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查，道光四年，东巷等巷人携儿带女迁往山西黎城的三十亩、五十亩等村寻找活路，安家度日。
1908年，由于祖上家贫，又逢虫旱灾害，东巷等巷李、张二姓迁入山西省黎城县西井公社小西尖村。李姓老家是池西巷，弟兄五个有四个人(正元、德元、井元、秀元)一块儿迁到此村。他们辛勤劳动，勤俭持家。又经土改运动，土地增加，时光逐渐好起来。到第二代时就生有弟兄十个。
其中一子李魁林在抗战时期任村民兵连长，日寇入侵时曾带领民兵保卫家乡，与日寇战斗在村东虎头山上，歼灭日寇两个班，夺取枪支几十支，后全体民兵赠李魁林光荣匾一块，上写“人民功臣”四个大字。另外，群众还编了顺口溜：“民兵连长李魁林，带领民兵打日军，民兵战斗虎头山，夺取日寇轻机关。”
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军南下，曾任广西煤炭厅厅长。
其他后代李虎林，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曾任广东省企业局局长、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李永廷曾任广东省东莞开发区主任，李香廷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工会主席。 1918年，旱灾严重，东巷等巷刘姓、王姓、江姓迁居山西黎城县南委泉村种地，当时村里只有几户人家，至今全村繁衍至一千多口人，生活都很富裕。
1921年，张姓从东巷等巷迁至山西孔家峧村种地，当时该村只有七口人，现在已发展到三百多口人。
1941年东巷等巷旱灾、虫灾双遭，无奈中张二廷和妻子肩挑锅碗、破被，手扶父母二老，一路蹒跚，到山西左权县三十亩村安身立户，种地立村，至今已有六代三百多口。
1942年，因闹虫灾，张瞪眼和妻子逃荒至山西左权县五十亩村种地立村。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工作积极认真，公道正派，群众拥护，是名望很高的好干部。 1947年，张连斗、张连清弟兄也迁于山西省小西尖村，到现在已是四代人。 与此同时，张根林一家也迁往这个村，现已传四代，三十多口人。
另外，据查，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江姓从更乐村迁居涉县东寨村种地。
赵春，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迁至涉县后岩种地立村。据后岩村清康熙十七年所立碑志载：“我族始迁于斌祖，递延至宽祖，又传镇祖。后分居四股，一股迁至岔口，一股迁至南脉，一股居住更乐村后麻地，而我春祖居之，于永乐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迁至后梁家岩。” 约在明朝年间(1455~1487年)，更乐村赵姓迁居涉县郝赵种地。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赵姓始祖赵斌由山西洪洞县迁居更乐村，高祖赵明、赵端、赵让、赵海弟兄四人又从更乐村迁至涉县西坡立村。
刘战，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迁居涉县陡贡种地。
江稳，于明万历初年(1573年)，迁居涉县江家庄种地立村，迄今十五六世。
约在明朝中期(1500年左右)，更乐村赵姓，从更乐迁居涉县赵家河定居种地立村。 潘升约在明末清初(1644年左右)，迁居涉县西寂廖村。
约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3年)，更乐村江姓迁居涉县下窑则。 约在清康熙年间(1622~1722年)，更乐村赵姓迁居涉县韩家山种地。
赵福振、李诚，约在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迁涉县青峰种地立村。 约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更乐村赵姓，迁居涉县塔坡种地立村。
杨维新，祖籍更乐下池(原下南关)，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迁居涉县大西沟种地立村。
约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更乐村付姓迁居涉县大西沟种地立村。
约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更乐村张姓迁居涉县南沙脑种地立村，迄今十二三代。 王德安约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迁居涉县扁豆沟种地立村。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更乐村江姓迁居涉县小石峧种地立村。
张天祥一家约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6年)，迁往涉县水上种地。
道光四年闹旱灾，禾苗全枯死，颗粒未收，江保全的父母被活活饿死，为避开饥饿的严重威胁，找个活路，他和妻子商量外出迁至龙泉寺小石岭，两年后又迁往东鹿头村安家落户，自始至今(1998年)一百七十多年，祖传九代。 第二代，江景常爱好读书，曾任清朝五品都师。 第三代，江兰秀捐纳四品守备。
第四代，江平、江凌弟兄两人，农民，老实忠厚，为人正直，为山西省永宁州训道师。 第五代，弟兄九名，其中江应琛考中第一名秀才，曾任山西省永宁州训道师。江应铨，前清举人，任山西省教育署科员。江应瑛，前清秀才，曾任山东曹州黄河训道师，民国后，曾任山西省长治市路安典御长，民国九年回到老家东鹿头安度晚年。他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弘扬英勇杀敌顽强战斗的英雄精神，于1924年在村中新建起庄严高大的英雄烈士阁，阁内立有几个石碑，醒目的碑文撰刻着英雄们的光辉业绩。
第六代，江元喜，曾任曲沃县县长，为了革命求真理，于民国三十五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第七代，弟兄五人，四名当了红军，一名当教授。江消堂、江同堂、江满堂、江玉堂，弟兄四人参加了红军。江玉堂前往日本士官医校留学，毕业后返回祖国，荣任第三战区司令员。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医大教授，后又任副院长。
第八代，江锡连，曾任国家第一机械部常委，人事局书记，国家配套总局局长。 第九代，名讳不详，任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现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
上述江保全家一百七十多年(1824~1998年)，相传九代二百七十多口，在外地生活的一百八十多口，分居在全国各地(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武汉??)，生活在本地有九十多口。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更乐村赵姓迁居涉县西沟种地。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更乐江姓迁居涉县后赵峧种地立村。 刘天清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迁居涉县小窑种地立村。 清代中后期更乐张姓、李姓迁居涉县来家山种地。 清末几户赵姓从更乐村迁居涉县老漳村种地。 清末，更乐村杨姓迁居涉县南寺峪，迄今六代。 ??
麻田镇豪沟村八十多岁的李来狗老人说，我们这些从东巷等巷迁出的更乐人要是现在回去，恐怕十个东巷十个更乐都放不下啊。 老人的感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括东巷在内的几代更乐人的命运的艰辛和变迁，只要有一线生存的希望，他们就要不辞辛劳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闯荡，他们在恐慌的窘境中寻找着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理想国”和“桃花源”。
现在，可以说他们找到了，各自都生活在自己的理想国里，可在当时，他们在无奈之下才流着眼泪离开了东巷，离开了更乐，可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东巷人，更乐人。
他们每个人的魂在东巷，在更乐。 他们每个人的根在东巷，在更乐。 为此，这些迁入外地的东巷人更乐人去世后大多不在本地埋，不管多远都要把自己的骨灰拿回东巷和更乐老家去，他们认为只有那样才对得起自己的祖先！ 三、揭开沙侯国故墟神秘的面纱
●涉县历史上几次称国？国都在什么地方？又经历了多少代诸侯王？他们都是什么人？这一切与历代梦寐以求改变命运的东巷人、更乐人有什么关系，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传说？难道??
东巷籍的董何明先生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接触到的相关典籍，结合历史遗迹，探寻更乐沙侯国都的蛛丝马迹，或许可揭开冰山一角。
为此，我们曾几次到邯郸和东巷的家中看望他，以及在邯郸学院工作的东巷籍董林亭，并结合我们的考察一块儿探讨这个问题。 涉县于春秋和西汉时期两度成为诸侯国，现有据可查的是西汉时期的两代诸侯王。第一代是元狩三年四月，武帝册封降服的匈奴太子於单；第二代诸侯王是武帝封石侯刘绾为涉(沙)侯而复国。两代诸侯王，於单被册封一个月就一命呜呼，而刘绾在位期间因上书欺狂获罪，还累及子孙的爵位被剥夺。据说他死后就埋在了东巷村附近的神山东坡中部，坐西朝东。 建国初期的50年代，人们在不经意间于建于唐代的洪福寺废墟中有了惊人的发现，一通金元时期的残碑载文：“上党(现更乐镇)，乃古沙侯国之故墟也，唐开元间户三百，太行之巨村??”该文首次揭开了一个千古谜团，直接填补了沙侯国王城(府署)于史无载的空白。时隔六十年后的2010年，在更乐城乡改造的上巷施工现场，又意外地出土了清乾隆年间的《重修白马天神庙碑记》。碑文同样明确记载了上党为沙侯国故墟的内容。因此，以上两篇不同时期的碑文也就成为沙侯国故墟仅有的珍贵史料。
在封建分封制度中，诸侯国对于关乎“王运国脉”的王城选择与首府设置的重视不言而喻。沙侯国何以筑城建府于上党？也就是说上党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历史上的两度沙侯国青睐有加呢？
一曰临山环水，宜城宜居。上党地区位于龙山盆地东缘的岗阜之上，这里是一片30平方公里、丘垄纵横交错的开阔之地。群山拱护、河水萦流、农桑发达、人口稠密。正如古籍《管子·乘马》所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上党古域的人口集中居住地，东有千仞高峰、层峦叠嶂，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北面和南面分别是称作北河和南河(古时长年有水)。两条河自东往西穿境而过，至下游渐成平行状，双双注入岗阜之下的过境西河(古时长年有水)，三条河交汇入漳水。 整个山形水势就在地表形成了一个“Ⅱ”形。显然，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沛的水系资源，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洪旱丰枯时期适宜人居的自然条件和基本需求，同时也就成为最宜筑城设府的理想之地。
二曰宅中图治，域内朝宗。上党地处域内中部，于东西和南北边陲的直线距离基本相等。选择这个中心至关重要。作为统治的行政中枢———首府的设置一定要居中。诚如地方志书所载：“涉县环境皆山，重岗回抱，高峰矗云，径路蛇盘、不通车辙??。”这在交通极为不便、紧急情报往往靠点燃烽火传递的时代，居“中”的优势不言而喻。这样，操控四方，域内朝宗。
三曰居高临下，扼守咽喉。涉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太行腹心地带，清、浊二漳并流其中，自古以来就是兵家战略要地。春秋时就是西连秦晋，东扼齐鲁的通衢要杻，向有“军事重镇”“晋齐咽喉”之称。商周以来就建有古铺驿道，虽几易其道，龙山盆地始终是必经之地。而上党恰处通枢之要冲，咽喉之中心，且地势高阜，临高可览盆地全境。极目能眺百里之遥，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自然成为建府称雄的首选。 根据相关史料和历史遗存，使得我们有理由推断，这座王城的位置应该坐落于更乐镇区的西面(乡人泛称村西)，西河东岸，南河与北河的下游之间这样一个区域内。“因天材，就地理”是典型的人工和自然相结合的产物。
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城郭系夯土结构，护城河则巧妙地利用了周边河流。正所谓《孟子·公孙丑下》所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城居诸侯王室及高级贵族，置首府署衙；外城驻兵军丁与百姓。时至今日，故城的印迹仍依稀可寻：
(一)仅就建国后的数十年中，时有传闻，在这个区域内曾数次挖出过秦代以前的砖块和汉代的瓦当，只是因为人们普遍缺乏考古概念和文物意识，或作为“垃圾”清出良田，或随意弃之路旁。
(二)后街门至西河的大路，改造前是一条宽约50米(含路边的田地)平均深度约为3米的沟槽式路基，而路基两边的地名分别称作南岸和北岸。 岸者，《辞海》有解：滨临江、河、湖、海等水域边缘陆地之谓也。因而，相沿至今的地名告诉我们，这条路原本是一条河流，很可能是北河下游的故道，也就是王城的北护城河。 (三)在西河东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残存着一段称作峨眉山的土墩，相传这里曾是明代一个女首的匪寨，高三丈余，侧面陡峭如削、顶部平坦。 也因为匪寨的缘由，这段土墩得以“保留”。综合西河东岸的地形地貌与土墩结构的文化层分析，这处土墩可能就是王城外城郭遗迹。
当然，董何明先生以上的所有分析与推断，以及我们所做的一些考察，都还待于考古证实。但毕竟开启了古沙侯国故墟文化的研究，对更乐和涉县今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 四、相信吕祖
●可以这样说，在与苦难的抗争中，在争取命运的改变中，一代一代的东巷人和更乐人，还十分相信吕祖，认为那位传说中的神仙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尽管民国时期发生过吕祖庙政治事件，但并不影响人们对吕祖的内心信仰。 无独有偶，在东巷村东南的神山脚下，有一座始建于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5年)的吕祖庙，该庙坐东面西，占地35亩，房屋86间，分前、后、东三个院落。
前院由东向西依次建有三正殿、献殿、东北配殿、廊房、碑楼、钟楼等。献殿南北墙上嵌有石刻“蓬莱仙境”四个大字。游龙翔凤，体势不凡。 吕祖庙大门
东院建有观音殿，卷棚及山门。
后院有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一间，飞檐抖拱，雕梁画栋。内中塑王母娘娘像，两边是八仙塑像；南北各有五间廊房，墙壁上分别绘有八仙过海和二十八星宿图案。山门五间，建筑与正殿基本相同。
相传，东巷村原有一位村民名曰李鉴，天性孝顺，嗜习敬神，幼失怙恃，哭母至哑，依兄嫂成人。一天，他在地里劳动，恰遇一黑衣道士，问此地何名，李不能言。道人微微一笑后便掏出一粒丹药让其就河水吞下，年轻人立即能说话。年轻人再找道士，早已退去，隐似大仙吕翁。
后年轻人为表感念之情，遂集资建吕洞宾行宫———吕祖庙，也叫一粒米祠。后吕祖庙不断扩修，遂成现在的规模。
另外，在岁月的流逝中，围绕这座吕祖庙，既产生了一些传说故事，又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
抗日战争时，日寇对东巷和更乐一带进行扫荡，村民们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保护下，坚壁清野，纷纷逃往吕祖庙后山，日寇追杀到这里，机枪四射，但奇怪的是一点也伤不到村民，到后来才看到吕祖庙里吕祖的塑像上却留下了点点弹痕。 这样一来，村民们更为相信吕祖的灵验，人们称之为“救苦救难的老爷爷”“抗日救命的老爷爷”“为民致富的老爷爷”“健康养生的老爷爷”??还有1940年后，在东巷以及更乐一带，青年学生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崇尚科学，崇尚革命，破除迷信，他们在没有组织委派的情况下，自发冲击了吕祖庙，造成了进步学生和朴实的老百姓之间两种极端思想的碰撞，误写了“吕祖庙政治事件”的历史遗事。
当时，进步学生冲击吕洞宾庙之事，一时在全乡传开。老百姓纷纷聚集在一起围斗学生，情绪非常激动，学生随时有被殴打的危险。这时，身为基层干部的江振荣跳上舞台大声喊道：
“乡亲们，我们的吕祖爷抗日救亡为民生财，是保佑众生平安的老爷爷。这些学生违背老百姓的意愿，未经领导同意，就这样干，政府是绝对不允许的。民兵同志们，把他们捆起来送乡公所，待后严肃处理！”事前安排在群众中的民兵，一拥而上，把这些学生送进了乡政府，谁知刚关上大门，有的百姓就喊：“我们上当了，江振荣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可天色越来越晚，聚集的群众不得不逐渐离去。
这次成功的解救学生，显示了江振荣利用矛盾解决矛盾的科学的工作方法。
学生被解救了，但事情并没有平息，当时党内对这一事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激进的同志认为这是政治事件，上报了区政府。随后又派别村的民兵将围斗学生的群众捆到了区政府。江振荣得知后，又及时赶到，被捆绑的群众一看到江振荣就喊：“振荣来了，赶紧卸下来我们吧！”江振荣上前对民兵说：“在抗战时期，我们的学生需要保护，我们的群众更是我们的胜利之本，快把他们卸下来。”
哪知这话被某位有权势的领导听到后极其反感，十分严厉地说：“这件事以后不要江振荣再插手了！”结果有被打死的，有跳茅坑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事过不久，县委、县政府对这次事件做出结论：一、学生不应该擅自冲击吕祖庙；二、群众不应该围斗学生；三、区政府不应该把群众关起来。 五、崇拜探花
●在东巷，在更乐，在涉县，只要一提起清代探花赵鸿举，很少有人不知道的。 事实上，从清代嘉庆年间至今数百年来，没有哪一个依赖土地生活的东巷人和更乐人不崇拜探花的，他们把他作为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命运的偶像，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中立下很多功劳，并且还留下了许多饶有兴致的民间传说。比如说探花是黑虎星出身、探花在担任南阳总兵时如何搭救在那里受欺负的东巷老乡，如何打破常规先盖门楼后盖正房等，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
赵鸿举，字雪堂，号轩然。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出生于涉县更乐村的一家农舍里，排行第三，乳名叫三鸿。幼时念过几年私塾，到十一二岁，因家里贫穷而弃学，白天上山放羊，晚上到拳房里学拳术。由于聪明爱动，学习刻苦，冬去春来几个年头，赵鸿举练就一身武艺，打拳、套锤、长枪、短棍、单刀、双剑、捎子、绳鞭、跑马射箭，样样皆通。到20岁左右，他出落成一位膀阔腰圆、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且臂力过人，担大粪时别人担两只粪桶，他就挑四只粪桶；需四人合抬的大树，鸿举一个人就能拿得动，背得起；在东山陡坡上滚动的四五百斤重的大石头，他双手使劲一按，便能使大石头稳稳地停止了滚动。由于鸿举身强体健，臂力过人，在众师兄弟中，他的武艺是出类拔萃的。再加鸿举锐意进取，投师访友，择名师指导，更是武艺纯青，兼长韬略。
道光二十四年，25岁的赵鸿举和同村的张、江几位师兄弟，抱着试试看、碰碰运气的心理结伴赴河南参加乡试，虽粗布衣袜，乡土味十足，但赵鸿举魁伟刚健的体态，娴熟的刀法、枪法，强劲的拳术，灵巧的身段，惊得众考官赞叹不已，考中了武举。次年春天，他又赴京会试，殿试那天，狂风大作，众多举子在校场上比箭，成绩欠佳。而赵鸿举提弓跨马，在狂风骤停后，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中的，博得人人喝彩，个个称赞。他又挥舞大刀，劈、斩、躲、闪，进退自如。正在关键时刻，偶一疏忽，大刀失手，坠落于地，亏得赵鸿举急中生智，赶紧用右脚前一蹴后一磋，猛一踢，将刀撬起，用手接住，继续挥舞。道光皇帝明知赵鸿举的大刀坠地是失手致误，事后却偏故意问道：“这是耍的什么名堂？”赵鸿举随机应道：“启禀万岁，此乃是金钩挂月。”道光皇帝十分惊讶鸿举的随机应变才能，随口说道“真是状元之才！”赵鸿举当即叩头谢恩。金口玉言，帝言不食，后有权臣在旁谏阻，遂破格点为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
道光二十五年，他初授二等御前侍卫，在京效劳六年，衣锦还乡，修建探花门匾府舍，道光皇帝新赐“御前侍卫府”金字、红底、五条金龙拱边的“立匾”。雕刻精致，玲珑剔透，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