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但它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由此可见，比较创新体制的研究通过对别国的研究及早发现本国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多样化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最新进展与现实启示
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特点是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资料，以便对创新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比较历史创新体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创新体制的分析方法与框架最初是在对发达经济的研究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如何成功地推进创新体制的建设问题。正如阿罗西纳和苏齐指出的，国家创新体制的分析方法可以被用于描述、分析和比较相对强有力和多样化的创新体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并没有被应用于创新体制如何被建造的问题。
[17]
按照演化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国家创新体制的建造是国家富裕的基
础，而要了解发达国家致富的秘诀，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就是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我们下面就简单地评述一下有关重商主义（突出的代表是英国）、美国和德国历史创新体制比较研究的部分成果。
在其综合性的研究中，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的《大陆、国家和次国家的创新体系：互补性与经济增长》研究了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和20世纪追赶型经济的创新体制，论文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亚系统与追赶型经济中经济学习模式之间的互补性或者缺乏上，探讨了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差异是由“创新体制”引起的，说明了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家创新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赖纳特的《竞争力概念及其思想先驱：五百年跨国比较的视角》探讨了英国“好的”贸易、“美国体系”和德国“国家生产力”等在其历史创新体制上的各自特点及其对国家崛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曼和卢桑合著的《光阴似箭》也可以被看作是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研究的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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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推翻了传统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对重商主义经济体系的错误评价，探讨了重商主义作为国家创新体制对于西欧民族国家兴起的重大作用。重商主义是从文艺复兴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西欧各国竞相采纳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西欧各国群雄并起、争霸西欧的时代，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的，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奋图强的阶段，对后来政策的构成和经济本身都留下了重要的印记。??（这些）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混在一起，统称为重商主义。
[19] （p47；p33）
经济史确凿的史实说明，英国从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30
年工业革命完成时，一直都在实施保护和扶植高端产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重商主义不仅是英国崛起而且也是英国工业革命诞生的基本原因，这也就是说，没有英国的重商主义也就不会有改变世界的所谓产业革命。赖纳特在其多篇论文中探讨了荷兰和英国等重商主义作为国家创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彼得·默曼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和德国国家创新体制的比较研究，揭示了
[7]
6
德国合成染料工业在20世纪初之所以后来居上的原因。
[20]
合成染料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
开始发展，在当时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创新型新兴产业，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这个产业最初诞生在英国，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无论是从资源禀赋还是从市场需求来看，德国都没有资格成为领先者。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德国成为这个产业的领导者呢？彼得·默曼提出了一种由技术、公司和与知识相关的关键性制度之间共同演化导致德国合成染料工业后来居上的理论解说，从而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学会2004年颁发的熊彼特奖。其中的一些结论推翻了目前根深蒂固的理论观念，例如，作者认为，德国在这个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缺乏一个有效的专利制度是德国后来居上的重要根源：这不仅排除了新进入者的障碍，而且还使德国通过竞争比其他国家造就了更优异的竞争者，这个结论对发达国家通过WTO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以“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等为特征的国家创新体制的“美国体系”对目前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具有哪些借鉴价值？与华盛顿共识把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发展中国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截然相反，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崛起却是在高关税保护、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内向型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从美国南北战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但美国在1875 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却与英国和德国成为共同的领导者，而到了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时，美国却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这种成功的经验与目前普遍流行的看法大相径庭。技术创新是经济崛起的基础，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美国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铸就了自主创新的辉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原理呢？
[22][21]
对“美国体系”的
历史创新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将为我国自主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益的启示。
四、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新框架的内容、新在何处以及意义何在
通过对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研究的简要介绍，我们现在可以从中归纳出这种新框架的一些基本内容以及新在何处。首先，作为新框架，它发展了经济体制比较的“技术创新-生产(经济)结构-制度观念”的多维框架。传统比较经济学、比较和历史制度分析以及目前比较经济学的一些新发展都忽视了（技术）创新和生产(经济)结构作为经济体制构成要素的重要性。例如，比较和历史制度分析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制度系统，它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制度所构成。又如，保罗·格雷戈里在他出版的《21世纪的比较经济体制》中把经济体制概括为“五个制度要素”：决策结构、信息协调机制、产权、激励机制和政府作用。
[23] （p17）
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不同意这种只把制度系统作为经济体制比较的框架要素，因为所谓比较经济体制是对经济系统（Economic Systems）的比较，在英文中，“体制”（Systems）是复数名词，因此，经济系统并非只由制度系统所构成。在比较经济学中，“经济体制”的概念是一个关键性的术语，它最先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由欧陆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德国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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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讨论中提出的。桑巴特在1916年提出，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应该抓住划时代的经济构成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特点。具体地说，经济体制应该包括三个维度：从事经济活动占支配地位的“精神”；经济活动的组织；流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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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巴特的时代，流行的技术就是工业
主义（industrialism）：伴随着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创新，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并促进了技术变迁。演化经济学的国家创新体制概念及其扩展性发展就反映了这种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宽广的经济体制概念。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继承了这些传统，因此，笔者把它概括为“技术创新-生产(经济)结构-制度观念”的多维框架。
其次，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的分层级比较研究框架是比较经济学在体系结构上的重大创新，它不仅使比较的内容更丰富和更具操作性，而且还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系统在不同层级之间累积因果的动态联系过程。分层级比较研究框架是演化经济学有机层级本体论原理的具体体现，按照这种哲学原理，在经济社会系统的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
[25]
通过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
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由五层级所构成的体系框架为演化经济学家们在创新问题的研究上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增添了中观经济体制的比较，这是目前所有其它比较经济学研究框架所不具备的。传统比较经济学集中于宏观体制研究，“新比较经济学”增减了微观体制的比较研究，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包括了这两个层级的比较，但是，它又认为，宏观—微观体制框架并不能较好地处理甚至无法处理结构变迁这样重大的体制问题。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罗斯托曾指出，由于技术扩散只被特定部门所吸收，而总量方法是由许多并不与经济中吸收的程度相联系的变量所决定，因此，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不足以解释技术创新和结构变迁问题。对此，罗斯托提出了部门分析法的解决方案。但在演化经济学的“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多普菲、波茨和福斯特看来，决定性的结构变迁和质变是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得以发生并能被观察到，而罗斯托的部门分析显然隶属于这种微观和宏观框架都无法处理的中观领域。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中的部门和地区创新体制都属于这种中观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
最后，新框架在研究方法上的丰富。在经验性的比较研究方法上，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除了采用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历史的、制度的和比较的方法外，还特别看重应用统计方法并增加了解释学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在阐释经济结构对观念的作用以及观念对能动性个体的作用上具有其他研究方法不具备的优势。而在从经验比较上升到理论抽象的研究上，还要广泛地使用演化经济学的回溯法、溯因法和扎根理论的方法。所谓回溯法就是从可经验观察到的事件出发去发现客观存在的非经验的或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它是以有机层级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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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事物内在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不可简约为可观察到的事件、现象或经历；所谓溯因推理方法试图通过用一种新的概念框架观察和解释某种事物，从而对事物做出新的理解；而扎根理论的方法则要求研究者首先广泛地占有和系统地分析数据资料，然后从中抽象出基本的概念、范畴、结构和机制，最后进行理论评价和验证，该方法强调在资料搜集、概念范畴的抽象和理论构建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互动性和修正性。
[27] （p62~73）
此外，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新框架的新意还在于前面强调的以创新作为核心研究纲领以及对经济结构的高度重视。由于这种框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里的概括并不全面。那么这种新框架的意义何在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强调两点现实意义。首先，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的新框架突出地强调了国家利益在比较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是比较经济学的其他框架都没有给予直接关注甚至没有研究的问题。创新体制概念的先驱是李斯特，李斯特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国家体制）”，提出了对一国的经济体制能否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进行评价的三要素标准：财富、权力和国家安全。在今天看来，这个评价标准虽然不全面，但对目前的中国很有启发意义，笔者提出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这种新框架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研究中提出国家利益的理念，表明了这种新框架的意义之所在。
其次，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对于目前的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还在于更深入地研究强国富民的历史经验。由于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防止落后国家通过模仿他们过去的做法而富裕起来，因此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际机构，不仅通过“华盛顿共识”踢掉了过去曾使他们攀登到富裕等级顶端的梯子，而且还蓄意地隐瞒了他们过去脱贫致富的真实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创新体制特别是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如何通过建设国家创新体制而崛起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研究，识别出落后国家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以便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五、结语：前沿问题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认为，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在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才能为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新框架。这是因为，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时空特定的，因此，经济学本身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比较和历史研究方法是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多样性是比较研究的基础，但离开了时空特定性，多样性将如何产生呢？传统的比较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都没有建基在演化经济学关于经济科学性质的这种认识上，
[1] （p27-39）
因此其基础是不牢靠的。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正是因为吸收
了演化经济学有关多样性、路径依赖和演化的一些思想，才显示出其创新价值，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青木昌彦因为《比较制度分析》的初稿在1998年被授予熊彼特奖的重要原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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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脱离了演化经济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只是把其某些概念和部分思想纳入到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框架之中，其发展迟早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是为什么近年来关注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的人越来越少的重要原因。
在当代世界，创新竞争而非价格竞争才是国家富裕的基础，世界各国都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斗争。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由于在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上聚焦于创新，从创新入手展开对科学技术、经济结构、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比较研究，并以演化经济学不断发展的新理论为基础，因此，它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将为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目前，在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研究上，有两个重大的前沿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作为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概念基础，创新体制的框架结构仍有待于继续完善。伦德瓦尔曾追溯了国家创新体制概念的三种不同起源：美国学者把企业、大学体系和国家技术政策置于分析框架核心的狭义创新体制概念；弗里曼增加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国家特定性的创新体制观点；伦德瓦尔有关创新体系植根于生产体系之中的思想。伦德瓦尔指出，这三种分析框架都没有注意到，诸如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培训体系等最具有国家特定性的宽广制度在一国能力建设及其塑造创新过程的基础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伦德瓦尔提出了以生产和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能力建设与创新的国家体制概念。但是，纳尔逊却在更宽广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技术、（企业和产业的）结构以及（支持和规制的）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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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弗里曼和卢桑则提出了一个由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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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五个亚系统交互作用和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 对于创新体制分析框架的这种多样化
探索将大大拓宽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研究视野。
其次，如何服务于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是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重要前沿问题。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为此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需要回答：创新型国家质的规定性是什么？为什么说创造国民财富的经济成就存在于熊彼特主义的动态不完全竞争之中？选择学习和创新机会窗口大、具有动态熊彼特租金的产业为什么是竞争战略的核心？为什么说从“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转变到“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是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从15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体系”再到战后日本，保护主义是经济落后国家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 在目前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这种道路是否还是必然的选择？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工资形式的劳动要素支付约占到国民生产总值（或说国民财富）的70%，这对建设成创新型国家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处理好收入分配、就业和扩大内需等问题是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如何对新型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为什么要走出新的道路？笔者认为，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对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大发展提出了强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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