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虽有难度，但也算中规中矩，学生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不难得出结论。但第三问却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雇佣劳动的相关表述为背景材料（“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考生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历史前提”的认识。但高考命题者并未给出第三问的参考答案，言外之意为开放性试题。仔细考量，此处已经涉及到学术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前沿性成果，意在考察学生能否认识到“雇佣关系”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伴生物和根本性标志，并对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剥削方式进行分析。这与我们日常教学时对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显然相左。面对这样的试题，作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笔者不禁想问，我们的日常教学到底是应该以课标为导向，还是应该遵循高考命题的趋势？这种高考命题的前沿性与课标导向的滞后性无疑导致了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前沿“对接”背后的“脱节”，也给我们的日常教学增加了不少困难。越来越多历史学术前沿性的问题也对中学历史教师的学科基础及学术视野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结语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只是笔者选取的个例。中学历史教学
与当前学术研究的“脱节”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但将更多历史学术前沿性的知识反映于中学教学之中却是未来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较为突出的学生，中学历史教育的目的更在于陶冶思想德性，匡正人格心灵，启迪学生以史为鉴，对现实有所反思。因而，作为中学生获得知识的直接途径，中学教材的编写不应落后于时代的趋势和潮流;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高考也并不是命题者们不顾中学教学实际和课标要求，一味展示自身学术能力的舞台。如何做到教材（包含课标）、教学、选拨考试三者的真正“对接”与有效结合，是值得教育工作者们继续探索和反思的。