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主张该习惯之人负有举证责任；习惯法则为法律，其为法院所知者，应依职权迳行适用，若为法院所不知，应由适用习惯法的受益方负陈述并举证之责任；2、习惯为社会之惯行，习惯法则为法院所承认；3、习惯须当事人援用，法官不必定适用；习惯法法官有适用之义务。
习惯法与成文法的关系：1、习惯法不违反强行规定或任意规定之下，具有补充的效力；2、当事人如有以习惯法为其法律行为内容之意思者，仍可排除任意规定之适用；3、习惯法违反强行规定时，不生补充之效力。台湾民法规定，习惯法之适用在法理之前。因此，依法理导出之漏洞补充方法，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及创造性补充，须于习惯法适用之后，犹有漏洞，始有补充之余地。
第二章 判例
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有所谓先例拘束原则，在法源上，以判例法为主，制定法为补充。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仅居于补充的法源地位。但是，作者认为，判例具有相当大的社会统制作用，也在事实上具有甚大的拘束力（虽不如成文法），其原因在于；1、基于法律安定性的要求；2、审级制度的节制作用（审级制度有匡正违法失当之裁判及统一法令见解之功能）；3、诉讼经济的要求。
法官就具体案件援用判例时，应依类推适用的方法予以操作，始能期其至当。S案事实与M案事实至如何程度始为相类似，应视两案之重要要素是否相同而定。而重要要素如何认定？作者认为：重要要素或重要性质之认识，本质上乃涉人的价值判断，故法律之容许性与目的论之妥当性，为判断两个案例是否类似之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成文法国家，判例每难脱离法条而单独存在，故在援用判例时，可直接适用法律。而在英美法国家，其适用判例，首须将此等有关判例，透过归纳方法，归纳出一个一般性的规范，而后再以此一般性的规范为大前提，依三段论法予以演绎，以获得结论。因此，英美法判例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英美法国家辩别两事件之事实是否类似，恒运用“辩别异同的技术”，以避免受先例拘束原则之拘束。换言之，彼等就具体案件是否应予类推，恒先从目的论上考量，若认援用判例所获结论合乎法律目的，即强调二案件事实之重要要素相同，反之则不然。
第三章 学说
学说犹若判例，并无形式的拘束力可言，惟在实质上则颇具影响力。学说影响力之程度、范围或根据，以各国法律制度或法律领域而异。（读者：习惯、法理、判例之效力亦然，须视是否有法律依据及实践情况而定，事实上漏洞补充方法亦然。在法律制度未明确授予法官造法职能时，适用法律时的漏洞补充应谨慎为之。）
法学上的学说，可分为理论性学说及解释性学说二种。前者，属理论上的认识作用，为法的认识，属经验科学，可透过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加以验证，以断其真假；后者则出诸实践意欲的作用，为法的创造，以一定的目的为其前提，重在妥当与否。理论性学说系一种社会现实存在的法之认识活动，并非创造法律，而是观察法律。此等理论性学说如学者间争执不下，可透过理论认识方法或经验科学的调查研究，客观地合理加以解决。
解释性学说，其本质为实践，假如有二种以上不同见解，端视法律目的是否明确，如目的明确，则纯属手段之有效性问题，亦即欲达到目的，采取何种见解最为有效（仍可为事实的判断，就此而言，其尚有某程度的客观性）。但如法律目的不明确，尤其社会剧烈变迁时，法律目的与社会目的恒有相当距离，则目的之确定或选择，系一实践或政策的问题，自难客观地加以解决。
目的之确定或选择，属价值判断问题，因此见仁见智，学说充斥。但法官为目的考量或利益衡量时，应参酌学说之见解。因此，解释性学说，如不就法律之目的性、妥当性及安定性加以论列，即无意义；而理论性学说，如不以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为其论断之基础，亦为空言。（完）
（http://afternoonsky.fyfz.cn/blog/afternoonsky/index.aspx?blogid=380130 ）
知识点1——恶法亦法
法理学上“恶法亦法，或恶法非法”。作者在此章首先阐明：一般而言，法官为一司法者，并非立法者，不得借口法律为一恶法而拒绝适用，即恶法亦法；同时认为，法官有责任运用法律阐释方法，对“恶法”加以解释，使之适合社会要求，使“恶法”在实质上并不为恶法。进而阐述恶法亦法需有两种性质：一是须为法律，法不善之程度，尚未与正义相悖过甚，运用法律阐释方法加以阐释，仍切合社会之要求；二是“恶法”须具法的目的性，即正义，不能认为法律本身即是目的。
知识点2——法律解释客观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较，认为法学必有客观性。归纳的基础是因果律，演绎的基础是同一律，二者均为逻辑的主要方法，亦即自然科学的方法。认为法学者就某一法律问题所持见解，除主张外，应附具合理的理由以为说明。但为避免公开讨论或批判陷入无益的论争，应当视学说究为科学性或解释性，依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等，提出合理的理由。 如完全依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学，最终可能发展为概念法学。法学者应以法律规定为前提，并就此引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法律见解。当某一法律命题可导出数种不同之法律见解时，应视法律见解与法律命题间有无抵触。逻辑分析方法可为不同的法律见解提供分辨优劣的标准，有不可代替的一面，但不能过分强调，否则会使法律成为逻辑的代名词。更可能导致为维持法律之逻辑一贯性、体系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无视社会或法律目的。法律逻辑是手段而非目的。
从经验事实方面认识法学之客观性，证明法律命题可以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说明客观性。
知识点3——法学发展论
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的法学思想为概念法学，之所以形成此法学思潮。法国大革命后，形成法典万能主义，拿破仑法典即在此思想下产生。法典万能主义认为一切问题应在法典内觅根据，法官只能机械运用法律，而不能解释，否则即为法官造法，从而演变成概念法学。
十九世纪初期德国法学者对法学之认识，概说萨维尼的历史法学观点，并叙概念法学在德国的形成过程。萨维尼主张法律是成长的，非固定不变的。法律是民族精神之产物以及沿习的惯行，因民族的成长而成长，因民族的强大而强大，且亦因民族的丧失而归于消灭。并：1、法律系发现的，而非制定的；2、法律须由通晓法技术性之法律人阐发，法学者之任务系将所发现之法律素材制造成形。立法只是最后阶段，法律人比立法者重要。3、法律因民族不同而有不同的习性，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
自由法运动，介绍耶林格的目的法学。即将目的作为解释法律的最高准则。介绍叶尼的自由法思想。叶尼认为，人类创造之实证私法，难期尽善尽美，必然有许多法律漏洞，不能强以逻辑的演绎方法补充，而应从法律之外去发现“活生生的法律”，探求活的法律加以补充。这种探求是科学的探求，而非任意的判断。并略介绍海克的利益法学（适用法律时，应探求立法者所重视的利益而加以衡量判断）及庞德的社会法学（法学的目的是研究适应社会实际生活的法律）。
总结比较概念法学与自由法学的差异，认为概念法学为法律万能主义，将法律与其社会基础、制度目的隔离；而自由法学提倡法律的自由发现，并基于自由判断的不同科学基础——如利益衡量、价值判断等，衍生不同学派；两者皆具实证色彩，不同前者为形式的实证主义，后者为实质的实证主义而已。1、概念法学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自由法则认为法律应为科学之自由探求，认为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源；2、前者认为法律体系具有“逻辑的完足性”，后者认为法律有漏洞存在；3、前者对法律解释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排除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后者则强调活的法律的探求，法官对具体案件除运用逻辑的演绎方法外，亦应为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4、概念法学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自由法论肯定；5、概念法学认为法学为纯粹理论的认识活动，法官无须为价值判断，自由法论则认为法学除系理论的认识活动外，兼具实践的性格，包括评价的因素在内。全章详析之。
自由法论的内涵，承认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有不明确的范围内，可自由的创造法律，即法官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准立法者”的作用。介绍凯尔生之纯粹法学及威利姆斯之“语言与法律”。凯氏创法位阶说国家的法律体系若一圆锥形，其底层之法规范，即法院判决或行政处分，与实际的社会相接触，发生规范的作用；底层之上的法规范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规范则为宪法。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只须不抵触宪法即符规定，因而法官依据法律而为判决，乃在创造“下位规范”，也有立法的作用。“从法律的创造以及具体化的过程言，下位规范的内容当然应受上位规范内容所拘束”，但并非毫无裁量余地，“仅在依据上位规范创造下位规汇聚时，其创造的范围须由上位规范加以规律而已”。“换言之，上位规范犹若一种框，法律的解释，即在认识此种框。在框内有许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种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规范的框，即属合法。”“凯氏认为法律的解释，仅在认识上位规范的框，或框内所包含许多的可能性，无从认识唯一正确的决定。”
威利姆斯认为，语言边缘之处的边缘意义一片朦胧，究属该语言外延之领域内或外难以确定。法律条文亦如是。总有案件濒临法律边缘，难以确定是否属该法条规范的范围内。此系任何语言所难免。结论是由于语言的意义的可解释性，在法律的解释过程中，如欲排除政策上的考虑（如利益衡量、目的考量），根本不可能。
知识点4——理论认识与实践之结合
介绍法社会学（理论科学）与法学（或法解释学）（应用科学）的主要不同点。法社会学以纯粹理论的方法为基础，以纯粹理论认识的方法探求，即可达成。法学则以“理论认识”为基础，透过法律的应用，以实践法律的目的。二者研究方法不同。但法学以法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从事实证法的研究与改进。并介绍庞德的理论。庞德认为法是一种以社会统制为目的的应用科学。
简介形式的推论（直接推论和演绎的逻辑），与实质的推论（归纳逻辑）。一般命题推成特殊命题为演绎，将可能性中具有盖然性者推成结论即归纳。法解释学应以归纳逻辑的方法为之，诉讼上的事实认定，除依经验法则外，须透过归纳的方法去发现。 法学实践论
研究法学之方法：以社会学的观点，检讨法之发生、变动及消灭，据发现社会的因果法则，以探究立法旨趣。法社会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潜在的“内面的秩序”，即“第一次规范”（活生生地存在社会之中），而成文法是第二次规范。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以形式的推论为主，包括直接推论和演绎的推论）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以实质的推论为主，包括事实的归纳和历史的归纳）予以认识，再有意识的予以实践，并根据验证的测试作用，以观察此项认识是否合乎社会需要（有个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图表，很清晰）
知识点5——法律之阐释
即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1、狭义的法律解释；2、价值补充；3、漏洞补充。1指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以文义、体系、法意、比较、目的或合宪等解释方法探究法律之规范意旨。2介于1与3之间，系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及概括条款的一种解释方法。3指法律对于应规定之事项，由于立法者疏忽、未预见或情况变更，致就某一法律事实未设规定，造成法律漏洞，应由司法者予以补充。法律规定不明确属法律解释的范畴，而法律欠缺规定，则属补充问题。 狭义的法律解释： 文****释，指依照法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而为解释，据以确定法律之意义。同一法律中使用同一用语，或此一法律与他法律使用同一用语，若无特别理由，宜作同一解释。文****释之结果，有复数解释之可能性，即应依论理解释及社会学的解释，始能解决。
体系解释即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之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项款之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之法意，阐明规范意旨之解释方法。该方法能维护整个法律体系之一贯及概念用语之一致。
扩张解释，指法律规定之文义，失之过于狭隘，不足以表示立法之真义，扩张法文之意义，以期正确适用。扩张解释虽亦有目的上之考虑，但与目的性扩张（属于漏洞补充）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目的性扩张，指对法律文义所未涵盖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将之包括在内，为贯彻规范意旨，将该一类型包括在该法律适用范围内之漏洞补充方法而言。扩张解释应析其文义内涵，目的性扩张则应述其扩张之目的。两面三刀者区别在于，视是否在文义之预测可能性之内。
限缩解释，指法律规定之文义，过于广泛，限缩法文之意义，局限于核心，以期正确适用。限缩解释（消极地将文义局限于其核心部分），虽有目的上之考虑，但与目的性限缩（指对法律文义所涵盖之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将之排除在外，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该一类型排除在该法律适用范围外之漏洞补充方法）9积极地剔除不合规范意旨部分）不同。与扩张解释与目的性扩张不同（刑法因罪刑法定原则不可适用目的性扩张），限缩解释与目的性限缩在民刑事上均可使用。
（http://qlhj.fyfz.cn/blog/qlhj/index.aspx?blogid=407810 ）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第1版
第一编 引论
第一章 诽韩案之启示
目的性限缩……即法律文义所涵盖的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或不及预见，未将之排除在外，致其所涵盖的类型，逾越规范意旨，超出规范目的，此部分自不能纳入规范范畴，应予剔除，使该法律恢复原规范意旨的原貌，此种剔除不符规范意旨部分之方法，称之为目的性限缩。
顾名思义，目的性限缩，乃从规范目的上积极地剔除与之不合之文义，非如“限缩解释”或“缩小解释”，消极地将法律概念局限其核心意义，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章 恶法亦法
“恶法”一词，乍然见之，令人生厌，仿佛充满惨苛的意味。事实上，其在“法的安定性”上所扮演之角色，厥功至伟。设其不善之程度，人民犹可忍受，尚未与正义矛盾至极端，则法官即应运用法律阐释方法加以抒解，使之合于“法的目的性”。慎子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在此范围内，仍有其正面的意义。
第二编 法学认识论 第一章 法学之任务
法律之解释及适用，虽均属司法活动，但二者并非同义。前者端在发现或形成一般法律规范，以为裁判之“大前提”；而后者则以所发现或形成之一般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事实认定为小前提，运用“演绎”的逻辑方式，导出结论，亦即一般所谓裁判。
德国法官基尔息曼于一八四七年发表“法解释学之无学问价值性”的演讲，抨击当时德国法学以纯粹形式逻辑推演法律，殊不足道，“设立法者更易三个字，则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