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面。巍峨参天、美仑美奂的摩天大楼的四周全是破烂的茅屋，因为不自然，大楼造得再独特新颖也不会被人赞叹。自然，从某种意义而言，即为“返璞归真”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仅是一种境界，艺术毕竟是需要加工的；另一层，是“不为艺术而艺术”，
[4](P.306)
生活现象、哲理进入艺术中，转化为作者的
“自然程度”，优秀的作者运笔时挥洒自如，任何一种见解、一种思想都可以为其披上不同的衣裳。因而，“艺术的自然”实际上已没有任何具体的的结构，此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任何一种结构、章法，对写作来讲，只是一种培养，而不能按部就班，不可作为一贯的固定模式来套，否则文艺岂不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都是这般，浩瀚绚丽的文学哪有魅力可言。杨朔的风格正是离自然还有很大距离，在固定构思上的苦心经营，刻意求工，作品已早早的定了型，超越模式范围的，生硬的砍去，留下很深的斧凿痕迹，而有此欠缺的，就再去填塞，看起来十分多余。
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作品受到自身艺术素质的制约，如艺术家纯粹的内在机制 方面包括的艺术敏感、艺术想象力，艺术技巧，艺术家的学识、经历、传统、性情等；另外，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作品是需要观众欣赏的，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就必然受到观众的影响。我们来看看杨朔的文学素质及受时代的影响，就会发现他后期的散文必然走向模式化的不归路。
作家颇为珍贵的对生活异常敏锐的感受力、在创作中丰富的想象力都被杨朔朴素的革命经历且不懂得发散思考的性情而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任凭杨朔有再大的天赋，也逃脱不了其作品几个外壳一个里、换汤不换药般的雷同。杨朔是一个作家, 也是一个战士, 战士的天职就是服从纪律和集体,压抑甚至牺牲自我。另外, 作为一个革命文人, 他受过延安的大熔炉的冶炼,明白并一直恪守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还有, 他自小就受到“兼济天下”、“文以载道”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因而对现实社会和政治充满了责任感,不会沉醉于自我欣赏和风花雪月的吟哦。看到这多种因素及相互影响, 我们就不难理解杨朔四五十年代的那些艺术性不强、但却富有实用价值的战地通讯及与时代同步小说了; 同时也不难理解, 在其后期创作中, 他几乎没有一篇作品是纯艺术地、自我消遣地描写风情物景, 而总是执着的在人与物上投入那些政治内容, 尽管并不深刻, 甚至单一和重复。
杨朔的“ 诗化”散文理论是从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发展而来的。在中国文化史上, 自古以来便“ 诗文并举”,文中有诗, 诗中有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他曾说:“ 我向来爱诗, 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
[5]（P.2）
中国现代散文观念的发展, 同样也影响了杨朔散文理论的形成。周作人的
“美文”观, 王统照的“纯散文”观, 朱自清的“诗趣”观等,都是形成杨朔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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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诗体化的历史性因素。他一方面从我国传统散文这片沃土中积极汲取营养, 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精神, 用传统唯美的形式表现崭新的思想面貌和革命感情, 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散文理论。比起传统的散文理论来, 杨朔的“诗化”理论更注重思想性与诗意性的融合, 功利性与唯美性的统一。杨朔对中国散文一向诗意的传统进行继承与发展，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散文写作之路，本不应得到后人过多的批评，只可惜他的诗意“止步不前”，并且不合时宜的建立在虚幻的现实之上，当为诗意所定制的“物——人——理”的三段抒情结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时，就满足、依赖甚至迷惑于这种结构，导致在写作中不加变化的沿用。因此，杨朔的艺术技巧就如同泥匠手中的模具,严格限制了写作的自由，这些缺陷都造成他的诗体散文如今遭致许多人的非议。
杨朔散文模式化也是时代的产物。建国之初社会的安定清明,使人民对政府由衷地感激和热爱，这种社会状态和人的心态,促成了当时那种直率而热情的讴歌新制度、新生活的文学。这种文学不惜舍弃长远的审美价值追求而换取直接的现实的功效,以迎合时代并推动时代向前发展。杨朔的艺术选择, 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状况和自身创作的反思有很大联系。为能充分赞美他眼中如诗如醉般的新生活，杨朔改变了前期以小说和通讯特写为主的体裁，选择了更直接可以抒发情感的散文，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他写作兴趣的转移，而是为了迎合民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需要。
杨朔的人生经验不足也造成其散文内容偏向虚幻。他一生都在无限光明的革命前景中孕育作品，无法更深刻的品尝人生的滋味，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一贯的谨慎笔风，尽量隐藏自身的个性，使得他牺牲了真情。1956年后长期在国外工作，对国内的实际了解不全，即使偶尔回国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使他脑子里充塞着“形势大好”新闻导向和主流话语。狭小的生活空间使他的见闻难免浮光掠影，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不会取得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由此而来的深刻思索。再者，每次短暂归国，都是带着满怀思恋之情而扑入祖国怀抱的，强烈的爱模糊了他的视线，现实生活在他欣喜的泪眼里产生了奇妙的折射。长于诗意发现而短于本质揭示的他往往用诗人的良好愿望来理解现实，并在创作中予以诗化处理。以这点来看，我们似乎又应该对充满诗人气质的杨朔表示谅解。
三、从杨朔散文模式化的错误倾向中再认识写作
杨朔散文在艺术上的缺陷，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对中小学生的作文指导，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有四点应该重视：
第一、要为散文创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时代氛围。杨朔的时代，恰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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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革命需要斗争，需要宣传，需要共性，不赞成甚至反对个性，甚至将文艺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这种时代氛围，直接影响了建国之初散文的稀少，通迅、特写的发达。而通迅、特写的两大主题：一是歌颂抗美援朝战争；二是歌颂建国后的经济建设。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开始，散文创作更谈不上了。不过17年文学中也有两次短暂而难得的散文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5月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逐渐形成一种自由、宽松、活跃的局面，散文小品偶露峥嵘。第二次是1960年，中央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文艺八条”，纠正“ 左 ”的文艺思潮，形成了1961年的散文创作高潮。杨朔、刘白羽、秦牧逐潮而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杨朔的代表作几乎都写于这个时期，如《荔枝蜜》作于1960年，《茶花赋》、《雪浪花》、《樱花雨》作于1961年，但是，阅读这些名篇，若能联想到当时恰是“三年困难时期”，读者会作何感想？
第二、作者要拓展视野、熔古通今、中西会通，并富有社会使命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杨朔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涉猎，而对新文学（除革命文艺以外）较少传承，对外国文学更是了无所知。鲁迅等五四新文化前辈，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做出巨大成就，与他们坚实、熟稔的西学关系甚大。即使同是解放区作家，孙犁能够在散文上造谐颇深，也与他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有很大关系。1978年以来，新时期散文界虽然精品迭出，但在思想艺术上达到30年代鲁迅等人的，也很罕有。因为这一代作家许多是知青出身，先天文艺营养不良，例如余秋雨的散文若冷静的细读下去，其内在结构同杨朔散文很类似，仍是一种“新八股”。
第三、写作要有创新意识。杨朔模式，初学者把它作为一种训练尚可，就像学武先练基本套路。但如果总是这一基本套路，而不能变化更新，就成了机械，失去了灵活性。现在的时代，一切求创新，不创新则意味着落后，意味着停止不前。一旦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便必定会对创新构成阻碍。散文创作应是生生不息，万芳竟艳的，固守在一处，僵化了思路，谈什么创新和发展都不切实际。不仅是杨朔，任何一个文人习惯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后，就很难改变，更别说取得像原先同样高的成就。司马相如被人提及，只会想到他在赋方面的成就；韩愈也只在古文方面很大造诣；说鲁迅，就是指他深沉的杂文；说朱自清，就是指他洒脱自如的游记和朴实的抒情散文。所以，这方面启示我们在创作中不可在某些方面过分的依赖，不时的反省自己的文学思维，鼓起勇气去学习别人的特色，与自己做个客观的比较，试着多角度思考、多种体裁写作、多种情感表达。
第四、杨朔的散文“美而不真”，唐宋的散文“真而不美”，到底散文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衡量标准呢？阅读面不广的中学生往往困惑于这个问题，即将作为老师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给予解答。
中国的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一系列的散文形式。由于历史不断的向前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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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内容必然要求有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纵横家四处游说，文章直率精辟；汉统一天下，歌功颂德就有华丽的大赋涌出；六朝士族生活骄奢，其骈文也随之漪丽艳治，思想空乏；唐宋韩柳八大家为抒己之政见，冲破骈文而恢复古文；五四运动更是对整个封建文化制度的革命，出现了崭新的白话文。新内容对新形式的要求不外乎两点：能最方便，最直接的表达它，不应对它的发挥有任何阻挡；其次，形式本身就该是“美”的，应有艺术性。
而杨朔的作品放在这上面来看的话，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很多的制约。于是有人提意将杨朔的作品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例如近年来闹的风声很大的《审视中学语文教学》一书中，余杰认为，“散文是泓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万态的行为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八股的现代八股”。
[6]（P.167）
的
确，杨朔的散文是有缺点，但将他的一两篇散文放在教材里我看没什么不妥。中学语文教材的选定范文里，中外古今，诗文戏说皆有，具有广泛性，一两篇作品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学生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况且，杨朔的散文也有大家公认经典的一面，经典不代表着全面，任何作家都达不到全面的境界。
要警觉的是，大量见诸报端、杂志、书籍中的“泛杨朔模式”正在悄然改变着学生，受杨朔散文影响颇大的当代中学语文教师在一种不自觉的惯性支配下，强化着杨朔模式。这些都使得中学生的写作陷入了一些误区。
首先，在中学生中普通存在着“寻找意义”的尴尬。写自己的父母，非要升华到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可，谈学习，就联想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将来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在这种寻找意义的写作中，学生的想象，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
其次，为了更好的“寻找意义”，假话作文大量涌现。许多学生的作文里，都会有自己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高尚作风，情节无数次的雷同，他们快乐的编着故事，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加一些适当的描绘，然后到老师那里领取一个好分数。
杨朔模式可为初习写作的学生作为基本功训练，一味囿于这种模式而不加反思，只会将学生的创造力一点点磨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学语文教师应劝勉学生在作品中应以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本真感受或反应来表现自己的生活世界，这样即便没有写出深刻的道理，也不失其鲜活与灵性。
杨朔创造了一种散文模式，他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这个模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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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散文发展的障碍，必须打破。杨朔散文表现主题的单一化、政治化，使得选材的单一化、政治化，最终走向内容与结构的单一化、模式化。杨朔的散文走向模式化，警醒我们的文学创作之路可以高于现实生活，但不能够远离、违背现实生活，不能为了政治服务而牺牲文学表现本真世界、抒发本真情感的特色,同时,作家还应广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多方面的吸收文学营养,多角度的思考文艺理论,大胆的改变自己已熟悉的创作方法,在题材、内容、结构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吐故纳新,敢于改革,惟有如此,文学的长河才会永远翻滚轻盈的浪花，奔腾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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