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东巷等生产大队实行了管理生产和部分经营核算，生产小队成为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谈起当时的情景，张福亭记得自己的父亲张连喜当时说过，他们一家就像赛跑似的跟在全队人的后面，深怕什么时候赶不上趟儿。不过，他父亲的脑子里已认准了一个死理儿，不管土地私有，半公有，还是全部公有，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二、放卫星
●村民过大年不能休息，担上粪桶到别村搞团拜，站在公路两侧，跟着公社领导喊口号?? ●提出的卫星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达到10万斤，150万斤?? 1958年，上面要求农业方面亩产要保证400斤，突破600斤，争取800~1000斤；一人植树一千株。
为此，东巷大队铺天盖地的口号是“书记挂帅震山川，誓夺亩产千斤田”；“旱田变水田，更乐赛江南”；“植树一人一千株，誓让荒山变绿洲”；“千军万马齐出动，不达目的不罢休”??
在管理小麦上，“书记挂帅亲手抓，管理小麦如绣花”。口号四起，声势浩大。
另外，春节搞开门红，日日红，月月红。县、公社各级检查团、参观团不时而至。过大年不许休息，男劳力大年初一早起担上大粪到韩王山下搞新年团拜，站在公路两侧，公社、大队领导喊口号，团拜开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然后担上大粪桶子回家。
有的村民回忆说，担大粪要讲究窍门儿，往往是头天晚上就把大粪掏上了，等结冰后，又用小棍捅个小眼儿，然后把大粪水儿倒出来，不一会儿又冻上，到第二天早上来挑时，既是满荡荡的，又十分轻便，大家心照不宣。
后来，又搞卫星田、海棉田，要放粮食卫星。这都是当时一些脱离实际的提法，非但不能提高产量，还影响群众生活。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大队干部让人把大幅标语挂在公路两侧，大街两边随处可见。东巷大队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管理，上下地都要吹军号，民兵则是“扛起锄头拿起枪，雄纠纠来气昂昂，男女老少齐步走，好像战士上了战场”。
田间地头设有“指挥台”“点将台”“擂台”，擂台前有评比专栏，上面画有火箭、飞机、火车、汽车、马车、牛车。各个小队按所报的进度进行排列，分别坐在各自的车上。
公社领导往往要坐阵指挥，集中了全公社所有劳力、畜力、工具，大搞人海战术，全部精力集中在公路两侧的“丰产方”里虚张声势，周围有帐篷，埋锅造饭，昼夜不停，为的只是迎接检查。
在种麦中，上面要求深挖土地三尺，全大队男女老少出动，民兵以连、排、班编制，组成突击队，跟开展大兵团作战相结合。
为了营造气氛，无论农田还是水利工地都挂有“少年能胜小罗成，老年赛过老黄忠，老太太赛过佘太君，壮年赛过赵子龙，新媳妇赛过穆桂英”的宣传口号。
而在竞赛中，哪个小队的声势大，谁报的产量高，谁就会在评比栏上坐火箭，打红旗，否则就扛白旗，坐牛车。
事后，对那些扛了白旗、坐了牛车的干部，晚上定要让他们开会深入学习，进行思想斗争。社员表现不好的，也要住学习班，用辩论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
这样一来，大家的思想觉悟都“极大提升”，一度出现粪往路边地里堆，人往路边地里走，报产量的口号也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放特放卫星，一开始，东巷大队报的亩产量双千斤，后来又成了亩产10万斤，150万斤！ 三、钢铁竟是那样炼成的
●现在不满70岁的张清泰当时跟着父亲到过西戌的符山矿拉矿石，跟着学校老师到井店下庄搬焦炭。
●这样还不行，老师还领着他们到每家每户没收门搭链。总之，凡是跟铁沾边儿的都要拿走，可到最后炼出的“钢铁”竟是一堆堆的废疙瘩，张清泰到现在都难以相信，“钢铁”竟是那样炼成的。
那是1957年的7月30日，县里的钢铁生产办公室正式成立，迅速将全县“大炼钢铁”的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钢铁元帅升了帐，一切工作把路让”。 这时，东巷社抽调大批劳力到井店镇的下庄村参加钢铁会战。
现在已经64岁的张清泰还记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力在井店下庄一带建起了土法高炉上百座，区社书记们吃住在炉前，坐阵指挥。
另外，炼钢铁的炉子周围遍搭帐篷，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光荣榜、决心书、喜报随处可见。炉与炉挑战，人与人竞赛，一片火光，昼夜不停，不论单位还是个人都筹粮、砍树、买席，大力支援钢铁元帅。 那时，刚刚十岁的张清泰随着父亲到三十里外的西戌镇符山矿挑矿石，壮劳力每次至少挑一百斤，少年学生是量力而行。
他还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到各家各户收铁，将好端端的铁锅、铁盒、铁壶、铁勾、门鼻子甚至连能用的农具、墙上的钉子也不放过。供销社未卖出去的铁锅和带铁的农具也被搜去，结果炼成的却是一堆堆的废疙瘩。
那时的“钢铁”竟是这样炼成的，他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四、食堂，天堂？
●社员们后来在食堂里食用野菜、树皮，后来又吃玉米帽、红薯叶、豆角秧、柿叶?? ●张清泰说，他亲眼看到与东巷相邻的邻村饿死了人，他和其他同学去看，四周飞着绿头苍蝇，孩子还趴在这死去的母亲怀里吃着奶??时下有一部引起关注的电影叫《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说的是周恩来总理1961年到武安伯延调研，最终解散食堂的事。
其实，周总理不仅仅是在武安伯延，还到涉县与东巷等不远的沿头等大队调研，并在这之前就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维刚等到涉县连续调查十二天以上，以期取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这又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地与东巷等大队的食堂解散有关。
大办食堂之前，东巷的社员们都痴迷地想象着食堂的好处，甚至把食堂当“天堂”，能吃饱吃好，有人还编了顺口溜： 食堂好，食堂好， 食堂能穿大皮袄， 能吃饼，能吃面， 天天还有红鸡蛋， ??
为了办好食堂，每小队特意腾出一个农户大院做食堂，置大锅建大灶集体吃饭。对那些不入食堂吃饭的，则视为有单干思想，成为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会遭到批判。 当时，东巷各小队到食堂吃饭的户数达到百分之百，食堂也被称为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阵地”。
另外，为防止一些社员家里存粮，干部们不得不挨门挨户进行搜查。东巷也像其他大队一样采取了“糊老鼠窟窿”的办法，就是干部几人用铁钎端上泥，点上洋油灯，去给每户社员糊老鼠窟窿，实际是看缸里有没有粮食，如果发现一律搜光。
其实，在食堂化的初期，社员们吃饭还是管饱的，有窝头、馒头、红薯，还能喝上放有西红柿的鸡蛋汤??
开饭时，大家都去排队打饭，张清泰也去排过队，有几次他看到有些干部往往不排队直接走到最前面，伸手拿起红薯就吃，还不住地说，咱们先尝尝熟不熟，绝不能坏了社员同志的肚，就这样，他们尝着尝着就饱了，到开饭时还说，先紧着社员开饭，社员最辛苦。
这一年的十一月，县里在偏店乡赵峪村召开办好食堂现场会，各公社和大队都去参加，东巷大队书记也参加了，回来后就在东巷推广“粗粮粗做，细粮细做”的经验。 事实上，赵峪大队还因为发明了这个经验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呢。
到了1959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食堂开始定指标，发放饭票，男社员每天的指标是0.5公斤，女社员0.4公斤，小孩子0.3公斤。
后来，随着上几年经济损失问题的进一步出现，食堂生活标准逐渐下降，东巷大队的生活口粮多在0.2公斤以下，甚至一天只能吃0.1公斤，不得不食用野菜、树皮。
再以后，又把玉米骨头、玉米帽子、麦秆用生石灰水泡，使其一点一点溶化，再用揉磨的方法揉下沉淀，把沉淀下去的东西掺点红薯面，蒸成窝头吃；也有用红薯根、红薯秧、豆角秧、柿叶等粉碎后，掺少许玉米面蒸作窝头吃。 当时，榆、洋槐、柳叶等树叶也尽被食用。
由于长期食用非人吃的东西，导致不少社员身体浮肿，远远看去像发面饼一样。 东巷是最为严重的社队之一。因饿致病的社员数不胜数。 再以后，东巷邻近的其他各村还出现了饿死人的惨事。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张清泰出于好奇跟着同学们去看死人，看到一个母亲死了，四周飞着绿色苍蝇，孩子还趴在母亲的肚子上吃奶呢。
这年的11月20日，县里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一百天内实行半日制劳动、半日制休息的紧急通知》，要求劳逸结合，注意休息。12月7日，县里又发出《关于深入开展生活大检查的通知》，重点检查粮食、蔬菜、代食品和疾病的治疗情况。
随着问题的不断严重，食堂问题终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61年4月13日，受周总理的委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维刚到涉县，先后对沿头、赤岸、招岗等地的公共食堂和群众生产问题进行调研，历时12天。
5月7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到涉县调研。那天下午2时30分到县，县委略作汇报后，3点40分，周总理到沿头大队调研，就食堂问题同干部社员进行了4个小时的座谈。
在谈话开始时，社员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总理却一个劲儿地问：到食堂吃饭，老年人有病怎么办？小孩子不定时吃饭怎么办？ 问着问着，不少社员流下了眼泪。
座谈会后，总理到社员刘向琴家里了解生活情况，还亲自到食堂作了察看，与炊事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7点50分返回县城。晚饭是拽面打的西红柿鸡蛋卤，当地的师傅把和好的面拽了又拽，卤子打了又打，可总理怎么也吃不下去，吃了几口就返回了邯郸。第二天赶回北京向毛主席汇报。
5月17日，东巷等大队接到上级指示，食堂一律解散，传统的一家一灶自主饮食得以恢复。 这以后，中央围绕社员的生活问题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允许社员耕种小片地，还按人头分给菜地，到1963年，生活逐步恢复了稳定。 五、文革动乱中的迷惘
●张清泰至今仍心有余悸，他说那时父子、夫妻之间都难以说句真心话，好多人由于观点不同，深怕对方去告密。
●一些人年幼时就给地主打长工，一直过着被剥削的生活，在文革中竟然莫名其妙地成了“国民党员”，有的老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
1962年以后，人们的生产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为防止贪污腐化现象，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四清”运动，清除了一批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腐败分子，受到了广大社员的欢迎。
可到1966年5月，“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涉县县委就根据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安排》。之后，县委派工作组进驻涉县中学，领导和发动学生批判“三家村”，花花绿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接着各机关、公社、大队、学校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工人农民停工，学生罢课，无政府状态像河水一样蔓延。
东巷大队也是文革的重灾区，各种组织相继成立，各种派别和山头林立，学校学生手持洋镐、铁锤，臂带红卫兵袖章，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活动。
1967年1月11日，在上海“一月革命”影响下，东巷和更乐各大队的学生和社员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将大队甚至公社的权力夺去。
至此，党政机构陷入瘫痪，领导干部们靠边站，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天被批斗。
随后，在县里的联络和影响下，东巷大队也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站“红司”(毛泽东思想东巷大队红色造反司令部，一个造反派别)观点，以学生和一部分社员为主；一派站“总部”(指东巷大队拥护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一派干部群众)观点，以农民和一小部分学生为主。 5月份以后，两派斗争逐步升级，不少家庭夫妻反目，兄弟不和，父子对立，在大街或会议场合，甚至在炕头上发生辩论。
当时的参与者张清泰说，相互之间不敢说真话，深怕对方去告密。
不久，全县刮起“十二级台风”，大抓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称站错了队实质上是“给蒋介石当了兵”。不少党员、干部、群众被冠以走资派、坏头头、黑干将、国民党、反动派，遭到捆绑吊打，游街示众，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法加以对待。
邻近东巷的又上大队张治榜，从年幼就给地主打长工，一直过着被剥削的生活，这时候也莫名其妙成了“国民党员”。江小五被屈打为“反革命分子”后跳井而死。
更出人意料的是，从东巷走出去，很早参加工作，为革命做出突出贡献，在安阳工作的江振荣也被扣上“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假党员”“国民党”“特务分子”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关起来进行改造。 大队的造反派们还放出风说，已有包括东巷在内的上百名更乐人被划为了“国民党员”，并且还要继续深挖。
消息传到东巷后，不少人开始迷茫了。
他们感到似乎失去了东南西北，脑子里轰轰乱响，身子也麻木了。
1969年召开九大以后，更乐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人们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游行，彩车并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规模宏大。
东巷大队也紧跟形势，天天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每次开会都要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背“老三篇”，大队上下一片红。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东巷大队全体社员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1978年至1979年，中央的精神是彻底纠正文革错误，对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受害人员进行平反昭雪，江振荣等人也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至此，不仅仅是东巷，全国的工作重点也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东巷人开始觉醒了。 六、修建漳北渠、工农渠 ●与土地连结起来的是水，没有水就没有一切。包括东巷在内的更乐人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做起了“水”的文章。
●他们先后开辟了漳北渠、工农渠，还建有偏凉等6座水库，彻底解决了吃水问题。 上世纪的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老井》，其实就是对包括东巷在内的老区涉县缺水历史的真实写照。
不知什么时候，传说东巷有一位叫张二丑的老汉，他好不容易用核桃瓢从遥远的山沟里舀来两砂锅水，眼瞅着就要跨进门槛了，一个踉跄绊倒，砂锅打得粉碎，半道上舍不得多喝几口的救命水，沙喇一声，无影无踪。于是一条麻绳吊起他和老伴两个！只为水，他们走了这条路！
另外，关于水的故事，不仅是在东巷，其他地方也比比皆是。
1950年，张家头乡大港村的李吉昌、席美佳到村南五里处挑水。40米深的井，水很少，只好下井慢慢掏，一不留神辘轳放下，一个坠井摔死，一个被辘轳把儿打得脑浆迸裂。
1970年，龙虎乡石泊村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踩着苔藓下井舀水喝，脚底一滑，当即摔死。 ??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彻底解决水的问题，东巷村人参与了县里发起的开凿漳北渠更乐段工程，使更乐能灌溉的土地达到两千亩以上，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亩产达800余斤，比1949年提高2.5倍多，大家生活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漳北渠通水后，也部分解决了人畜饮水的问题。 在这之前，包括东巷在内的东巷各大队全部是旱地。
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东巷等村又因地制宜，建库修渠，利用天津铁厂废水使更多的旱田成为水田。资金、物力、人力全由自己解决，建成了中、小型水库6座，总库容140万立方米，其中工农、石风两大干渠，总长13公里。天津铁厂以西的地区全部变成水田，达6717亩。 现在东巷等8个行政村，90%的户都安装了自来水，解决了饮水问题。
漳北渠于1958年1月5日动工兴建，历经两年大干苦干，较预计竣工时间提前了一年，于1960年2月14日顺利通水。更乐段，上接井店，下连北岗，全长6.5公里，渠宽2米，深2.2米，纵坡1/3000，设计引水能力5.38立方米/秒，有支渠11条，全长16公里，设计灌溉面积2300多亩，还注入净水池两座，污水池4座，在户内、村边、田间地头打水窖259个。
施工中，1000多名民工投入到了修渠工地。可以这样说，开凿漳北渠是更乐人开天辟地的壮举。
为了发挥这些渠道的作用，漳北渠聘用护渠人员9名，负责更乐段工程修渠工地维修，灌溉管理。上世纪70年代后，更乐段的渠水开始时断时续，灌溉受影响。其主要原因是上游流水，下游无水，渠道渠岸雨后也会大面积坍塌，这种情况的最后结果就是造成水渠停用。 在命运面前不低头的更乐人，又引天津铁厂废水修建工农渠，沿更乐村南顺流，渠首在奶奶河铁厂边，渠尾在南、北岗交界处，干渠全长900余米，其中支渠4条，长8公里，干渠修好后流经黄花垴、偏凉、直南、大小木利四个区域，设计灌溉面积2000余亩，有效面积2000亩。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刘志英主持召开各大队的书记会议，以开“工农渠”为题进行总动员，会上定了怎样动工，渠位定向，各大队施工地点和完工时间，并成立工农渠指挥部。其口号是：“利用天铁水，转绕村南山，开通工农渠，旱地变水田。” 兴修工农渠是更乐人之愿，更是东巷人所愿，公社在沿渠线以各大队受益地亩派分修渠任务，东巷人义无反顾，开工后全体劳力投入工地，在不计报酬、不讲吃穿，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的情况下参加劳动。
谁也不会忘记，在开凿漳北渠时，东巷村年近五旬的社员董兰生，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跟不上，身患急性肠梗阻还不离开工地。当人们硬把他抬下来时，已经晕迷不醒。最后临终时，在清醒的片刻，还大喊着要到工地去，一定要把水渠修成，一定要把水引到东巷来?? 后来，东巷的社员们又以董兰生为榜样，没日没夜地坚持在开凿工农渠的工地上。
工农渠工程之艰巨世上罕见，黄花垴、偏凉地势高，渠首水位低，这是大难点。要想水流到高处，必须架一座高20余米的钢筋水泥渡槽，更乐人在这个困难面前没有被吓倒。公社党委书记刘志英想方设法与天津铁厂联系，达成协议，建一架高20余米，长120余米，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