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模式化的审美误区分析
内容摘要：杨朔以其独特的诗体散文享誉文坛，对20世纪60年代的散文写作影响极大，常被视作典范为许多人摹仿。可惜他千篇一律的创作风格，内容的单一，刻意的追求诗意，从不改变的结构，都使得其散文抒情“失真”，表现之美的片面令我们深思这种模式化创作的消极影响。研究杨朔散文的所得与所失，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
关键词： 杨朔散文 模式化 审美误区 借鉴意义
在当代文学史上，若谈及散文，我们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杨朔。他的散文，以其严谨的结构、诗化的语言、明朗的格调而为人们所熟知，形成了所谓的“杨朔模式”。杨朔模式曾经是一种标志，一种典范，被众人竟相效仿，但是，近年来，随着个性意识的觉醒和审美心理的变化，杨朔的散文开始受到质疑和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模式化散文主旨单一、结构雷同、内容虚幻。
一、品味杨朔散文华美的外衣
杨朔的散文曾带给广大读者言之不尽的美,首先我们来品味一下那些美丽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朔以散文
创作为主，作品主要收集在《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这四个集子里。
由于频繁的在外工作和出国访问，杨朔利用许多不眠之夜和旅居国外的间歇，把自己在异乡的所见、所闻、所想作为创作源泉，写出一些脍炙人口的散文，比如：《金字塔夜月》、《印度情思》、《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蚁山》等。他更多的作品取材于国内，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现当前的生活，展现祖国辛苦的过去和光辉的未来，从平凡的生活中和劳动者身上发掘诗意美，精心雕镂出社会主义建设者晶莹剔透的心灵。
《荔枝蜜》中杨朔借勤劳无私的小蜜蜂，对亿万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崇高礼赞。在《蓬莱仙境》里，他歌颂勤劳的家乡人民把“荒山秃岭的穷山沟，变成林木苍翠的花果山”，
[1]（P.155）
歌颂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家乡而牺牲的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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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烈士。在《万丈高楼平地起》中赞美那位那个守卫海峡的战士，“即使在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当儿，又何尝不是建设？”
[1](P.247)
小战士以苦为乐，把守卫
京都门户当作为“万丈高楼”打地基，显露出宽阔的襟怀。杨朔的这些作品反映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各条战线上的人民群众，怀着极高的热情坚韧不拔的工作在岗位上，霸权主义、反动势力、自然灾害造成的种种困难，更加促进了民众的团结，社会主义儿女昂首挺立，以大无畏的气概迎击逆流。作品没有正面描写轰轰烈烈的斗争史实，却以革命者的情怀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总以火一样的激情，诗一样的意境和语言，深刻细腻的展示着新中国的美，引导人们更加热爱美好的祖国、光辉的岁月和英雄的人民，激励人民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这正是杨朔散文创作的主题，也是它能够征服人心和拥有巨大魅力的思想因素。
为了尽善尽美的表现这个主题，杨朔通过《〈东风第一枝〉小跋》提出了自己的散文观：“当诗一样写。”他还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在写散文时，常常在寻求诗歌的意境” ，“ 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写的放肆笔墨，总是像写诗一样，要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
[2](P.38)
杨朔的散文将诗意、形象、哲理三者熔于一炉，在现代散文百花争
艳的园地里，他是独秀一枝的新葩。
诗的意境，即指诗的“ 意”与“ 境”的完美结合。境，即为风景、事物这样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意正是作者借以抒情、明理将这种具体存在的东西经过艺术加工，使之生动、形象、丰颖。简单的说，就是情与景、形与神、物与我的高度统一。
为了有意识的寻找诗的意境，营造出抒情诗一般优美的氛围，杨朔十分注重对散文“文眼”的设置。《雪浪花》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复杂繁多、异彩纷呈的画面：现实与过去的场景，朗朗的话语与絮絮的交谈，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及行动，客观的叙写和主观的感想，大海、礁石、浪花、晚霞、主人公红彤彤的脸??画面庞杂可其意境脉络清晰有致，这要归功于作者注意了“眼”的设置。这篇文章的“眼”即为结尾部分老泰山的一句话：“是叫浪花咬的。”这简短一句话即是对开篇写景描写的深刻含意的解说，又为结尾的点题埋下伏笔，也把老泰山高大结实、纯朴坚韧的形象淋漓的尽现。看似乱了的形被集中的神收拢起来，形散而神凝。《海市》中“我”与舵手交谈中的一句话里的一个“寻”字，将海市、海岛、仙境、人间、幻景、现实连接融汇在一起，使散文步入如梦如醉的诗乡。
情景交融是古典诗歌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熟读古诗文的杨朔也苦心力求散文中情与景完美的交融。杨朔总喜欢把自己主观感情了无痕迹的藏汇于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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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之中，景物会给读者一种鲜活的感觉，似乎在向倾向着缕缕情思。《海罗杉》中祥述在井岗山毛泽东故居后墙跟的两棵树，一棵海罗杉，一棵凿树，实际是以树写人，前者像海罗杉意志坚韧、充满生机，正是井冈山革命群众的化身；后者如凿树风烛残年仍不失铮铮傲骨，正是老一辈革命者的写照。两棵树饱经沧桑后蓦而新生，象征井冈山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后重见天日的历史，表达了对革命者的敬仰之情。
杨朔还特别善于运用中国古代诗歌中“切类以指事”、“依微以拟议”
[3](P.602)
的比兴手法来创造散文的意境。他以诗人敏锐的感觉，精心体会出某些事物所包蕴的细微之义，凭借丰富的情感，对具体形象进行选择、集中、加工，围绕它们展开想象。于是，一篇鲜明的形象中浸含着内在神髓的散文就呈现在读者面前。茶花无处不在，茶花红艳欲滴，茶花经久不衰??《茶花赋》里通篇围绕着茶花的形象来写，其间还通过联想，从茶花写到育花人；驰骋想象，甚至把儿童、童子面茶花、祖国溶于一身，借茶花以喻祖国，有限的形象和无限的情思相辅相成，构成了散文诗《茶花赋》的幽深境界。
上面，谈及了杨朔散文在创造意境时的特色，他在散文中对结构布局和语言上的揣摩更费心思。
杨朔散文的结构既舒缓又集中。往往根据要表达的内容，选择一个适当的落笔点，既不开门见山，使人感到突兀；也不离题万里，造成下文的拖沓。然后，文章曲折回环，条条归辏，逐步显现主题。《野茫茫》中写作者游锡兰国家公园，先工于彩绘之笔让珍禽亮相，让异兽出没原始森林，起笔自然，似乎漫不经心，但从老向导身上的刀伤这一环节便使行文曲径通幽，间接的表现主旨，控斥殖民者的罪恶——为野兽划保护公园，禁止狩猎，讲人道，却对大于天的人命毫不在惜，一点儿不讲人道。
精巧的结构岂能缺少丰美的语言，杨朔散文的语言十分注意精练，喜欢把大量的口语语汇和书面语汇有机的统一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比如“脚步儿勤”，“乍起来”，“催生婆”，这些都是平易通俗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口语；而“漫天搅雪”，“水瘦山寒”，“花事”，“清亮”等都是精练生动的书面语汇。杨朔还善用比喻和叠词的修辞手法给散文增添几分韵味。比喻之奇巧新颖，恰好可状难写之物。“秋天的高空” （《雪浪花》）来比喻“老泰山”的神气，喻出了老泰山坦荡、爽朗、深沉的性格；“用手使刀子削苹果” （《永定河纪行》）比喻工人灵巧的使用推土机，喻出了工人胸中的自豪和欣喜。这些比喻的作用不在描形，而通过想象以传神，在似虚似实间引发读者想象、品位，语言既贴切又深远。“疏落落”，“飘飘洒洒”，“绿森森”，“翠盈盈”等大量的叠词在散文中的运用，使文章的语言具有轻灵舒缓的节奏，更具有一种内在的抒情气息。杨朔的故乡——山东蓬莱，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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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就爱用叠词，正是家乡的口语对他的创作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二、拨开华美的表壳，尝到的是淡然无味的果实，杨朔散文带给读者亦不过是失真、片面的美
繁华的表面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遗憾，曾几何时倍受推崇的杨朔散文也
有很大的不足。歌颂的主题，刻意的追求诗意，“物——人——理”的三段结构，成就了杨朔散文，同样也束缚和阻碍了它的发展，今天以当代文学理论再读杨朔的散文作品时，会有一种“新八股文”的感觉。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杨朔的散文在内容上有朴实的一面，可惜他却忽略了散文内容最本质的一面—— 要全面、真实的反映生活。他的散文总是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所谓的哲理，在自觉和不自觉地编假话、设计假故事。比如《雪浪花》中，本是写几个姑娘海边嬉戏，很有生活情趣，突然来个老泰山就是一句政治格言：“别看浪花虽小，就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咬烂”。在《秋风萧瑟》中，他游长城，碰见一个不认识的旅人，就要求人家讲故事，两个人还讨论起长城哭啊笑啊的事，还自言自语地背古诗，歌颂祖国，谈毛主席的诗，天真可笑就像两个孩子。《蓬莱仙境》与《海市》这两篇20世纪50年代末的代表作中，作者把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蓬莱打造成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仙境，人们生活的相当的富足，人民公社十分理想，塑造成了一个不可思议、几近共产主义的社会。人们常说，杨朔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我相信。杨朔对党、对领袖、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仇恨，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决不会作伪。以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素养，这也是唯一的选择。但作家的真诚就一定能保证作品内容的真实么？
真诚的参照是自我，而真实的参照却是现实。当读着杨朔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最响亮的作品时，脑海里就会现出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的镜头，谁都不能不对杨朔散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那一幅幅美丽纷呈的画面，境界高深的人物，到底是虚构的还是实在的呢？或许，杨朔所写的人、事物、情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或地点确实存在过。问题是，当杨朔一遍遍地复制和渲染着那些他所见所闻的美丽动人的局部景象时，却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灾难无动于衷或者视而不见，在他的作品中甚至连一丝阴霾、一缕云烟都没有留下，这就很难让人相信他的真诚了。不过，杨朔以散文的形式说假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整个一代人，一个国家，一个党都陷在假话之梦而不觉醒。例如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万斤，人人说，人人信，还登在报纸上，写在书本中。任何时代，都有为政治服务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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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更是走向了极端。杨朔散文的虚假，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的尴尬：在强大的文化压力下,逃避个性，逃避真实，投降多数，投降虚构，投降神话。这是绝大多数生性懦弱的中国作家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无论是出于全身避害的精明打算，还是对于政治强权的无奈，都实在是一个大悲剧：个性的悲剧，散文的悲剧，新文化的悲剧。
诗意是杨朔引以为傲的创作风格，而刻意的诗化，其作品基本上保持清新俊逸、含蓄婉丽的格调，因而缺乏多姿多彩的色调。香山的红叶、八达岭的长城、泰山的红日、南疆的茶花、荔园的蜜蜂，深山里公社化的投影，海市仙境般的生活，还有老向导、老泰山那样革命造就的红色标准公民??皆是一片离现实太远的美丽，不像衣食住行那样被人们挑剔与更新，虚幻、象征、不切实际的散文风格毕现无遗。杨朔对现实的矫饰和浮夸，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百年少见的大饥荒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是在反映生活，可谈太阳只言早晨的温柔艳丽，不写中午的炙热烤人；写水只道秋波荡漾，不说恶浪狂涛；说战争只述鲜花凯旋，不白流血牺牲??如此片面的反映生活，就必然将作品置于无边无际、虚幻、象征的诗意美之中。反观其他作家，就说朱自清吧，他的散文总体看是清新婉约、纯正朴实，但每篇作品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背影》体现朱自清蕴藉真情的抒情风格；《看花》是朱自清风趣的表现；《荷塘月色》则充满着诗情画意；《执政府大屠杀记》则饱含着作者深深的忧愤。再回来品位杨朔，永不变的诗意，始终相似的内容。读杨朔散文最好只读一篇，读多了就如琼瑶的言情小说，索然无味，寡如清水。
杨朔的散文采用相同的结构，即：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颂歌。“物——人——理” 的三段式结构使杨朔散文不直不露，云遮雾罩，有一种迂回之美。初读其文时，我们会觉得很有韵味，但仔细品位之后，便会一种做作、生硬甚至别扭之感。这三段结构中有着两次组合：第一次是作者的主观之意与自然界的客观景物之间的组合，形成了杨朔散文的深邃意境，这一次组合是成功的；而第二次组合是将第一次组合中得出的道理升华到人民性的高度，则出现了不和谐甚至错位的现象，作品中的人或物本来是个性化的、充满生机的，但作者硬性的将之提升并向终极目标靠进时，就逐渐失去了个性，而化作为集体的代表，这种硬性的拔高也给人有小题大做、牵强附会之感。小小物件引起注意，然后设疑，再后，一两工人或农民解问释疑，终使“我”顿然彻悟，永恒的道理也就翩然而生，结尾处再来一个白居易式的“卒章显志”，不禁然间使读者迷陷其中，几乎使人们改变了对散文原本的认识。
不止是散文，不止是文学，凡是艺术，要想取得很高的成就都得流露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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