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
——开创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
贾根良
[摘要] 近十几年来，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影响，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在比较经济学领域中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分析范式，但它在处理技术创新、制度演化和结构变迁等诸多问题上却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缺陷，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为基础，提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新框架的构想，简要说明了它在基础理论上与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所存在的重大差别，论述了这种新框架的概念、体系内容和意义所在，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讨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重大前沿问题。论文认为，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它为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新范式和新框架，比较经济学界不应该把其发展排除在视野之外。
[关键词] 比较创新体制；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分析；比较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创新型国家建设
[作者简介]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出处]即将发表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年第4期。
自1989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后，在我国一度非常活跃的比较经济学陷入了危机，在当时，有不少学者曾怀疑比较经济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然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曾担任英文杂志《比较经济学》主编的伯宁在当时引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指出的：对比较经济学家而言，“当今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
[1] （p11）
20世纪80 年代末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刺
激了比较经济学研究新框架或新范式的发展：一种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①；另一种则是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研究领域、在对国家创新体系和历史上国家创新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时出现的，笔者在2002年曾把前者命名为“比较创新体系”（Comparative Innovation Systems）②
[1]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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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在
世纪之交曾经产生的广泛影响，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在国内引起了较普遍的注意，作为目前国内比较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何自力教授借鉴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编写出版了一本《比较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在国内经济学界还鲜为人知，即使是国内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元老和代表人物张仁德教授在评述“新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时也没有提到它。本文旨在于把这种比较经济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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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分析又被称为“比较历史制度分析”，见阿弗纳·格雷夫：《自我执行的制度: 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上、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2）和2008（3）。 ②
由于“Systems”一词在比较经济学通常被翻译为“体制”，所以笔者在后来的论著中使用了“比较创新体制”的术语，本文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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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新框架引荐给国内经济学界，文章在简要地讨论了比较制度分析与历史制度分析所存在的缺陷后，论述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理论基础及其新框架的概念含义，然后分别概述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研究的进展情况，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概括，归纳出新框架的基本内容，阐明其意义之所在，最后则说明需要深入研究的前沿问题。
一、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缘起、理论基础和新框架的概念
目前，尽管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已被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为比较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框架，它也大大地推进了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和探索，但是，目前在比较经济学领域中仍没有人指出它所存在的内在缺陷。笔者认为，由于这种新范式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为基础的，因此，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和重大的缺陷。首先，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以交换和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被许多人又称作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因此它就无法处理技术创新问题，这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交换理论以及比较制度分析从没有采用过以研究生产和创新为核心的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如知识论、能力论和资源论等）就可以看出。其次，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在讨论制度演化时由于忽视了技术-经济范式或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重大影响，因此，其制度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就变成了普适的因此也就是没有针对性的分析。正如德国学者约翰·雅可布·梅因早在1769年就指出的，“为人所知的是，一个原始民族不能改善习俗和制度，后来找到了有益的工业，情况就不同了”，
[5]（p217）
社会科学中源远流长的生产模式塑造并决定制度的思
想传统在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中被丢弃掉了。最后，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都无法处理人类社会重大的结构变迁，正如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指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关键性部分是用日常语言所讲述的故事，益斗争、观念的嬗变和错综复杂的变革过程加以解释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研究领域，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可以很好地克服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的上述缺陷。作为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理论基础，演化经济学包括新熊彼特学派、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等，并继承了作为演化经济学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的遗产。在经济学中，德国历史学派是比较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正式开端，因此，该学派也是比较经济学最早的先驱。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在理论框架的形成上融会了这些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有关技术、制度和循环累积因果过程的认识；奥地利学派有关主观知识、彻底的不确定性和解释学方法的洞见；调节学派关于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的宏观动态学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比较、统计和伦理方法的强调等。
演化经济学代表着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替代性经济学传统在现代的综合，它是一种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
[6]（p81）
博弈论怎能对重大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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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所基于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仍属于这一传统。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以交换为核心的资源配置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关于资源创造的经济学。正如赖纳特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与已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关的交换理论，它根本不能解释生产条件多样性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定价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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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研究纲领，“演化经济学已经变成探索技术和生产‘黑箱’的经济学分
[7]（pⅩ）
支”。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财富的交换是以财富的创造为前提，而财富的创造则主
要是生产、技术和知识的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生产、技术和知识如何导致财富的创造，就必须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假定不变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约束等前提条件的动态演化。因此，这导致了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这种新框架的概念的提出。
首先，创新和生产是经济体制比较及其历史比较研究的焦点。从本质上来说，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是对由市场-价格竞争所决定的交换制度及其相关的信念和惯例进行研究的。但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这种竞争, 而是关于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新组织类型??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的决定性有利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所打击的是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基础，危及他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攻门间的差别”，
[8]（p106）
对于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来说，创新竞争而非价格竞争是其核心，就制度的形成和演化而言，它特别注重技术革命、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迁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传统比较经济学也没有注意到技术革命及其新范式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与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的均衡和个人主义方法论不同，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采用的是整体主义的和非均衡的思维。个人主义无法认识经济系统的协同和系统效应，正如埃里克.S.赖纳特指出的，“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采取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出发点——人民和国家。在这种整体主义的出发点背后，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深层次的思想：从个人所组成的整体这一角度加以考虑的措施可以改进每个人的境况。换言之，存在着系统的效应，而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原子论地研究个人，那么，这种系统的效应是不能被发现的。我们认为，这种系统效应的存在是国家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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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比较
制度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传统比较经济学以均衡作为比较分析框架的基础不同，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是以非均衡或动态演化作为框架基点的。
最后，开放系统观指导下的无数学模型的分析框架。作为演化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认为，数学模型只适用于对封闭系统进行研究，对于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系统则是不适用的。最近十几年，由于演化经济学标签的流行，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理论也宣称属于演化经济学。针对这种情况，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开拓者纳尔逊在最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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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篇论文中都多次强调，他和温特等所发展起来的经济演化理论与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理论是相当不同的。纳尔逊指出，均衡仍是演化博弈论的关键性假设，他们对偏离均衡的研究主要是作为理解均衡态的工具；而我们却对任何稳定态都不感兴趣，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之中的非均衡是我们的基本假定。纳尔逊认为，复杂系统理论虽是动态的，但它和演化博弈论一样，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数学建模，很少关心经验事实。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是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对经济体制所进行的比较和历史分析，所以它反对把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这是一个与比较与历史制度分析具有重大差别的不同，也是这种新框架的一个基本理念。
二、比较创新体制研究的框架结构和研究进展
不言而喻，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概念基础是创新体制（或译为创新体系）。创新体制的概念最初是由本特-阿克?伦德瓦尔1985年在一本讨论使用者与生产者交互作用和产品创新的小册中首先提出的，但他并没有涉及到国家的问题。国家创新体制的概念是由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在1987年的专著中明确提出的，1988年，杰维尼·多西等在他们主编的书中把国家创新体制的概念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伦德瓦尔、纳尔逊、弗里曼和多西等。只是到后来，当这个概念被普遍接受之后，弗里曼等人又把它追溯到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1841 年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概念。
20世纪90年代初，卡森和他的同事们又提出了技术体制的概念；同时，在国家创新体制概念基础之上，经济学家们又发展了区域创新体制的研究，并与产业动力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了。1997年，弗朗哥·马莱巴提出了部门（有人译作产业）创新体制的概念。所有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发展都极大地丰富了创新体制分析的方法和框架。目前，比较创新体制的研究主要包括五个层级的比较研究：国家创新体制比较研究；地区创新体制比较研究；部门创新体制比较研究；创新型企业比较研究；以及诸如北欧和西欧、东亚和拉美、中东欧和拉美等区域创新体制的比较研究①。目前，国际学术界在每个层级上的研究上都积累了大量文献。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是选择性地对国家创新体制、部门创新体制和区域创新体制比较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文献做出简评。
1993年纳尔逊主编出版的《国家创新体制：一项比较研究》是比较创新体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选择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国家创新体制的异同、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该项研究证实了许多对目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具有重大启发价值的经验事实，如一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是其竞争力的关键性源泉，而技术能力是国家意义上的，并且能够通过国家行为加以构建；国家创新体制构建并决定着一国的比较优势；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确立国家创新体制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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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与弗里曼
[7]（p141）
的定义一样，区域指的是诸如大陆或“次大陆”如北欧这些更大的地区，而
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级分区则称为地区创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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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如果一国希望自己的企业将来在下游产业变得强大，该国最好不要让外国企业控制关键性的上游技术；国内市场需求对大国有着重要的作用。2010年，日本的三位经济学家和纳尔逊本人本着纳尔逊1993年这本著作的精神，组织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专家，出版了《知识产权、发展与追赶：一项国际比较研究》的专著，对早期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国家创新体制和追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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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创新体制重点考察的是产业部门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动态演化以及不同产业部门
之间的差异与联系、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对产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等。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不同部门的知识基础存在差异，所以，不同部门的企业在学习方式、成长轨迹和制度组织形式上就存在着差别，从而孕育了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因此，创新活动的部门差别和多样性就使得部门创新体制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部门创新体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温特和帕维特在1984年分别撰写的两篇论文。后来，学者们在帕维特1984年的论文《技术变迁的部门模式》基础上，区分了五种具有不同创新特点的、基本的部门类型：供应商控制型、规模集中型、专门供应商支配型、科学基础型和信息密集型。在部门创新体制的比较研究上，有两本书值得一提：1999年，莫里厄和纳尔逊主编出版了对七个高科技部门即半导体业、计算机业、软件业、机床业、化工业、制药业和医疗器械业的部门创新体制比较研究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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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莱巴主持研究的项目成果：《部门创新体制：概念、问题和欧洲六大主要部门的分析》。 部门创新体制的这种比较研究对国家根据产业部门的特点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借鉴。
在次大陆的区域创新体制及其比较研究上也存在着大量的文献，其中研究最多的是东亚和拉美地区，总的基调是东亚地区的创新体制是成功的，而拉美地区的创新体制则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缺陷，最新文献请见霍布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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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卡特尔等人在
对拉美和中东欧的区域创新体制比较研究中提出的“外围悖论”概念。这两个地区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时期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政治上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来自发达国家新的创新观念也被引入到政策制定中，如公私伙伴关系是知识和技术转移的主要来源、政策制定的系统观和采用预见方法等。但是，这种政治上的高度重视与实际上的努力是脱节的：它并没有能够解决从前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创新与生产结构的脱节。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政策模式都试图解决以前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成功，反而在政策推进和协调上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作者所谓的“外围悖论”：在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国家，尽管创新政策被给予了越来越高的地位，但政府在什么是创新和公共政策如何支持它并不清楚，实际的政策能力和政策效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作者认为，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结构是造成“外围悖论”的主要原因：低端产业的创新机会窗口很小，只有支持高端产业发展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才能解决这种创新体制的“外围悖论”。近年来，“外围悖论”的现象在我国也是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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