羡词派。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擅长词的创作，其写词反对模仿 雕饰，主情致、重白描，风格自然流丽，颇似李煜，艺术造诣较高。 第二节 清中期诗文 一、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属桓台）人。他的主要影响和成就是在诗歌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神韵说”。所谓“神韵说”，就是要求诗歌应具有高妙的意境，天然的韵致和言外之意。在创作上，他的诗是“神韵说”的具体体现，空灵婉转，不滞不粘，富有才情。 “神韵说”问世后，风行一时，稍后，即遭到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人的批评，于是便产生了一些新的诗歌与理论。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主要倡导“格调说”，即要求诗歌温柔敦厚，含蓄委婉，声调优美，富于变化。“格调说”不像“神韵说”那样难于捉摸，所以，它的影响也更大。沈德潜的创作比较平庸，远不如王士祯。 沈德潜还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诗别裁》等书，流传很广。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杭州）人。做过县令，辞官后在南京小仓山随园筑室，过着享乐的生活。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新齐谐》等。他的思想与晚明时期的李贽有相似之处，论诗则主“性灵说”，所谓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气、机趣。提倡写个人“性情遭际”认为诗以情为本，讲求个性，不可因袭，同时也应注意才识与学问。袁枚的这一看法，针对的是当时风行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其诗作直抒感兴，清丽灵巧，流转自如，但也表现了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时嫌浮滑。 二、桐城派 桐城派是形成于清代中期的一个散（古）文流派。代表人物为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之为桐城派。桐城派的理论由方苞创立，经刘大櫆补充，姚鼐发展而成。它们尊奉程、朱道统，并以继承秦、汉以至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散文流派。但后来桐城派作家，却不全是桐城人。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的作品。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要求语言“雅洁”。其散文作品简洁平淡，生动性不足。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方苞最先提出“义法”的理论，为桐城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义法”说，其义、即言有物，文章的中心思想，实际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出发的基本观点。其法，即言有序，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等。稍后，刘大櫆（1698——1780）承“义法”之说，进一步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以神气论文，毕竟太抽象了，于是他指出了于音节以求神气，于字句以求音节。字句、音节、神气，由表及里，由粗入精，从具体到抽象，这样，以神气论文，就不会蹈入玄虚了。再后，姚鼐（1731——1815）提出义理、考 据、文章三者并重，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兼具的主张，对方苞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 桐城派所说的“义”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要求不违反儒家的伦理道德。在这一点上，它与历史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及明代的古文是一脉相承的。但桐城派与前人古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特别强调了“法”，总结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古文写作方法，使学古文的人比较容易领会、掌握，而不是孤立地讨论诸如气、道之类抽象问题。在这一点上，它又类似于宋代的黄庭坚。正因为如此，桐城派成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流派。 桐城派创作出一些具有较高思想意义的文章，比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姚鼐的《登泰山记》，则因能将义理、考证、文章结合得较完美，而成为广泛传诵的作品。 乾隆后期，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恽敬、张惠言师承“义法”理论，在写作风格上变桐城派作文的拘谨为放纵，世称阳湖派。 三、汪中及其他骈文家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著名骈文家。他的骈文打破向来形式主义作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悲愤抑郁，沉博绝丽。著名的《哀盐船文》，描写扬州江面盐船失火。文笔清丽自然，凄婉动人。当时著名学者杭世骏为之作序，评之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吊黄祖文》，借祢衡遇黄祖之命运，写自己的不平感慨。还有《自序》、《狐父之盗颂》、《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广陵对》、《黄鹤楼铭》等都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成为传诵一时的名文。 乾嘉之际著名的骈文家还有袁枚、胡天游、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 第三节 清后期诗文 一、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思想十分深刻。他的诗多抒发生活遭遇中的各种感受，对于清末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有较多的反映，其中，人才问题更是龚自珍思考的重点。代表作有大型组诗《己亥杂诗》等。龚自珍的诗歌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一、奇特瑰丽，具有睥睨俗世的奇气和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龚自珍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往往赋予平常的事物以超人的力量与精神，因而他的诗浪漫飞扬，不同寻常。例如，落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但龚自珍写起来却是“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城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其五），既气势非凡，大气磅礴，又境界崇高，这是过去的诗歌中很少见到的。二、具有反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由于龚自珍渴望冲破封建牢笼，主张顺应自然，发展个性，所以在龚自珍的诗中，剑与箫是经常出现的意象。剑代表着诗人的昂扬斗志，箫代表着诗人的怨恨情怀。所以，龚诗中诸如“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同处箫”（《秋心》）之类的诗句极为常见。三、龚诗善于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